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毛泽东让江青“挑大旗”

毛泽东很看重自己的身后名。他的“武功”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他是胜利者，这一点他有充分地自信。他的“文治”却一塌糊涂。他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但没有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他想把人民送入天堂，却把人民送入了地狱。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跌落到2.5%。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2倍，1960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5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呢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4600亿美元，到198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6800亿美元。1949年以前的上海是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市，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上海的工业化水平远远高于香港，在亚洲属于领先地位。时候人民的生活水平比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好许多。但是到1976年，上海人均GDP只有400美元，而香港的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上海已完全沦为亚洲二、三流的城市。1979年中国大陆人均GDP416元（人民币），同期台湾人均GDP1895元（美元），按当时汇率，台湾GDP比大陆高6.8倍。1978年世界银行年底的报告中，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索马里、坦桑尼亚为伍排在倒数第20位。?下海口赶英超美，落后的却越来越远，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能造成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比如要被历史所淘汰。

特别令他午夜心惊的是三年大跃进饿死了3755万人。刘少奇跟他说：“人吃人，你我要上书的。”他太怕这件事上书了。有学者统计，毛时代饿死人的数目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比各朝各代2000多年饿死人的总数还多。这个数字若上了书，毛泽东还是人民的大救星吗》他还是人们心目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吗？他还是人民的伟大领袖吗？他还是20世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挥斤运斧创立的新制度，开辟的新道路，还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还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吗？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人类历史上反动、残暴的假社会主义。每念至此，毛泽东不寒而栗。

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刘少奇和省、地、县、社各级“走资派”替他背这个黑锅，当他的替罪羊。这些人是毛的极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不忠实早就被打倒了），是大跃进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是饿死人的直接责任者和见证者，是老百姓恨的人。七千人大会上，这些县以上干部不愿当替罪羊，要跟他论论责任，分分是非，逼着他作了检讨。散了会他就高扬阶级斗争的旗帜，制造党变修、国变色的舆论。当他占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制高点以后，登高一呼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各级走资派。连连得手，几年之间，他把从中央到公社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换掉了。他年复一年地宣传，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误了中国，害了百姓；是那些走资派制造了大饥荒，让老百姓手二遍苦，遭二茬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3755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条件，就是能忠实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了3755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的幌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为了把粉碎“四人帮”与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统一起来，大陆在宣传中过多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启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79页）

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时继续执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在介绍武则天时，吹捧“武则天是一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60000多人”，“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江青要做女皇已是路人皆知了。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年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的重头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江青后党比作是“法家领导集体”。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于是，当今的吕后—江青，和上海帮的几个哥们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70年代中央政权内部的“法家领导集团”。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蜕变成为20世纪的刘邦，一个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毛泽东晚年患有多种疾病：下肢萎缩，双脚浮肿，行走困难；心脏病日益严重；眼睛患白内障，近乎失明。但他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党国大事后都得他后拍板定案。他不相信外人了，只信得过家里人，把侄子毛远新调到身边。毛远新进中南海之前是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是以准太子的身份出现的，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毛泽东对身后事的布局。从1975年10月10日起，让毛远新当“主席联络员”。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传达“主席口喻”。小毛曾说：“我随便说几句，就够他们学几个月的”。对待政治局成员好像对待下级，王洪文十分不服气，说“我到底是党的副主席”。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分析形势，他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一、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二、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主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批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一大堆；三、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72年批极左还凶些。

1975年整顿，路线有问题，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怎么看等等。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该不应该坚持下去？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很成问题。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这一番话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如果要邓小平主政，将来他会不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虽然他说对自己被打倒受批判的事情“永不翻案”，但如果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给翻了，他自己不就翻案了吗？毛泽东决定，一定要摸清邓小平对待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态度？他叫毛远新把汪东兴、陈锡联找上，三个人一起同邓小平谈一次话，嘱咐毛远新：“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看他怎么说。”

毛远新当天就照办了。邓小平果然提出异议，他对自己不批17年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解释是：“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话不好说。”对于自己二次上台以来的工作，他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整个否定文革前的17年，把各条战线都说成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虽说可能否定一些不该否定的成绩，但重要的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3755万人，损失1200个亿这笔历史大帐转到刘少奇头上，我老毛兴师动众发动文化大革命，绕了那么大的弯子，花样翻新的大批判搞了九年，就是要做这个文章。这个邓小平是真不开窍呢，还是硬要跟我对着干呢？毛泽东作如是想。

11月20日，毛泽东指示由文化网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这时毛对邓仍采取“拉”的政策，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只要答应这一条，邓小平就有了和江青混蛋合作的政治基础。毛泽东对邓还没死心，还想把他（她）们捏合在一起，江青监国，邓小平执政。

这对邓小平确是一次重大考验。只要他答应毛泽东的条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以高官厚禄，安富尊荣，终此一生。想想江西流放的日子，用汽油去洗那些锈迹斑斑的零件，照顾年迈的继母，给高位截瘫的儿子翻身擦澡，经纶满腹，报国无门。重返政坛，不易啊！一般政治家都会屈从的，但邓小平属于大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他不否定，别人会否定的，子孙后代会否定的；三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这笔历史大帐终究要向人民作出交代的。想一人掩天下人耳目是不可能的。违背人民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他下了决心，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毛泽东的条件。话说得还是很婉转的：“由我主持写这样的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晋魏？”意思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打倒的人，你那些“战略部署”，我一概没有参加，一概不知道，我不能稀里糊涂出来给文革唱这个赞歌。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对邓小平深深地失望，乃决心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15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毛这时对邓有一种用之不放心，弃之不甘心的矛盾心理，环顾朝野上下，再也找不出一个“萧何”来了。对邓的请辞报告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儿再说。”

11月24日，召开136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并宣读经毛泽东批示的《打招呼讲话要点》。要点共三条：

毛泽东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2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这个《打招呼讲话要点》发到全国。从此，持续了九个月的对文革乱局的整顿中断，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开始。

躺在医院的周恩来焦虑地注视着政局的发展。12月28日，邓小平来医院看望周恩来。

据毛毛记述：

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为他的老战友担心。他担心邓小平能否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回答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了！”这一次交流，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第430-431页）

周恩来的问题很含蓄，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会不会改变态度，接受毛的条件，去做“辅政大臣”？邓小平心领神会，说“永远不会！”就是庄严表态，宁可第二次被打倒，也不会辅佐江青坐天下。

12月下旬，叶剑英来到305医院，周恩来紧紧握着他的手密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

1975年12月26日，康生病死。康生死前有一个大动作，他向毛泽东揭发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问题。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概述了此事的经过：

去年（注：1975年）夏天，大约8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的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他们转报毛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经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生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是叛徒。

康生老奸巨猾，两面投机。1975年夏天他看邓小平主政风头正劲，估计后收拾文革局面的是邓小平。乃向邓揭了江青、张春桥的底，以求将来写历史时把他列入反后党的行列。邓小平要避嫌，说江、张的事情他不便向毛进言，要康生另觅上达途径。这才找了王海容、唐闻生。康生揭发的事情是真的。王观澜和吴仲超当时都还健在，随时可以调查取证。

毛泽东要决心处理江青、张春桥的问题，这是一个机会。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所谓“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云云，纯属欺世盗名。他借重叛徒江青把不是叛徒的刘少奇打成叛徒，而把真正的叛徒保护下来，做自己的接班人，他保护叛徒张春桥，把“亲密战友”林彪逼上绝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是受蒙蔽，不是失察，是不可原谅的。应该打破“奸臣祸国，皇上圣明”的神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毛泽东启用邓小平是为了给江青找一个辅政大臣，当邓小平拒绝扮演这个角色时，他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但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为了逐步加压，逼邓就范。

1975年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在邓小平主持下批判邓小平。“四人帮”气焰嚣张，措辞激烈，全面否定了九个月来的整顿工作。其他人跟着帮腔。邓小平静静地听，大家说完了他就宣布散会。

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他说：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

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先谈我的思想状态。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较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当时我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着有些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

这个检讨，实际上是对整顿工作的辩护。会后，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并附上他的“检讨”记录稿。“四人帮”说整顿工作是“翻案”，是“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干部和全国人民不这样看。整顿工作的成绩他们都看到了，都感觉到了。这是文革九年来国民经济发展好的一年，

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15.1%，粮食、钢、原煤、电、财政收入比上年都有较大增长。经过全面整顿，重建规章制度，生产迅速恢复，派性受到抑制，干部群众信心大增，形势十分喜人。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整顿带来的成果被彻底否定，刚刚看到希望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了不安和迷茫，突变的政治形势和新一轮的批判运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更不能紧跟。

1976年1月20日夜，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我12月20日和1月3日两次检讨，主席批示政治局讨论。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要我讲讲要面见主席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20日）晚点会议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请审阅。

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的错误和主席的教导外，实在想说说我的工作问题。批判时提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十分犹豫。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权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面谈这些问题好些。再不提会影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请予以批准。我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自己不再提出，实在是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第448-449页）第二天，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20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

(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意做自我批评，而刘、林根本不愿。

毛远新汇报说：“邓小平要求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的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他自己的工作问题。”

毛泽东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试探性地问毛泽东：“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肯定地说：“对。”

1976年一月底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他又强迫叶剑英“生病休息”，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政治局早已是毛泽东的军机处，遵旨于1976年2月2日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全军、全国县级以上单位从此，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

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汪东兴提议的，附议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让”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

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江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月25日，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领导人会议上讲话，号召大家在“批邓”问题上转弯子，“深入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从此，批邓公开化。

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个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就是对着邓小平”。毛泽东既然说了江青可以“挑大旗”，她也就肆无忌惮地说：“有人给林彪写信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骨干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燃，许多地方社会再次陷入混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了。一些铁路干线重新瘫痪，交通堵塞，列车晚点，物资积压，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的局面。

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的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月12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恨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恨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月7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8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辆不起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老8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情。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脚，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两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抗战时期是129师政委，而129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二、三、野战军并肩作战，他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贺龙，伤了和一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驱走林彪，伤了和四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如果再害死邓小平。会和二野、三野广大指战员闹翻。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

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2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这就是毛泽东不敢害死邓小平的原因。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

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里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之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画，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有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

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即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停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在1976年8月1日，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江青要求讲话。本来，江青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职务，华国锋是可以拒绝江青到场讲话的，但华国锋把后的“压轴戏”还是让给了江青。没想到江青在讲话中大放厥词，胡乱点名。不仅大骂万里（时任铁道部长），而且指责李先念是邓小平的“黑干将”。令人震惊的是，江青竟然公开点名批评起华国锋来，说华国锋也跟邓跑。这就给与会者也给全党一个信息，她的地位在华国锋以上。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中央委员会主席：江青副主席：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国务院总理：张春桥中央军委主席：江青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陈锡联、丁盛

江青内定的名单值得评点的有三：一是根本没有准太子毛远新的位置，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都没有毛远新，这是违背“先帝”遗嘱的；二是把华国锋架空了，只保留一个副主席的虚名，国务院和军委，他没有任何发言权；三是张春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三个职务，掌控党政军实权。这个名单在后党内部就摆不平，蕴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