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三代贫农的女儿高喊“打倒毛泽东”的标语牌闯中南海

1960年6月10日至18日，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至1962）的补充计划问题。

18日下午，毛泽东以《十年总结》为题目，羞答答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57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958年5月党大会制定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年8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着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8月底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9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11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12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限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限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9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1959年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始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致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7月的党代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如此。

这篇讲话，据毛泽东自己说是用了2个多小时写成文字的讲稿，问题的提法、分寸到都是经过斟酌的。这是大跃进失败以来，毛泽东第一次承认自己有错误。这次毛泽东没再批评周恩来“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是充满感情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二五”计划是周恩来在八大提出来的，会后不久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被认为是“右倾保守”，“消极平衡”，不符合“两本账”的工作方法。如今承认“二五”计划是好的，是间接地、迂回地撤销了原来的批评。毛泽东对1958年8月以来大炼钢铁问题上的失误所作的回顾和检讨，是避重就轻的“杰作”。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2是坚持要在1958年实现钢铁产量翻一番，完成1070万吨钢；他不提1070万吨，大谈不该提出1959年完成3000万吨，而后又一次次递减，直减到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如此说来，在大炼钢铁问题上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他批评下边，“管农业的”，“管工业的”，“管商业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县、社、队的同志”，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是把自己摆在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贯正确的位置上，强调“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这种说法下边是很难心服的。

开完上海会议，7月3日毛泽东到了避暑胜地北戴河。他在继续思考怎样既转好弯子，又保住面子，这时候，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使他的面子扫地以尽。

一天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地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反革命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察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铐上手拷，做了简单的询问，口供笔录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南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说明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30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有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30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去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北门值班室人员不敢隐瞒，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于百忙中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病中的毛泽东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份简报是别有用心。1960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扔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才勉强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事实。真的死人了吗？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粮食紧张吗？死了一些人，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但政治局委员的绝大多数，都明确肯定地向他汇报：有统计数字，各省区的农村人口在成千上万、成十万、成百万的减少，再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了。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修养思考一个时期。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同意为100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根本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总司令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全会（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全会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总书记邓小平在7月31日会议上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归我们处理了。”邓宣布后，毛说：“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渡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此次，毛泽东退居二线（但绝对不是放权），开始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整顿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分头下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就地处理灾情。只有毛泽东、林彪两人没有下去。毛泽东去了杭州疗养，林彪常住苏州养病。

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非正式地给周恩来“反冒进”的问题平反，恢复名誉，似乎是让他放手整顿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的一个信号。

周恩来机敏地接受了毛泽东的信号。在8月国家计委讨论编制1961年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8月底，李富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同意计委的意见，并增加了“充实”二字，变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其适用范围则由计划部门个工作方针变成党和政府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时肯定了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大跃进的终结。

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后果是极端严重的。各种比例失调，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乱了套。

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年至1960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了“一五”计划期间平均积累率24.2%的水平。

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钢铁工业畸形发展。1958年至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了22.8%。

第三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工业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

第四是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由于基建规模盲目扩大，增加了几千万职工生活保障的开支，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后是商品粮的供应能力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严重失调。以农立国的中国，自己养活不了自己。

周恩来做了巨大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甚至自己拨拉算盘，总算弄清了三年粮食产量的糊涂账。

1958年，庐山会议“核实”为5000亿斤，经再次核实为4000亿斤。

1959年，原估产5400亿斤，比庐山会议“核实”的1958年产量增加8%，实际不但没有增加，还大幅度减产，实际产量为3400亿斤。由于估产偏高，这年征购粮食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348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各地饿死人的事情日趋严重。

1960年由于农业上调整政策不落实，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1949年的水平、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

面对这样的局面，周恩来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责任心和卓越的治国安民的能力。

在1958年5月至1960年6月两年时间国务院脱离周恩来掌控的情况下，国家战略储备粮被掏空了。作为总理，他首先要让全国人民吃上饭，不能再让饿死人的势头蔓延。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960年6月底报告称：入夏以来，北京存粮只能七天，天津只能十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队十个城市的存粮只能八、九天，周恩来艰难地与产粮省商量，调运粮食给几个大城市化工业区，保证这些地方没出大乱子。周恩来在陈云的支持下，冒着政治风险，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建议进口一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第一批运粮船1961年初从澳大利亚抵达天津港。为了及时向灾区分发调拨，他指示外贸部紧急进口1200辆卡车，交粮食部专用。1961年进口粮食580万吨，减去出口136万吨，净进口444万吨。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令人遗憾的是，周恩来恢复职权太晚了，他1960年秋天才弄清全国缺粮的数字，尽管火速行动，在1961年初第一批粮食紧急调往灾区时，又有成千上万的农民饿死了。

1960年是国家经济形势糟的一年，是死人多的一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出现信仰危机的一年，是毛泽东应该退出政治舞台的一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年9月林彪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一个挺毛的决议，有这样一些石破天惊的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的任务。

在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二号人物，主席接班人刘少奇的专利。别人只有跟，不能超越。八大政治报告和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些年一直是提“学习毛泽东著作”，直至1960年9月28日中宣部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宣传和学习报告还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宣称要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还没有什么大动作，林彪突然以军委扩大会议的名义，搞出了这么一个超越八大、超越党章的文件，等于从刘少奇手里抢过了“个人崇拜”的大旗，中共上层平静有序的生活被打破了。全军乃至全党都得跟林彪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调子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形成了又一个司令部，与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相对立的另一个发号施令的机关。而毛泽东是站在路边那一边的，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初形成。因此，林彪此举是向八大通过的党章挑战，是向刘少奇、邓小平挑战，是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挑战。在林彪和几百万军队的威慑下，没人敢再翻腾三面红旗的错误，没人敢追究饿死人的责任，只能悄悄地纠正“下边”的错误。

周恩来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农业生产，“左”的高调再不能唱了。他亲自于1960年11月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毛泽东加上“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允许社员经验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毛泽东加上“至少20年不变”）；恢复农村集市等。

当时妨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大问题是“穷过渡”的政策。“共产风”是它的表现，共产风的出发点是穷过渡，落脚点还是穷过渡。毛泽东认为农民穷，没有什么财产的拖累，愿意共产，容易过渡。1958年北戴河会议通过的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亲自规定“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到1960年上海会议他还“设想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如今毛泽东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紧急指示信》中加上“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是对上海八年过渡完的重申。这就为日后的再一次折腾埋下了伏笔，《紧急指示信》在农村的贯彻，起了稳定人心，恢复农业生产的作用。

在1960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随即问在座的人：“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

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大跃进，接受了八字方针。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

福建龙岩地委发现毛泽东写于30年代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后来正式发表毛泽东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会前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如获至宝。在会上借题发挥，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的一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言下之意是他早就是实事求是的，有三十年代的文章为证。这几年的不实事求是、吹牛、撒谎、弄虚造假，绝不是他煽起来的，是忘了他多年的教导。错在各级，只有领袖正确。他又站在一个正确的制高点上。

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命令他的三大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各率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下到生产队做调查。

1961年4月，刘少奇来到湖南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进行调查。他选择的住处是生产队养猪的一间破旧空房。一张铺着稻草的旧木床，两张油漆剥落的饭桌和四条长凳，构成刘少奇的卧室兼办公室的全部陈设，窗户漏雨用雨布遮挡，没有电灯用蜡烛照明。他和王光美就住在这里，开始了44天地湖南调查，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省委第一书记们也纷纷下去了。

毛泽东在林彪的支持下牢牢地控制着局面。尽管他是这几年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犯了大错误，制造了大麻烦，本该引咎辞职，但他摇身一变，成了置身事外纠正全党错误的教师爷。因为林彪说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全党都得跟着他的魔笛跳舞。

这时候，农村的集体食堂还被当作“社会主义阵地”艰难地固守着。

4月14日，胡乔木给毛泽东送来报告称：“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河北有一位农民当面毫不客气地对周恩来总理说：“再吃两年大锅饭，连你们也得饿死了”。（《羊城晚报》1998年3月11日，第十版）5月7日，周恩来从邯郸给毛泽东打来电话：“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问题。”

5月9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给毛泽东来信：“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我重点调查了三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几十个食堂调查，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省委考虑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如何勉强。。。。。当前即是要散，也要有准备地散，避免发生混乱。”

5月9日朱德从四川给毛泽东写来亲笔信，为民请命，再次建议解散农村的食堂，说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40-50%。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和粮食问题。

在讨论修改公社条例的过程中，取消公共食堂达成了共识、条例（修正草案）中是这样表达的：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由社所有制退回到生产大队所有制，即是说在所有制问题上，由人民公社退回到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在中共的文件中，“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的含义是不同的，在这以前是指生产大队。

9月27日，毛泽东在河北邯郸找了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解学恭，管农业的省委候补书记王路明，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邢台地委书记刘琦，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山东省委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农村工作部部长程怀仁开座谈会，征询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大家认为，“农业六十条”规定的大队是经营核算单位，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仍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主张实行大包干制，即生产队承包农业生产任务后。除了上缴给国家、大队的部分外，剩下全归生产队支配，绝大部分分配给社员，实行这种办法的，人心稳定，生产都比较好。毛泽东口问心写，亲自作如下调查记录：“三包一奖制度是繁琐哲学：你看，有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1128笔账。光定额就有400多个。”回到北京，29日他给常委们写了一封信，说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问题。。。。。我的意思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

从此，在所有制问题上又退了一步，退回到1955年初级农业社的水平。所谓“一大二公”的公社制度名存实亡了。毛泽东要面子，公社是他提出来的，名存实亡可以，但不能说搞快了，更不能说搞糟了，公社的牌子还要继续挂着。所有制放在哪一级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农民自己能够解决好的问题，被毛泽东搞得十分复杂，十分玄虚，好像全党都不明白；如果1955年听邓子恢的话，不批“小脚女人”，不办高级社，不一误再误进入人民公社这个迷宫，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多的脑筋，既要说明进入迷宫是正确的，又要从迷宫里走出来。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时毛泽东住在武汉的东湖甲舍。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辉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奉周总理派遣于9月22日到达武汉，安排毛主席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辉谈到：“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敬佩，他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

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北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第二天．蒙哥马利的专机到达武汉，在胜利饭店下榻。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

“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蒙哥马利真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

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你知道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讲话，而且公之于众，有多方面的意思，但是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

第一，他知道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甘肃的以及其他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了，刘少奇要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给刘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年夏天，毛会见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第三，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

林彪看到外交部这份简报，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他的病一下子加重了。头疼，烦躁，坐卧不宁。产生一种随时可能被揪出来的恐惧感。他对叶群说：“搞得不好我真会是高岗的下场。”

党内老狐狸康生，自告奋勇要当《刘少奇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

陈伯达控制的《红旗》和《人民日报》1962年8月1日全文发表经刘少奇修改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至于刘少奇本人，那更是感恩戴德，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来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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