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毛刘决裂

七千人大会由于毛泽东和林彪的干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纠“左”问题，调整政策贯彻不下去，据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记载：“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还有些盲目乐观和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明年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观望、等待，硬撑着空架子，不肯收摊子减人，又错过了近半年的时间。”高级干部凭他们的政治经验，感到毛泽东一定会反右，所以按兵不动，单等毛泽东一反右再来个大干快上。

针对这种情况，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休养，林彪在苏州休养，陈云请病假）。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05人。

针对全党存在的恐右病，邓小平说：“现在是有个右的问题，就是不要信心，情况看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拖下去，无非是拖垮。拖垮是什么东西呢？拖垮是“左”还是右？拖垮是右。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丧失信心，就是看见困难不采取办法，不当机立断，见事迟，情况难免，因为认识不到；但是迟一点见到了，不采取办法，，慢慢拖下去，拖垮，毫无办法，恐怕真正的右是这个。”

刘少奇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在经济上来说，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

晋国近一年的调整，按照1962年代调整计划，同1957年比较，农业总产值仍将减少22%，主要农畜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还将低于1952年的水平；轻工业总产值将增长9.6%，而其中6种吃的将减少37%，14种穿的将减少39%。1961年粮食（包括大豆）总产量约为2850亿斤，比1957年减少了850亿斤。1961年全国农村每人平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比1957年大约减少130斤左右。粮食收支还有80亿斤的短缺要靠进口来解决。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周恩来、陈云、李先念主持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报告涉及的问题很多，主要是减人、平反和恢复粮食生产问题。所谓减人，是为了解决商品粮危机，下决心减少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

会上印发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把裁减1000万职工和缩减2000万城镇人口的方案，作了详细周密的说明，细致地规定了各系统减人指标、对象、具体办法、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处理职工待遇等问题。

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是三年大跃进“大办”各项事业的直接结果。工业上到处铺摊子，到处“大办”，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棉花7000万担的错误估计上面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厂，所以大量招收职工。1961年底全国职工总数为4170万人，比1957年的2450万人多1720万人。实际上1961年比1957年粮食产量减少23%，而职工人数却增加了70%，农村提供的农副产品。供养不起这么多职工。以棉纺业为例，1962年棉纱的计划产量这样260多万件，加上下一年增产的需要，仅保留500万纱锭，一百个以下的纺织厂就够了。可是当时棉纺织工业有1000万个纱锭，236家纺织厂。许多机器没有原料（棉花），工人没有粮食，停产下马就减工人势在必行。陈云在西楼会议时说：“去年压缩城市人口1000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吃掉40多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村征购40多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十来亿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着吃，比较好办。

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大办教育还多招了一些学生，办起了许多根本不够规格的所谓“大学”。刘少奇特别嘱咐：“减少学校的学生，我看要注意方式。我们要保证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广州这些大城市中不闹大事，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我们也要准备出乱子。。。。。。。我想，我们是不是准备一种戒烟性的维持秩序的办法，大乱子已经出了，秩序已经乱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戒严，断绝交通，把秩序恢复，我们要有所准备，讲清楚，先要开会研究一番，中小城市也不要乱来，开枪打死人是不行的。”

刘少奇还说：“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状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恢复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积极的措施。除开这样搞，还有什么积极措施呀？你说还要搞多少万吨钢，多少万吨煤，那才叫积极？这叫消极呀！恐怕提出那样的高指标是消极的。我们要拉长农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拉长农业战线。”

所谓平反，是给在三年大跃进中主张守生其实，被“拔白旗”、“反右倾”受到处分的成千上万的干部平反。不给这些人平反，那些颇带有右倾色彩的各项政策上的调整，就很难推行。人民心里有顾虑。想当年每个县办多少个工厂是有指标的，要求少办几个工厂受了批判，犯了右倾错误；如今要关厂下马，比当年的罪过严重得多，中央政策一变，再来一次反右倾，那还不得进监狱？干部有这样的痛苦经历，你批他观望等待也不行，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错案翻过来。1962年4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制定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请大家注意，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这个问题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干部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问题，主要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影响群众，实际是影响很大量的群众。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比如河南40万，实际上不止；全国估计总有1000万，影响的人数有数千万。。。。。。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刘少奇插话：不要一个一个地去甄别。）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下级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听到，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在我们不是要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这件工作，请各个中央局告诉各省，凡是做了的，继续做；没有搞的，用迅速的比较简便的办法。凡是这样做的，一定要向前走当面公布，不止是当面，不止是对干部，一定要对群众。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是搞得不对。”

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使六亿五千万人民吃饱肚子，摆脱饥馑，是国家的大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上发言：“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以小队为核算单位的所有制问题尚未完全落实，耕畜、自留地等均有不少遗留问题；房产、林权等也没有定下来，均应尽快解决。看了几个县，不管气候怎么样，凡是自留地都是好的，大田都不好。这说明，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小自由有它的优越性，个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将来造成两极分化，危险在那时候，在将来，危险不在当前。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是会满意的。我认为，平均土地在二亩以下的，可以20%，二至四亩的7%，四至六亩或者六亩以上的不超过5%。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总数不要超过总耕地面积的20%，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20%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广西龙胜县的小区有10万人口，土地不多，这个地区，现在单干60%。原因有多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山区分散。我告诉他们，这样的地区不要集体，就要他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上调（粮食），有什么不好？”

朱德说：“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现在下去的人，每一个人都分自留地，人没有地不行，我们北京为什么要搞机关生产呢？就是因为吃靠不住。赚钱是小事，吃要紧得很，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农业和副业结合起来，社员的收入就增多了，生产队也就富裕了。国家把生产资料统统拿到手里，不分给他，你有什么法子不让他偷？他不偷得不到东西。

你分给他，他就不偷了。”

包产到户，兹事体大，刘少奇不敢决断，说：“邓子恢讲的这些问题，以后将来再讨论。”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上上下下都明白，包产到户能救荒，能治穷。但这违背毛泽东思想。饿死百姓事小，违背“思想”事大。各级干部都被整怕了，大多数信守这一条官箴，看住百姓，不许单干。但在活活饿死的威胁下；仍有铤而走险的人。1959年安徽省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王庄生产队有个老汉刘庆兰，73岁，带着有肺病的儿子进了深山，做了桃花源中的化外之民。父子俩开荒16亩，第二年收了粮食3300斤，留下口粮、种子粮、饲料粮1500斤，给队上交了1800斤粮食和60元现金，以赎单干之罪。

附近灾区的农民闻之红了眼，于是兴起了单干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大跃进中跟得紧，安徽饿死人在600万以上，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说过曾希圣应该开除党籍。曾觉得对不起安徽百姓，这次冒着丢官的风险同意了下边搞包产到户。为了应付中央，他在名词上动脑筋，起名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从1961年3月6日起，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85.4%。

安徽的包产到户风很快就吹遍全国。到1962年上半年，一般生产队占20-30%，有的达到70%。1962年7月24日，新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上送《关于河南实行借地渡荒问题的报告》称：豫东、豫北400万人口的地区，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28.6%；一般地区（约4000万人口）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16.5%。农民交口称赞，说这是“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可以减少人口外流），“叫人政策”（可以把外流人口叫回来）。正在河南负责查处吴芝圃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1962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带工作组到湖南韶山调查，农民知道他的特殊身份后，强烈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希望他把乡亲们的要求告诉毛泽东，给农民一条活路。田家英回到北京，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湖南农民的意见。同时向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作了汇报，他们都同意，并授意田家英起草文件。田家英就起草了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内容的《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但后一关要通过毛泽东。

7月8日，陈云求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他在家乡的农民家里15天，开了10次座谈会的情况，结论是：农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毛泽东未置可否。

陈云将毛后的一天，刘少奇带着常委多数的意见又去找毛泽东。这位宣称退居二线的主席正在游泳池奔涛戏浪，似乎知道刘的来意，在水里吼起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觉得总不能这样谈工作，就在更衣棚坐下来，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把想好的话端出来：“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调整政策还得继续，该退的要退够。”

毛泽东蛮横地否定了常委多数的意见，他把自己的面子和“一贯正确”看得高于一切。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竟没有把这位独夫唤醒。如果说毛泽东开始推行合作化、公社化是出于好心，饿死人的后果是他始料不及的，这时仍不改弦更张，则是出于私心恶意了。

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是检讨三年来的错误，实行各种调整政策以来，毛泽东进行反攻倒算的一次会议。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主题讲话，大讲阶级斗争，严厉批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说：“现在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起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为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于是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上至陈云、邓子恢，下至田家英纷纷作出检讨。

开完北戴河会议，又回到北京开八届十中全会。从8月26日开预备会议，先批邓子恢的“单干风”，再批彭德怀的“翻案风”（彭德怀上了8万言的申诉书），后借批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以平掉彭德怀的西北山头。开了29天的预备会，八届十中全会于9月24日正式开幕。毛泽东不再捍卫那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新提出了一条基本路线，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悄悄地用这条“基本路线”代替了那条“总路线”。毛泽东抓经济失败了，要在政治上赢回来。他不再为“三面红旗”辩护，讲什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那样老打被动仗，他退出了不熟悉的经济领域，转入轻车熟路的政治领域，他由经济上的退却转入政治上的进攻。他攻击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领导国家渡过了困难时期，使政权免于崩溃，使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王位得以保持住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几位领导人。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62年底，取得了显著成效，1963年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回升的趋势。经济刚一好转，毛泽东迫不及待，又开始折腾。毛泽东从政治上转入进攻，突破口还是选在农村。1963年2月，他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群众提出的四清是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被毛泽东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十条，被称为前十条。前十条有厚厚的理论包装，但核心思想是要说明：“党高举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前几年农村中的一些坏事，虚报产量、一平二调、拆房伐树、反瞒产、浮肿病、饿死人，都是阶级敌人和四不清干部在捣乱。因此，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用这种办法把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等根本政策上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责任，转嫁到广大农村干部和那些被管制的地主、富农身上。部分农村干部确有作风不好、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错误，但不是那些大灾大难的主要原因。被贬为贱民阶级的地主富农更没有操纵政局的能量。毛泽东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一个浅显朴素的真理是：在全国政权100%不在共产党手里的时代，在国民党时代，在封建王朝各个时代，都没有饿死过这么多人！

刘少奇没有参加五月杭州会议。他于4月12至5月16日子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以共和国主席身份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回国后看到前十条，刘少奇认为有些政策界限还不够明确具体，为了紧跟主席，他于9月6日至27日，在彭真的协助下，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被称为“后十条”。后十条高度评价前十条“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但重点强调团结两个95%。在“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问题上，提出了“四个区别”，即“把进行复辟活动的的阶级敌人同落后群众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以及少量的贩卖活动加以区别；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在“团结95%以上农村干部”问题上，提出要做全面分析，切忌片面性；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上中农成分的干部和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表现好的还可以分配适当工作。农村刚搞完甄别平反，刘少奇、彭真怕又把农村搞乱，想在政策上作些规定，尽量缩小打击面。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刘少奇还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社教工作队副队长。

毛泽东号召各级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180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1000多人。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清”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因此，他于1963年10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

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毛泽东以诗文唱和，只对党外民主人士，像柳亚子、郭沫若等，与党内高级干部很少题诗、赠诗一类的事。林彪又是个从无诗文雅兴的军人性格，毛泽东忽然题赠《神龟寿》，有深意存焉。

毛题《神龟寿》一诗赠林传出来后，《解放军报》曾邀笔者写一篇注释性文章，介绍一下这首诗。为此，笔者见到毛书《神龟寿》的影印件，并写了一篇短文：《关于曹操的“龟虽寿”—答李祖建同志问》，共一千多字，发表在1964年1月1日《解放军报》文化副刊上。当然当时只能是就诗文论诗文。时至今日，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毛泽东题赠《神龟寿》，是向林彪进行“路线交底”，透露他改变接班人部署的初步决心。

诗的头一句：“神龟虽寿，犹有竞时。”是毛自比，虽目前健康，有望长寿，但总有寿终的一天，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第二句是关键：“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这乘雾的腾蛇指的？是暗指刘少奇的，意在告诉林彪：别看刘在第一线很活跃，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但他不是“真龙天子”，是乘雾的“腾蛇”，对此你心中要有数。后四句则是林彪好生保养身体，准备担当大任。

林彪接此诗后，多日领悟、理解、着实兴奋了几天。后来拍成放大影印件给许多人传看。意在炫耀。但很快冷静下来，时刻提醒自己，谨言慎行，不要做了第二个高岗。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群众运动。郭兴福是南京军区第12军第34师第100团第一营第二连副连长。他带着敌情，带着仇恨，重难从严训练部队。叶剑英到镇江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现场表演。他写报告给军委领导人，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毛泽东仔细阅读了叶剑英的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体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红线，批道：“这一条我感兴趣。”根据毛泽东的批示，1月3日军委发出指示，迅速在全军掀起了练兵高潮。1964年是建国15周年，全国人民刚从大饥馑中缓过劲来，中共中央决定不举行阅兵。总参谋长罗瑞卿建议组织一次全军大比武，检阅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训练成果。毛泽东同意，林彪、贺龙等军委副主席也在报告上划了圈。组织了以叶剑英为主任委员的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

《解放军报》发社论，发消息，声势造得很大。

从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时各项调整政策初见成效，工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是：基本建设投资一千亿元左右。预计1979年粮食产量达到4300亿斤至4600亿斤；钢产量1600万吨至1800万吨。预计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2330亿元至261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1-9.5%。毛泽东在会上大造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舆论。

会议期间，贺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军区杨村军事表演的情况。毛听了很想地说：“有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贺龙立即通知罗瑞卿调那些尖子分队来京给毛主席表演。

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诸常委（陈云、林彪请假）率领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来到北京十三陵射击场，观看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军事表演，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同参加表演的分队官兵合影留念。然后，在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陪同下巡视了演习场。当毛泽东看到沙袋上有蒋介石的漫画像时，上前用拳头打了几下，诙谐地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

月2日，毛泽东同贺龙、罗瑞卿谈话说：“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多久？”

贺龙答：“要两年。”

“要很好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毛泽东叮嘱说。

从7月16日到8月23日，全军分18个区长陆地、天空和海上进行了比武，参加比武的指战员和民兵13700人，参观者87000人。通过比武，在陆海空三军掀起了军事训练热潮。据统计，全军1964年在步兵武器训练中获得优秀成绩的师比1963年增加了4倍，投弹平均40米以上的师比1963年增长六倍。

总政治部兼主任罗荣桓于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1964年9月21日肖华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上任后根据林彪的指示派出刘志坚副主任率领八个工作组到基层蹲点，意在为否定大比武搜集材料。

1964年11月23日，林彪派叶群带三个秘书来到在广东英德驻防的第43军第127师第379团。这个团队红二连是林彪发迹的老连队、叶群避开红二连，说是要在1、4、7连做调查。如果是好事。是树立先进典型，是少不了红二连的。一连是参加比武的尖子连队。叶群在一连召开的支委会上说：“这次比武是林副主席不知道的，是背着林副主席搞的，林副主席被架空了，说话不灵了。现在部队是军事冒尖，政治不浓，脱离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是很危险的。”她在1、4、7连调查后写出了报告，把这三个尖子连队糟蹋的不像样子。有些基层干部想不通要自杀。

1964年12月27日《林彪日记》记载：

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的座上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

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按着有预谋的政治步骤，12月28日，林彪来到了广州，召见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对他们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的地位。”当晚，刘志坚给在北京的罗瑞卿打电话通报了林彪讲话的内容，罗瑞卿听了很不安，当即在电话里说：“那今年我们岂不犯了路线错误？”

这时（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正在北京召开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下一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照例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是一般的汇报情况，曾好意地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不满意，但隐忍未发。后来讨论问题时刘少奇插话打断了毛泽东的高谈阔论，冒犯了毛的权威，到12月28日的会上，毛泽东雷霆震怒。他进入会场时，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上来就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他指着邓小平和刘少奇）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泽东意犹未尽，冲着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成为毛刘决裂的转折点。分歧的焦点是四清运动的重点指向哪里的问题。

毛泽东主张要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都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这番话把自己摆在了代表贫下中农跟四不清干部做斗争的政治制高点上。

在所谓“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美女的怀抱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刘少奇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其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来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提法，是因为生产刚有所恢复，人民有口饭吃了；通过甄别平反，刚把干部情绪稳定下来。在形势好转的情形下正该好好抓一抓生产。在全国到处抓走资派。势必又把局面搞乱。他在会上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主当了权的。”他想把斗争矛头引向阶级敌人，保护农村干部。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种矛盾交叉。”刘少奇想打乱仗。

毛泽东强调：“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张霖之就是。”毛泽东脱口而出。与会者面面相盱。张霖之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就凭毛泽东这一句话，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

在广州的林彪听说28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的消息后，考虑了一天，29日晚11时，再次接见刘志坚和唐平铸，口授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给毛泽东以强有力的支持。其要点是：

1964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造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要敲警钟，如果听其自然，不加纠正，那就不得了。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做根本的必修课。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

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首先是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继续搞四好。考核评比标准，第一是政治思想，第二是三八作风，第三是军事训练，第四是生活管理。一定要按照这个程式来评定部队的工作。

这一支持是以凸显林彪的政治分量和权威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堂堂正正，义正词严。林彪四两拨千斤，把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所提倡、所组织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所检阅、所赞扬的军事大比武给否定了。

微妙之处是毛泽东默许了、同意了这一否定。从时间的巧妙配合上看，这是毛林合演的一出双簧。没有毛泽东的授意，林彪绝不敢如此孟浪，以一票否定军委，以林彪否定毛泽东。军队要练兵习武，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军队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这次大比武毛还亲自检阅、亲自表彰、亲自指示推广。毛泽东所以能够容忍林彪这一动摇毛的权威的“拨正反乱”，是因为林彪主张代替“全军大比武”的是要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毛可能损失的权威，要在这里得到几十倍、几百倍的补偿，此其一；毛泽东正在跟刘少奇摊牌，而刘少奇得到政治局常委多数、政治局多数、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毛有意识地要强化林彪的权威，要强化到能压住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政治局的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为了压住这三个多数，毛认为即使自己的权威受点暂时损失也是值得的。在跟那三个多数摊牌的时候，有林彪和自己站在一边，将极大地加强自己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此其二。

毛泽东没有失望。在他批准了林彪的“拨正反乱”之后，一个把毛主席语录当作圣经的带有宗教性狂热的所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300万军队中兴起来了，随后普及到了全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的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就发行了1213万册。军队集中统一，搞一件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地造成声势，加上《解放军报》推波助澜地宣传，很快压倒了《人民日报》和所有地方报纸，更使刊登过批评大跃进文章的报章杂志的领导人胆颤心惊。颂毛成为全国舆论的主旋律。三百万军队天天大造歌颂毛、忠于毛的舆论，这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不久就要到来的决战中，使毛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毛泽东这时对军队的要求就是起这个政治作用，不是要打下台湾来。所以放松军事训练，专搞突出政治，竟成为这一时期建军的大方向。

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蚌埠同安徽省委领导人谈话时，找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说：“这个本子不错。这本书共有2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张写短文章。”当安徽省委领导人表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时，毛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再提。”可见，毛泽东对林彪主持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是非常欣赏的。从此，这本小红书推广到全国、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毛主席语录》后发行量是50亿册。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要打倒刘少奇之后，对全党的震动太大了。为了弥补这个巨大的裂痕，刘少奇登门谢罪，向毛主席检讨。1965年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有17位政治局委员参加，自己检讨之外，大家进行了批评帮助。由陈伯达记录向毛泽东汇报。

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表面上刘少奇继续主持一线工作，作为国家主席从事日常国务活动，但毛泽东不再与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暗地里指使林彪、江青等少数人进行新的斗争的准备，实际上另立了一个党中央，另立了一个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