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利用学生把国家主席拉下马

在毛泽东觉得有把握（这个把握是林彪的“5.18”讲话给夯实的）控制和操纵中央全会的时候，他下令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是在中南海书记处大楼召开的，在忠于毛的8341部队的严密保卫之下。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就代替刘少奇的人选问题征询意见。相约五人同时在手上写了一个字，伸开巴掌一对，都是一个“林”字。

但林彪端着架子躲在大连不肯到会。这件事迷惑了很多人，认为林彪不热衷于当接班人，如果这样，这些年来林彪那样卖力气为个人崇拜造势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8月6日毛泽东派汪东兴去请，晚上林彪才从大连飞抵北京，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与毛一见面就作揖，说是：“身体不行，不能当此重任。”毛泽东对林彪的假谦虚生气了，斥责道：“你想当明世宗（注：明嘉靖皇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解放后，林彪在卧室挂的条幅是“张良范蠡，急流勇退”。他经历了高岗领受毛的密旨但谋刘太急，毛翻云覆雨，又叫刘主持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问题的前车之鉴，一定要沉住气，火候要看老一些，绝不可急躁莽撞，所以出现了这样一幕。

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按惯例列席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了会议。写了第一张所谓“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也非常显眼地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宣布预备会决定的会议日程：1、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的重大措施；3、通过会议公报；4、追认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任免的决定。请读者注意，议程中没有改选常委，撤副主席的内容。

然后，由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作工作报告。他对前一段往大专院校派工作组问题主动承担责任，连连检讨。毛泽东频频插话，语言锋利，当众出他的丑。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以后，躲到杭州刘庄别墅修养去了，叫刘少奇、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挡在第一线，应付北京和全国的乱局。这是一个大阴谋、大陷阱。刘邓怎么做都不对，都要被毛泽东抓住辫子。现在知道的结果是，刘邓出来管了，往大专院校派了工作组，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要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红卫兵和刘邓对立，大轰大嗡，大吵大闹，缠住不放。逼刘邓检讨，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假如刘邓都不出来管，不派工作组，听任局面乱下去，是不是就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了呢？否！那时毛泽东会说，打砸抢抄，杀人，这是反革命暴乱，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刘邓就是黑后台，修正主义党变成了法西斯党。毛会牺牲几十万学生，出来保护那些受害者。他又一次变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掌握着话语权，一言九鼎。这就是独裁者的厉害。毛泽东料定刘邓是不会看着局面乱到失控不管的，经过反右斗争，地方各级党员干部—这是刘邓的基本队伍—也不会看着不管的，毛泽东稳操胜?，看着刘邓和省地县各级领导，犯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刘少奇谈到派工作组的着眼点时说：“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厉声说：“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不管怎样是做了错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刘少奇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尖刻地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插话说我们有解放军，不怕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一个现代政党的中央全会，开成了金銮殿上的御前会议，没有一点民主气氛，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其他政治局常委们，个个面面相盱，战战兢兢，只听毛泽东在那里颐指气使，嬉笑怒骂。

8月5日，毛泽东写了他那篇讨刘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初他是写在一张《北京日报》的边角上，由秘书誊清，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大家的。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

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8月5日下午，刘少奇还在履行共和国主席的职责，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了赞比亚代表团，回到家后，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刘少奇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刘少奇知道，这是传达毛泽东的声音。

没有经过常委、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任何讨论，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就凭毛泽东随心所欲地写在一张旧报纸上的几行字，就停止了国家主席的工作。在做足了铺垫之后，毛泽东在常委会上宣布他要改变接班人：“看来这个问题已经紧迫了，万一发生战争，发生突然事变，或者我马上见上帝，来主事？得从我们中间选个年轻的，林彪就可以。”

刘少奇早就看出了这步棋，率先表示赞成。他说：“相比之下，林彪同志比任何人都合适。林彪同志一贯忠实、坚决、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我们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关头，都是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同历史上的各种‘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英勇地捍卫了毛泽东思想。建国以后，特别是他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加强军队工作的革命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开展了全党全军全国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所以，他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一定会得到全会的拥护。”

刘这样一表态，全体常委都投了赞成票。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从8月8日下午开始，全会转入讨论毛主席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江青扮演前线指挥官的角色，向一些政治局委员交底，动员他们向刘邓开炮。会议后期，毛泽东开列了个11人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未经常委讨论，只给林彪、周恩来、江青看过，让中央委员们投票选举。选举后的名单排列，几经修改才正式公布。

初的名单根据陈伯达和王力的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邓小平因为在选举时得全票，所以列周恩来之后，居第四。江青看了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上升到第四位呢？不行，这样排不行。”然后，去找林彪提意见。林彪一直认为邓小平是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与江青一拍即合，由林彪向毛泽东建议，将陈伯达调到邓小平前面，成为第四位，邓小平排第五。江青看了调整后的名单，仍不满意，找到毛泽东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后圈定的名单排列成这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会想到，这个神圣的名单竟是江青排列的，或者说是江青指挥着毛泽东排列的。

毛泽东将刘少奇、朱德、陈云排到陈伯达、康生的后面，即不想再保留他们的副主席职务。他想设林彪、周恩来两位副主席。此时周恩来主动提出，只保留林彪一人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原来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周恩来主动退一步，既免去了毛林的猜忌，又极大地赢得了人心。

全会还增补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增补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为常务书记。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参与重大、核心的党国机密—改组政治局常委—来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是将江青作为继承人来培养的。邓小平被打倒，中央书记处瘫痪后，毛以中央文革代替书记处，江青在文革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当于总书记，后来传说的毛如何讨厌江青，如何批评江青，那都是毛作秀给外人看的，也有老同志因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而夸大渲染的成分。据戚本禹近距离观察，“毛、江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接受余汝信访问时的谈话）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一天，林彪发表讲话，他说：

我近心情很沉重，我的能力和我的工作是不相称的，意料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诸同志，依靠文革小组的同志，以毛泽东为轴心，我们做磐石，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说的办。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有时候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的思路怎么办？那就是朝朝夕夕的不坚持错误，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革命伟大的天才，我们和他比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思之再三，既然中央主席都决定了，我就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随时也准备交给别的同志。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从北京到全国，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广大人民，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号召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两头热，中间冷。所谓两头热，上头是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下头是被蒙蔽、被利用的红卫兵小将们；中间冷是说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动不起来，是一种顶牛状态。笔者就参加了工作队被派到北京艺术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维持秩序。学生要写大字报，没笔墨纸张不行，工作队要负责解决；写出来没浆糊贴不出去不行，工作队得提供；墙上贴不下了，工作队又张罗用杉蒿芦席在操场搭起一排排的席墙；炊事员起来造反没人做饭了，工作队员下厨房和炊事员一起做饭。中央音乐学院上千名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那幅对联，辩论中发生武斗，差点把钢琴家刘诗昆打死，是工作队把刘诗昆救出来的。两派学生都说工作队是亲人。听说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学生们一夜之间就变了脸，要揪斗工作队，说我们对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就出来跟他们辩论，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所以，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广大干部中批不起来。

刘少奇背后有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这使毛泽东感到极大的不安。于是，10月1日，毛泽东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组织力量，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总攻击。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人数多，达150万人。就在这一天，一队受领秘密任务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向，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在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高压下，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的报告。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承认犯了路线错误。23日，刘少奇在会上检讨，他说：

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的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50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

按照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他说;

在1962年犯过右倾错误，在1964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发言，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中，都肯定1958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组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1962年2月21日到23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1962年的国家预算。。。。。。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经济上是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2月26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3月18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该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这样一来，发动大跃进、公社化运动饿死3750万人的毛泽东成了一贯正确的，领导国家走出危机、使人民摆脱饥饿的刘少奇倒犯了路线错误，理应被打倒。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见主要目标已经达到，趁势收蓬，说：“刘邓主要还是50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在七千人大会结束时，他不得不拉着刘少奇的手承认两个“万岁”，今天，他要依靠红卫兵的力量把刘少奇拉下马去。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值得一评。他说：

17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手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1949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17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3755万人，损失1200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17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天下，以谢国人。从今以后，毛泽东又亲临第一线了，他要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重新干起，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在审判张春桥时，蒯大富出庭作证说：“1966年12月18日上午，中央文革办公室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打电话，要我下午两点到中南海西门去一趟。下午两点前，我乘清华大学一辆小轿车到中南海西门，对警卫说：‘有人找我，让我进去吧！’此时，从中南海里来了一辆车停在西门里，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绿色军大衣的人，我一看是张春桥。张对警卫说：“让他进来吧，是我找他来的。”张春桥领我进了传达室，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谈话过程，除了张春桥和我。没有其他任何人。”

“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说：“我一听就明白，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向我交底。是表示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回去以后全力以赴，坚决贯彻。”

蒯大富说：“12月25日，我亲自率领清华大学五千余名师生员工，开着两辆广播车，步行进城，游行示威。贴标语、大字报，发传单。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是清华大学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社会，而这后面的罪恶黑手就是张春桥。”

1967年1月6日，发生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智擒王光美”的事件，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这是江青一手导演的。这天下午，刘少奇的卫士长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说刘平平（刘少奇的女儿）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马上截肢，否则有生命危险。但手术之前家长必须签字，要请刘平平的父母到医院来一下。

因为周恩来一再关照刘少奇、王光美不可走出中南海，卫士长决定先让刘源源和刘亭亭到医院去看看，如需手术。由他们代家长签字。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源源、亭亭没有回来，也没有电话。这时医院又打来电话催促，卫士长只好把事情报告王光美。王光美请刘少奇拿主意。刘少奇无论如何想不到毛泽东、江青会这么下作，一切都信以为真，马上调车去医院。

那时刘少奇国家领导人的待遇还没取消。卫士组立即把刘少奇要出行的消息报告中央警卫局，并通知北京市公安局。

到了医院，急诊室里都是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他们抓住刘亭亭为人质，目的是把王光美引出来，就到清华大学去批斗。刘源源、刘亭亭到医院后也被扣押。刘少奇的出现使这些穿着白大褂的红卫兵有些慌乱，他毕竟还是国家主席。王光美简直气疯了，大声说：“我抗议你们制造这种骗局！”

红卫兵头头自知理短，说：“抓你是江青同志的指示，办法是我们想的。”

王光美想到刘少奇的安全，马上说：“既然是冲我来的，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卫士们簇拥着刘少奇立即返回。

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园批斗，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被放回。1月13日深夜，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去谈话。共和国主席的专车—苏制吉斯牌防弹高级轿车已经被封存了。刘少奇随秘书来到人民大会堂。这是毛刘二人后一次见面。

毛泽东假意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回答：“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刘少奇看清了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冲他而来，向毛泽东提出：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都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2、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吸着烟，呆了一会儿才说：“认真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器人》值得一读。”

临别，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从刘少奇回来的境遇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些言不由衷的话是多么样的伪善。

1月16日子夜12点过后，周恩来给王光美打来个电话：“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王光美很激动地说：“总理，你真好。”这个电话看来被窃听了。第二天，中南海造反派奉命来拆电话。刘少奇抗议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造反派回去请示汪东兴，又过了一天，还是撤了。这是迫害升级的信号。

4月10日，在江青的精心导演下，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30万人参加的批判王光美大会，并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名“走资派”拉去批斗。这天早晨六点，清华大学红卫兵开着车到中南海抓人。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主楼七层，强迫她穿上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时穿过的旗袍和高跟鞋，并用乒乓球串连成一个硕大的项链给她套在脖子上，拉到批斗会会场。这一幕恶作剧充分体现了江青的狭隘、嫉妒、心理阴暗、人品下流。1963年4、5月，刘少奇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几国，重点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和夫人隆重接待中国元首。雅加达繁华的街道上并排悬挂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巨幅画像，王光美雍容华贵，落落大方出现在各种宴会、酒会和晚会上，中外报纸、电视、纪录片，都作了突出的报道。把个江青气得妒火三千丈。出国前江青帮王光美作形象设计，要穿黑丝绒旗袍，不要戴项链。后来王光美竟敢不听她的，戴了项链（缅甸总理奈温夫人送的），这使江青更加歇斯底里，这就是乒乓球项链的由来。这次批斗会开了一整天，中间还在清晨六点，下午一点和下午五点四十分穿插了三次审问。第二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的照片和三审王光美的纪录，都上了红卫兵小报，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了。

毛泽东对这种有失国家体面的事情没有一句微词，是要纵容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6月30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井冈山”、“前锋”等十几个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搭起帐篷，安营扎寨。宣告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到7月初，中南海西门，北门、直至故宫北护城河沿岸，连营接寨几十里。搭起七千多个棚子，架起500多个高音喇叭，树起3000多面旗帜，代表700多个造反派，除北京的以外，还有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山东、安徽、新疆等省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常住人数在1.5万人以上。歌声、口号声，高音喇叭宣读的声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沸沸扬扬，昼夜不断。7月4日凌晨3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来到“揪刘火线”，钻进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帐篷，声称“代表中央文革向你们表示支持和慰问！向小将们学习，向小将们致敬！”传达了江青迫害刘少奇的密旨。

7月4日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份书面检查。国家主席立即遵行。五天以后，即7月9日他交出了认真写的检查。他在检查中说：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的。由于去年8月5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所以我的几次讲话，都没有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

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的革命师生表示赔礼道歉。

毛泽东亲自坐镇，满意地看到刘少奇陷入红卫兵的天罗地网之中。在揪斗刘少奇的前夜，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巡去了。

两天以后，即7月15日，红卫兵给国家主席一道“勒令”，这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文，有实录下来千古流传的价值。文曰：

刘少奇：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红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帐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

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励大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

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这些的红卫兵不是好惹的，你这个不齿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你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二十五日零点前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红代会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1967年7月15日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代表作。

毛泽东南下的专列刚开江青就向中南海的造反派们说：“你们为什么还不揪斗刘少奇？一点造反精神也没有。怕什么？等什么？还看不出来吗？斗！现在正是时候。”中南海的机关造反派，根据江青指示研究了批斗方案，准备于7月18日（星期二）下午3时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批判刘少奇假检查真反扑罪行大会”。15日将报告送交戚本禹。戚本禹批了一句：“请伯达、江青、康老决定。”转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陈伯达在报告的标题上勾掉了“少奇”二字，加上了“邓陶夫妇”四字，批斗会就变成了“批判刘邓陶夫妇假检查真反扑罪行大会”。江青和康生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个圈。会前，戚本禹对中南海机关造反派面授机宜：“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

1967年7月18日，中南海的批斗会分别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所住的院子里进行，同时，抄了他们的家。

批斗会的情况通过专线电话报告了住在武汉东湖的毛泽东。毛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让汪东兴同志把这些话传给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林彪。林彪和江青是知道毛泽东处置刘少奇的腹案的。自然知道毛泽东这个温和姿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离开北京，就是要造反派放开手脚。

8月5日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在天安门组织了百万人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又分别在各家院内组织批斗会、康生的夫人曹轶欧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专人录音、照相、拍电影。这一场批斗会下来，把刘少奇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丢了，他穿着袜子被押回办公室。他举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尊严。睡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国家。”

1967年9月12日，这是刘少奇妻离子散的一天。跟他一起生活的三个读书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被勒令回学校接受审查批判，不许再回家；小的女儿小小（六岁）交给保姆带着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这天晚上被逮捕入狱。刘少奇剩了孤身一人，他昔日的办公室里，成了囚禁他的牢房。他不知道后院的变化，老是站在后窗前睁大眼睛盯着后院，侧耳细听，想看到妻子和孩子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从这天起，他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了。又过了几天，来了两个战士，命令刘少奇解下腰带。刘少奇厉声抗议，话音未落被打翻在地，强行把腰带解走了。

请读者注意:这是在中南海，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办公室，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还没有免，办公室竟成了囚禁他的死牢。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以前，一直住在这里，他没有进秦城监狱，毛泽东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折磨他，看着他精神崩溃，看着他身体崩溃，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毛泽东还是顾及到宪法和法律的。他绕开宪法，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利用学生的恶作剧，使刘少奇威信扫地事实上打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看，我并没有下令逮捕刘少奇把他关入监狱，也没有派人暗杀他，更没有下令处决他。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呆在他的主席办公室里。至于群众不拥护，要造他的反，那是自发的群众运动，怪得人？！如果追究共和国主席受迫害致死的案子，你还真抓不住毛泽东的把柄，很难定他的罪哩！他没说过要刘少奇停止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没说过要揪斗刘少奇，没说过要关押刘少奇，在文字上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不签字，叫周恩来代表中央签字，自己逃避了责任，还把周恩来拉下水。这种流氓政治是毛泽东政治品德的堕落。然而，道德法庭的审判毛泽东是逃不掉的。刘少奇专案是在江青一手控制之下，人身自由和安全是在汪东兴的一手控制之下，这两个人是毛泽东的两只手，都知道刘少奇的命运是掌握在毛泽东的魔掌中。

迫害在步步加紧。一日，江青的爪牙迟群代表中央文革来给昔日保卫共和国主席的警卫队训话，明确告诉他们：“现在，你们的任务已经根本改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要肃清刘毒、划清界限。”

刘少奇这年69岁了。几次揪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的臂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已不能自由运转，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食堂吃饭，短短30米距离，他拖着伤腿一步一步地蹭，要走50分钟，看守的战士们被告知要上去搀扶一把就是失掉阶级立场。后来他根本不能站立，不能行走了，就由看守人员打饭，打饭的战士被称为“保皇兵”，因此也不愿意干这个差使；后来就打一次饭，让他吃几顿，馊霉变质不管。刘少奇只要七颗牙齿，这样的伙食，使他常拉肚子，又不能洗换衣服，室内臭味难闻，

就这样还要每天接受批评，室内贴满了打倒他、侮辱他的各种标语，他的名字被打上红叉，被写成“刘少狗”。他气愤满腔，但又不能发泄；他需要休息，又不得安眠；他有病要看，但每次医务人员要先开批斗会，跟他划清界限，用听诊器抽打他。逐渐地，他神志恍惚，精神崩溃了。

看看那些关押战犯的监狱吧。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写了一本《战犯改造所见闻》，盛赞在共产党监狱里所受的人道待遇。他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各个地方待遇不统一，管理办法也不统一。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1月底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门，互相间能自由往来和交谈。戴有脚镣手铐的一律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使人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当时四川物价低，16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经常买鸡鸭等。”当然，这些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政策。毛泽东可以宽容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死仗的战犯杜聿明、王耀武、沈醉等，却一定要将自己的亲密战友刘少奇等置于死地。

毛泽东还泽及废帝溥仪。1964年2月2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对章士钊说：“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边的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吧。我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剑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钊送钱给溥仪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溥仪感激涕零。

毛泽东这个人真是个千佛面，令人难以认识，难以理解。刘少奇的罪恶怎么也超不过溥仪吧！末代皇帝溥仪，被推翻了，后又在日本的扶持下正二八经地复辟成为满洲国皇帝。刘少奇主席，照毛泽东给定的罪名，至多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吧，并没有复辟成，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宽容呢？你做过溥仪的臣民不能忘，你正是在刘少奇等人的拥戴下成为中共领袖的，难道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要解开毛泽东处事哲学中这个似乎不可解释的矛盾，只需吃透他一句话：“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的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对溥仪和战犯们他能宽容，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人反对共产党，反对他，是反对错了，他是胜利者。在延安整风中，他也能团结张闻天、秦邦宪等党内同志，历史也证明这些人反对他反对错了，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但历史、实践如果证明，毛泽东错了，反对他的人对了，她一定要将这个人弄死，刘少奇、彭德怀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换句话说，毛泽东手里有真理的时候，是能够容人的，是能够团结反对派的；他一旦输了理，发现自己错了，对反对派绝不容情。刘少奇、彭德怀对他的“三面红旗”提出质疑，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毛泽东也知道他的“三面红旗”祸国殃民，惹了大祸，但认错就得下台，与其我下台，不如你们下台，不仅要你们下台，而且要置你们于死地，以免我死后翻这个案。《三国演义》上有个田丰，袁绍的谋臣、袁绍在官渡与曹操决战，别驾田丰上书袁绍：“今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袁绍不听，将田丰下狱。后来果然大败。狱吏来见田丰：“与别驾贺喜。”丰问何喜？狱吏说：“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田丰说：“吾今死矣！”狱吏问何故？田丰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狱吏未信。忽使者?剑至，传袁绍命，欲取田丰之首，狱吏方惊。”毛泽东其人，“外宽内忌，不念忠诚。”这一点很像袁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