第十一章　周恩来被剥夺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权

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决心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经过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已被制服，没人再敢多嘴多舌。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统一全党干部的思想。从北京的中央机关、国务院，到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人民政府，到180多个地委和专区，到2000多个县委县府，到80000多个乡镇和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的党政领导，要用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从上到下把大家统一起来，依靠各级党政机关再去发动和组织亿万人民，鼓足干劲，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限，这个力量是可以移山，可以填海的。关键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就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国务院，务实的周恩来总理有经邦济世之才，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主张尊重经济规律，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他的主张又得到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不把这些人压服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

继1957年8月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住1958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会议，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规律的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批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全党推行开辟了道路。

在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上，毛泽东下令将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周恩来主持定稿经过政治局批准发表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反冒进的罪证，并选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作为批判的武器，一并引发给了与会者。

《登徒子好色赋》是古代词赋家宋玉先生的一篇著名作品。大意说，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所：宋玉长得漂亮，口齿伶俐，又性好色，请大王不要让他出入后宫。楚王实之宋玉，宋玉奏对：“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词，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并举事实为证：“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女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而登徒子的妻子，秃头，呲牙。驼背，满身疥癣，还有痔疮，这样一个丑陋不堪的女子，登徒子与他生了五个孩子，大王明察，究竟是好色呢？毛泽东发古之幽情，是把周恩来比作华言喧听、并无真才实学的宋玉，说反冒进所用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诡辩。

1月12日，毛泽东住会上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加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加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加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舆闻，事后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是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这等于说周恩来要夺他的权。

周恩来因有外事活动，于13日到达南宁。在16日的会议上，大庭广众之前，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指点着周恩来：“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只能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在众多高级干部面前，与周恩来摊牌。与会者得到的暗示是柯庆施可能要取代周恩来出任总理。

到成都会议（3月9日至26日）上，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还大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话的说法当然有毛泽东的风格：

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把我画得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共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相结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好。

按实际身高，斯大林比毛泽东略矮些。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在条约上签字，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一大批中苏高级官员在条案后站成一排，摄影师拍照，待要按快门时，斯大林机警地向前迈了半步，这样照出像来，毛泽东和斯大林不相上下。中国画家是根据这个画的，两位领导人的身高也没有去量过。中共长期以来的宣传是马恩列斯毛，把毛列在第五位，毛泽东则多次公开讲话，要求不要把他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如今斯大林去世了，毛泽东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新的信息，借批评那位画家，批评党内同志不敢把他捧上斯大林那样高或比斯大林还要高的政治地位。要是反对个人崇拜，轻则是屈服赫鲁晓夫的压力，重则是“要求崇拜自己”。

柯庆施扮演新一轮个人崇拜的头羊，他竟然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其他人也跟着吹捧毛泽东，新一轮个人崇拜开始升温。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979人，列席代表389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省辖市的省委书记、大企业的党委书记。这次会议，正式宣告大跃进开始。

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基调，报告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报告正式向全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周恩来当然知道，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公开检讨，等于公开宣布取消自己的作为国家总理领导经济建设的资格。为准备这次检讨，他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在中央领袖集团中，周恩来是极少数的几个和毛泽东共事到底得到善终的人。他太了解毛泽东的为人了。他知道进入北京以后，与毛泽东作为同志和战友的关系已经结束，而开始了一种君臣关系。令由毛出，事由周办。虽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伴君如伴虎，随时可能被虎伤害，他得慎之又慎。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眼看整个国民经济像野马一样狂奔，凶险是可以预计的，作为总理，应痛切陈词，说服毛泽东，但好心不一定被理解，自己很可能成为一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的代表，毛泽东已经说“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并几次讲到准备党的分裂，就是表示一意孤行到底的决心。这条路是不能走的。一条是辞去总理职务，不做违心检讨，让历史证明是非。这样做等于和毛泽东摊牌。毛已经有了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能量，党内希图通过拥毛捧毛得宠高升的人大有人在。这样做，自己错了要被打倒；如果对了更要被打倒。后一条路就是违心检讨，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紧跟毛泽东，保持路线、政策的一致。将来出了乱子，我再出来承担责任，收拾局面，把毛泽东放在永远正确的第二线。周恩来的思路定在第三条上。他把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总理兼职秘书范若愚找来，夜阑人静之后，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说得很慢，有时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中间陈云来了一次电话，二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打完电话，周恩来说得更慢了，足见其内心的矛盾冲突何等激烈。

检讨稿写出来后，周恩来又细细推敲修改，然后打印清楚，送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过了几天。稿子退回来了。毛泽东把一些过重的话删掉了，有些话改轻了，把问题的性质限制在认识的范畴以内，好像毛泽东并无撤换总理的打算。周恩来理解，毛泽东这次逼他检讨类似七届四中全会让刘少奇做检讨一样，毛认为这对于巩固他的领袖地位是绝对必要的。只要刘、周挂不起帅来反对他，全党都只能跟着走。对，一块儿对；错，一块儿错。

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下，周恩来走上怀仁堂的讲台、他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中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正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建设社会主义，包含着目标和方法两方面的问题。也不要社会主义，是关于目标的问题。这样建设和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前者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后者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矛盾。毛泽东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地方法，也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化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扩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底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就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后讲话，坚定地肯定了1956年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前进和发展是总的趋势，指出必须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不要“促退会”。不久，党中央又根据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在全国展开了增产节约的运动。这样，才扭转了形势，使1957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但是，尽管如此，如果那近三年生产和建设的速度作一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反“冒进”的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我国1957年建设事业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个事实，正是说明了两种方法造成的两种结果。大跃进从正面教育了我们，诚如少奇同志所说的，“正是由于这种反复，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正确性，就看得更清楚了。”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了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会”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从整风和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错误。

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方针。

周恩来这个检讨发言，听起来真诚、朴实、自然，定性准确、分寸适度，上纲恰当。

后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或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恩来把毛泽东定格为“真理的代表”，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大大强化了毛泽东的专横独断的地位，赢得了毛泽东的欢心，检讨过了关。

随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作了检讨发言。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1958年5月25日召开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名，林彪晋升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党内盛传柯庆施将出任国务院总理、知趣的周恩来向毛泽东上了辞呈，彭德怀与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周彭的请辞报告。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直对周进行挽留，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由于周恩来检讨得“好”，毛泽东尊重常委多数的意见，没有撤周恩来的总理职务。但他深知周恩来是个讲“良心”的人，依靠一个讲良心的总理是不能完成大跃进的历史任务的。据胡乔木回忆：

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质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

周恩来为什么这么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是管家人，知道1955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7%，基本建设却要翻一番，增加100%，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周恩来说服了刘少奇和政治局的多数，把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200亿元减少到140亿元。这才勉强把日子过下来，没出大乱子。10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确认了反冒进的方针，周恩来把基建投资预算从243亿元削减到111亿元，减幅为54%，这才使1957年成为建国以来少有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年。

有这样务实能干的“贤相”本是毛泽东之福，但毛却认为周恩来妨碍了他。这时毛泽东已下定决心大限度地剥削农民，以便手里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来，支援世界革命，使自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他要亲自挂帅到第一线来领导工农业生产，组织和指挥大跃进。既不能搞大动作撤换周恩来，他搞了许多小动作把周恩来架空。毛泽东提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财经小组12人，陈云任组长，谭震林任副组长；政法小组5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6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6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10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0日，专门发了一个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毛泽东在文件中明确规定：

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一同有检查之权。

毛泽东写完这段话，又写一批办笺：“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阅，小平办。”毛改变了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把周恩来排在了彭真后面。彭真不是常委，协助邓小平管书记处，是个没有名分的副总书记。这个名单排列表明，周恩来降格了。

这样一来，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周恩来成了影子总理，只做一些迎来送往跑龙套的事情，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毛泽东亲临第一线，直接指挥那五个小组，组成了“政治设计院”，自兼“院长”，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果然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只要他一句话，各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就闻风而动干起来。这就是大跃进的领导体制和指挥班子。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九条发明了“生产计划两个两本账”的跃进工作法。“中央两本账，一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地方”当然是指省市自治区一级，地、县、乡三级怎么办呢？按照这个模式来套，计划就浮夸得没有边了。对于两本账工作法，中央财政部党组1958年5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是这样理解和贯彻执行的：“这种方法，就是先定第一本账，组织一次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突破第一本账的收支标准，打破第一次平衡，编制第二本账，组织第二次平衡。这种计划的方法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提出来的，它是我国计划上的一次革命。”所谓“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组织第二次平衡”，实际上是不顾财力、物力的条件，留下很大的缺口，硬干、硬上，干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两本账工作法是给浮夸、虚报、造假披上计划革命的外衣，使高级干部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吹牛撒谎。

根据两本账工作法，毛泽东亲自挂帅的“政治设计院”运作起来了。

六月中旬，李富春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要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钢产量，周恩来2月18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是达到1600万吨，如今李富春提出的指标是6000万吨，翻了四倍。他还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打开眼界。”

6月16日，李先念送上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财政收支的预算。第二个五年的财政收入，初步框算为4000亿元，每年平均递增33.8%。支出初步框算，为4340亿元。与收入差340亿元，可以在动用预算外收入和仔细核算过程中解决。支出中，基建投资为3050亿元，占全部支出的70%以上。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

6月17日，薄一波向毛泽东送上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说1958年的国民经济，从上半年看全年，第二本账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这就使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三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对1959年的工业生产，估算工业总产值将比上年增长60-70%，钢达到2500万吨。毛泽东阅后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农业部也不敢落后，六月中旬送上报告，说“二五”期间农业方面的第二本账是：1962年粮食产量8500亿斤，按七亿人口计，每人1200斤，粮食作物总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棉花产量8000万担，平均每人11.5斤，棉花单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大家畜计划发展到1.5亿头，猪5亿头到7亿头，羊2.5到3亿只。居然把第二本账毫无根据的空想当成了马上就要实现的现实。

1957年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时制定的1958年经济计划，其主要经济指标是：钢：624.8万吨粮食：3920亿斤棉花：3500万担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靠边站，毛泽东亲临第一线主持党政合一的“政治设计院”，经过两本账的戏法，制定了1958年的跃进指标：钢：1070万吨粮食：6000-7000亿斤棉花：7000万担钢产量1957年是535万吨，1958年指标为1070万吨，恰好是翻了一番。

从决策翻一番的经过可以看出，毛泽东治国真如同小孩做游戏。据陈云回忆：“6月19日晚上开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注：冶金部部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日才决定搞一千一。”后敲定1958年钢产量的这次会议，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王鹤寿关于钢产量的一些报告，也是绕过周恩来，直送毛泽东或经刘少奇转。

追踪这个热昏的决策，又追到了那个正在为当总理创造业绩的柯庆施。他是上海第一书记，还是华东协作区主任。据他在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华东五市（注：福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钢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800万吨。”柯庆施送来的“好”消息成了毛泽东的第三本账，既然华东可以搞到800万吨，其他地方还不能搞300万吨吗？！翻一番的指标是毛泽东的第四本账了。我们可以说，柯庆施误导了毛泽东，但是，难道不正是毛泽东误导了柯庆施吗？

封建王朝留下的谚语是：吴王好剑术，百姓多疮瘢；吴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好什么呢？他好的是高速度、大跃进、一年赶上英国。下边的各级干部在升官的巨大诱惑和保官的巨大压力下，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去创造奇迹，实在创造不出来，也得把奇迹编造出来，既然不能说办不到，就只好不讲“良心”说谎造假。

不整人无以立威，不提人没有干将。也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和紧接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李富春等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等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地方主管柯庆施、王任重、陶铸、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等捷报频传；中央部门中李富春、谭震林、罗瑞卿（庐山会议后，他荣升总参谋长）也相当积极。

为了把右倾保守（即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打下去，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和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告诉大家要从组织上准备和调整大跃进的各级领导班子。毛泽东点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作宾，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等，这些人都受到了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对省、地两级班子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打击有不同看法的人，提拔信用支持者，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压力与动力的支持下步步走向高潮的。

地方大员中迎合上意吹牛撒谎不讲良心的要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村发展纲要》。规定黄河以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150斤到1967年提高到400斤；黄河以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208斤到1967年提高到500斤；淮河长江以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400斤提高到1067年的800斤。这就是所谓的四、五、八计划。这个计划并不离谱，如果在12年内扎扎实实地去完成，粮食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一倍半以上，已经算是跃进了。河南地处中原，三种情况都有。吴芝圃在成都会议上说：河南一年之内就能实现四、五、八，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被毛泽东封为大跃进的先进典型，3月20日，毛泽东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在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农业纲要的重要一条是水利化。吴芝圃把河南水浇地面积虚报了2.4倍，也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说：“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吴芝圃本是河南省省长，把讲良心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提出的农业发展计划打成“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在5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点了潘复生的名，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的支持下，揪出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全省抓出“小潘复生”二十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人。提了一批以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为代表的没良心的“左派”，形成了河南大跃进的领导班子。八大二次会议还没开完，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知，任命吴芝圃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免去潘复生的职务，从北京揪回河南批斗。

对河南问题的处理把各省的第一书记骇了一身冷汗。要是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当了“观潮派”、“促退派”或“秋后算账派”，就要准备当潘复生，南宁会议时潘复生还是座上客，如今成了阶下囚；同时也提醒各省的二三把手，盯着第一把手，只要他讲良心，讲实事求是，你们升官的机会就到了，吴芝圃就是你们的榜样。于是，你左我比你更左，你说谎我比你更能说谎，你吹牛我比你更能吹牛的政治环境形成了。为了迅速筹集手里那一把米，把国外的鸡叫来，毛泽东要让国内人民做出大的牺牲，他不仅需要一批敢于杀鸡取卵的根本，而且需要一批能够画饼充饥的干部。

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这是全国第一个“高产卫星”，新华社广播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全国“卫星”齐放的局面。

6月11日，河北魏县，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3530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登载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他是看了遂平县连发两颗“丰产卫星”的消息撰写此文的。他说：“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终极限就等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钱先生的文章影响了一大批醉心放卫星的干部，成为后来放亩产四五万斤的“科学”根据；连毛泽东也相信了钱氏的理论，相信亩产几千几万斤是真的。这篇文章对大跃进推波助澜，起了很坏的作用。

6月底，国家统计局在保定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卫星”就放得更大了。

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

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蹵什克农场小麦亩产8585斤，这是小麦的高亩产量。

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亩产早稻36956斤。

8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亩产中稻43075.9斤。

8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应城百湖乡长春社亩产中稻43869斤。

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亩产中稻52599斤。

9月5日，《人民日报》广东蒲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中稻60435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中稻82525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130434斤10两4钱（130434斤，中国市斤，16两为1斤，所以还有10两4钱的小数）。这是水稻的高亩产量。

这些高产卫星是怎样放出来的？我们解剖一个卫星就知其余了。

河南信阳鸡山公社的水稻，8月下旬基本成熟。公社党委于8月下旬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放出水稻高产卫星。公社党委认为，能否放出水稻高产卫星，不仅取决于党委的决心，而且也取决于党委一班人的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所谓统一认识、统一口径，就是对弄虚造假不能有任何怀疑，上级公布后不能说三道四）。共同欺骗上级、欺骗舆论，这作为全体委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放水稻高产卫星，必须要内定一个标准，经过党委研究确定，不能低于45000斤。28日晚，公社党委在新集大队召开放水稻高产卫星动员大会。公社书记要求参加放卫星的全体社员，要统一组织，听从社队干部指挥，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讲的绝对不讲，有说三道四者按右倾论处。29日早晨6时许，205名社员，在社队干部的组织下开始收割水稻。30日下午，6亩6分三厘试验田及其周围总共430多亩水稻都集中统一堆放在13个打谷场中，日夜突击打场，9月1日中午12点打收结束。然后过秤计算产量。过秤结果共打稻谷324375斤5两。这本是436亩的产量，鸡公山公社党委将其认定为6亩6分3厘试验田的产量(324375.5/6.63=48925)，得出亩产48925斤的卫星记录。迅速向县委报喜；然后，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中央登报广播，宣布又一颗“卫星”上天。

脱离常识的造假是很难统一群众的思想的，总有一些人说长道短，这就需要借重于专政的威力。信阳事件后，陶铸、王任重前往调查，据王任重说：“西平县因为7320斤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一万多人，打跑7000多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毛泽东对自己呼风唤雨造成的大跃进局面踌躇满志，在第十五次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番话：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底3700亿斤增到7000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3300万担，今年大概有7000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如果今年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了，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10000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000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毛泽东在高国务会议上把大话说出去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后果非常严重。当发现“卫星产量”都是假的，粮食根本没有增产的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决心按各省虚报的产量跟第一书记们要粮食，于是，省委书记逼地委书记，地委书记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逼公社书记，公社书记逼生产队长，交不出高指标的粮食，就说他们伙同农民瞒产私分了。这个反瞒仓私分，成为后来饿死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