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第四号人物败在江青脚下

陶铸，湖南祁阳人。1908年生命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老资格的革命家。调中央工作之前是中南局第一书记蒋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毛泽东说陶铸是党内的一头牛，头上长角，都敢顶。在历史上“顶”过刘少奇两次。在延安大庭广众之前说“我觉得刘少奇不如毛主席有本事。”在1953年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陶铸又向刘少奇放了一炮，对刘在土改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和天津讲话提出批评。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定的目标是刘少奇。把陶铸调来中央，破格提拔为第四号人物，显然是要靠这头牛冲锋陷阵，在摧毁刘少奇的“司令部”的斗争中起大的作用。

1966年6月1日，陶铸来到北京，住在钓鱼台9号楼。这时江青、陈伯达、康生都在钓鱼台有别墅。他们看望陶铸，进行拉拢交底；陶铸也礼貌性地回访。一个多月下来，陶铸总觉得自己和中央文革这帮子人格格不入。7月24日，他离开钓鱼台，住进中南海?字廊原来杨尚昆住过的房子。这下惊动了江青，跑到?字廊来问个究竟。

江青一身戎装，春风得意。坐下来单直入：“才听说你搬家了。为什么不住钓鱼台了？”

“我考虑，我的工作主要在国务院这边，我是副总理，住这边和总理联系方便，可以多协助他搞些工作，”陶铸压低惯常的大嗓门，有礼貌地回答。

“你还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嘛，怎么可以不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那边有会我就去参加，尽量两边都顾着。

“是不是文革小组名声太小？”

“文革那边我只是顾问，国务院这边我是副总理，有具体职责，而且我还兼着中宣部长，也是很具体的一摊子。”

“办公室设在哪里了？”

“在西楼。”

“哦，你刚来中央工作，情况不熟悉，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江青仍然对陶铸寄以希望。

陶铸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央文革和这帮人。认为文革小组是临时设的非编单位，算哪一级？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我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岂能在你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石榴裙下辱求保护？所以对江青发这番好意很反感，没有表态。

“好了，说正事。政治局生活会上的发言，你准备好了吗？”江青指的是即将于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期间毛泽东要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发动政治局委员们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显然是传达毛泽东的意思，要陶铸带头向刘邓开炮。

“我正在准备。这次运动来的突然，我思想没有跟上，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我也有错误。”

陶铸有些怯阵，江青看出来了，接茬说：

“你是左派，这一点我们文革小组的人都清楚。你早就同刘少奇有斗争么！这次生活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我来就是向你作路线交底，我是一个传令兵。”传的令？当然是毛泽东。

陶铸陷入了极大的困惑。沉重地说：“江青同志，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江青截断他的话，说：“是啊，所以我来向你交底。多少人想摸底我们不说，不能随便告诉。可我们先来找你了，因为你是左派。主席很器重你，信任你。林彪同志也很看重你。他说过，你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在东北他就很看重你。”

派工作组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毛泽东点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后，就到杭州西子湖畔隔岸观火去了。1966年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开会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率领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周恩来当场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毛表示同意。为慎重起见，5月30日，刘、周、邓联名致信毛泽东书面请示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一事，信是刘少奇亲自起草的，毛泽东在信上批复：“同意这样做。”陈伯达工作组于5月30日进驻人民日报，张承先工作组6月1日进驻北京大学。工作组进驻北大的消息于6月3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其电讯稿是周恩来起草的，发稿前向毛泽东请示，毛看了这则电讯稿表示同意。刘周邓看出毛泽东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态度暧昧，在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普遍派出工作组之前，于6月9日三人同乘一架飞机飞到杭州想向毛泽东讨个准主意。陶铸也于这一天单乘一架飞机到杭州。

会议在毛泽东的别墅刘庄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还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增加的陈伯达、康生、汪东兴和六大区的中央局书记李雪峰（华北局）、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魏文伯（华东局）、李大章（西南局）。毛泽东主导会议，进行不着边际的漫谈，就是不说运动怎么搞，对于党委已经瘫痪，学生无法无天的大中学校，到底派工作组还是不派工作组这个当前紧迫、尖锐的问题，就是没有准话。

刘少奇在毛云山雾罩的谈话的间隙，提出派工作组的问题，陶铸也发了言，他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毛泽东的回答是：“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请他回京主持工作，他说先不回，让在京的常委临机处置。刘周邓陶6月12日回到北京，1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派工作组便在北京和全国铺开。

想到这里，陶铸说：“我不行，讲不出什么，更不能开头炮。”他怎么也想不通，派工作组，怎么会成为路线错误，而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这不是罗织罪名整人吗？

到了会上，陶铸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结果谢富治打的头炮，立了头功。但陶铸主持会议秘书处，竟没有批准在会议简报中刊登谢富治的发言，这使毛泽东和江青很失望。但毛泽东继续在陶铸身上下工夫，用高官显爵笼络他，希望他为己所用，成为后党的台柱子。江青门下只有几个秀才，是撑不起大局面的。

使陶铸没有想到的是他当选为常委，窜升到第四号人物，在邓小平靠边以后，毛让他以常务书记的身份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陶铸对伟大领袖又生出了极大的幻想，认为自己没发言，如此得到重用，可见毛主席任人唯贤，是正派人，肯定是江青假传圣旨，今后要与中央文革拉开距离。毛泽东的意图是让中央书记处淡出政治舞台，把江青和中央文革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所以又让陶铸当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陶铸的兴趣在中央书记处，他把王任重、张平化调来准备充实书记处的班子，自己准备像模像样地当总书记。书记处如果重建成功，就把文革小组压下去了。陶铸自己想搞一摊而不与江青合作，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陶铸后来被打倒的根本原因。

陶铸也想拍一下马屁，平衡一下关系，不料拍在了马腿上。他向周恩来建议：“江青在党政机关均无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有个名义联系工作。”从这个建议的提出，可以看出陶铸是多么迟钝，落后于政治形势有多远，他好像还没有进入文革时代。他竟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党政机关，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不是个“官”（职务），他把文化部副部长看得比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还大，还显赫。这个建议如果在五十年代提出，江青会欣然接受。在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提出，江青当女皇帝野心已经萌发，她的中央文革小组将要代替中央书记处，所以江青不但不领情，而且气得要命，找到陶铸说：“你们碰到鬼了。”

1966年国庆节，新华社要发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陶铸审稿时发现没有刘邓的照片。他认为刘少奇虽然下降到第八位，但还是国家主席、还是政治局常委，就令新华社补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又令在一组领导人照片上作技术处理，加上了邓小平。因为书记处并没有撤，邓还是总书记。陶铸认为，对人民群众，对外国人，还是要显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这和毛泽东要公开化刘少奇的矛盾，把刘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群众打倒的所谓“战略部署”是南辕北辙的。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允许他们革命，准许改。说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会后在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966年10月21日，陶铸在中宣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讲：

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的路线错误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他们是打不倒的，他们的错误是认识问题，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很不赞成有些人给他们张贴大字报的做法，这和中央精神是不一致的。你们要问我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我是要保的。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他第一步是把刘少奇拿下来，逼他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然后再慢慢收拾他，直至将其置于死地。他要扮演“和稀泥”的角色，赢得人心。背后通过江青的文革小组鼓动红卫兵小将“造反”，对刘不依不饶。上纲上线，步步升级。后再“尊重群众意见”将刘少奇彻底打倒。这个底陶铸并不知道，认认真真地保起刘邓来，所以成了“大的保皇派”。

陶铸公开化江青闹翻是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主编，是中国社科学院学部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在他的观念里，他是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而中央文革是隶属中央政治局的一个临时机构，他理所当然地是江青的上级。可一进会议室，江青瞪着眼睛直呼其名：“陶铸，你为什么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有历史问题，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

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同时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这一条原则只有康生跟得上。北大聂元梓写了第一张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后，调查组向康生汇报聂元梓政治上、作风上都有问题。康生的回答很干脆：“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陶铸这位正人君子哪懂这个，坚持认为吴传启是国民党员，不能支持这样的左派。不料江青冷冷地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再也忍不住了，反驳江青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革命军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候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江青一拍沙发扶手，杏眼圆睁，高声尖叫：“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

啪！陶铸的大巴掌不是拍沙发，而是拍面前的茶几，茶杯都跳起来了，他怒不可遏道：“我就是不去！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也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潜台词是：我是为党工作，党是有组织系统的，你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指挥政治局常委？这话本不错，摆在桌面上是这么个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成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夫妻店。江青是以皇后的身份发号施令的，对皇后大不敬，就是对皇上大不敬，毛泽东岂能善罢甘休？

江青打出意料，没想到这头牛对自己冲过来了，她愣愣地不知所措。自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以来，没有人敢这样顶撞他。她认为假如败在陶铸手下，还怎么向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们发号施令！旋即大哭大闹起来，说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江青决心倒陶，当然得经过毛泽东默许。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会上讲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按照常委名单的排列，陈伯达前面是陶铸，康生前面是邓小平，略去这两位常委不提，意味着将新提升的陶铸置于邓小平那样的地位，不属于“亲密战友”，是可以“炮轰”、可以打倒的。瞪着眼睛观察上层动态急于立新功的造反派们，一读《人民日报》上登的江青讲话立刻就懂得了。请读者注意，这时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的一次讲话在中国政局中竟有了这样的分量，她不提陶铸，这位第四号人物就面临灭顶之灾。

偏就在这时候，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允许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辞去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目前主要是治病。陶铸和王任重都是毛泽东为江青后党笼络的重臣。陶王摆出了一付与后党不合作的姿态。江青指责王任重“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其他人商量（注：实际是没有请示江青）。”王任重心情不舒畅，肝病又发作，天天低烧，到十月份就去广州养病去了。不料毛泽东在陶铸的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这个表面温和的批示是要把“不识抬举”的王任重搞臭。

王任重抱病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联席会”。会议于12月28日召开，由周恩来主持。

除政治局委员外，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这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了与政治局委员相等的政治身份。政治局委员们沉默着，只听文革小组成员激昂慷慨。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张春桥、姚文元为中锋，江青、陈伯达、康生做总结性发言。先是批王任重，后来风向一转向陶铸开炮了。说他支持刘邓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大保皇派。是刘邓反革命路线的代理人。。。。。。。政治局委员就两个人发言。李先念说：“陶铸同志工作方式跟不上形势。”李富春说：“我看老陶同志也回中南海算了。”

第二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进会议室，毛泽东就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着又对众人说：“陶铸来中央後，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又转头批评江青：“江青太任性，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散会时，又把陶铸留下个别谈话。让他过年以后以中央常委的身份巡视各省，还亲自拟了一个20多人的名单交给陶铸，郑重地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要把他们保下来。”陶铸接过名单十分激动，起身说：“我马上报告总理，过了年就下去。”

陶铸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立即追记毛泽东的指示，然后连同那个要保的省委第一书记名单，一起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看过之后，唯恐吃不准精神，又当面请示毛泽东：“具体地保哪些人，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毛泽东说：“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

当天下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正式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宣布：“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但陶铸走不了了。

12月30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到了北京，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下通令要陶铸交出王任重。陶铸刚从毛泽东那里领受了保一批省委书记的指示，其中就有王任重，自持有“尚方宝剑”，不怕当保皇派。他立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北造反派。

对造反派的通令，陶铸十分反感，他努力克制自己，平静地说：“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王任重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是你们采取揪的办法，揪啊斗啊，我们不主张。。。。。。”

造反派立即炸了窝，高呼口号：“陶铸必须交出王任重”、“陶铸当保皇派绝没有好下场！”

一造反派头目跳上来，指着陶铸的鼻子说：“陶铸，你听着！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需要老实回答。”

陶铸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种态度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

造反派后面有林杰，林杰后面有关锋，关锋后面就是江青，这次来就是奉了皇后密旨，故意寻衅，要把陶铸拉下马。一个造反派头头“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要维护第四号人物的尊严，严正表示：“我拒绝接受质问。我今天来这里是参加接见会。”

“你有什么资格接见我们？”“你是中国大的保皇派！”

接着就喊起了口号：“陶铸与群众对抗绝无好下场！”“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陶铸怒不可遏，说：“我以个人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陶铸抗议群众就是抗议毛主席！”“陶铸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造反派开始了口号战，夹杂着质问、侮辱、围攻陶铸六个小时。

陶铸是个硬汉子，横眉冷对。造反派上前要揪陶铸，警卫人员理所当然要保卫中央首长，局面失控，引起混乱。推拉中造反派发现警卫人员身上有枪，有意扩大事态，大喊：“陶铸武力镇压革命群众！”弥天大罪由此构成。1967年1月4日下午，江青、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团”。陈伯达唱主角，他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那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小组，而且背着党中央。你们揭得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站起来走到造反派中间，表示她与群众站在一起。她告诉这些造反派：

王任重的后台是？是陶铸！你们那，先不要赴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你们中南地区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新的代表人物。

当晚9时，住在中南海?字廊的陶铸夫人曾志听到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陶铸是大的保皇派！”的口号声。广播车一遍又一遍播放着陈伯达的讲话，但不播江青的讲话，为追究责任时给江青开脱埋下了伏笔。陶铸，这位中共第四号人物，就这样被揪出来了。

1月7日凌晨1点，“批判陶铸联络站”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周对陶铸问题表态。周恩来郑重表示：“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

是真保陶铸还是假保陶铸，问题尖锐地提到毛泽东面前。若真保，就支持周恩来的讲话，若假保，就支持陈伯达讲话。形势逼着他非表态不可。1月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陶铸被打倒之后，宣传口由接替的问题。出席者有江青、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人民日报》总编）、胡痴（《解放军报》总编）。毛泽东指定王力为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毛泽东10天前保了陶铸，如今又承认打倒陶铸这个既成事实，他怎么解释呢？他说：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来中央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纸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得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自己揭穿了自己。十天前的常委扩大会上，他不是不想保陶铸，“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周恩来主持的联席会上，只文革小组的人猛攻陶铸，政治局委员多数不发言，发言的两个还是同情陶铸的。这种情况表明，要开政治局会议，按党的组织程序表决罢免陶铸，是不会得到政治局多数支持的。江青后党，除陈伯达、康生外，少壮派还不是中央委员，离进政治局还远，他们在政治局暂时还不能控制多数。所以毛泽东演了一出戏：保了陶铸，批了江青。然后看准陶铸的弱点，鼓励他胆壮气豪地去当保皇派，陶铸果然上当，和红卫兵顶起牛来。机器利用红卫兵吧陶铸打倒，在全国造成既成事实，毛泽东立即出来承认，陶铸一倒，书记处就没有人了、毛还趁倒陶的余威，逼周恩来就范。据王力披露：

一次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逼得总理只好说：“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下卷第984页）

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本来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毛泽东在这方面确有伟大的创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切都被扭曲了。许多违反党纪，违反国法。甚至于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事情，都是假手“群众”的名义干出来的。毛泽东假手红卫兵小将，打倒了第四号人物陶铸，解决了他“没有解决得了”的问题。

1月8日，有关部门停止给陶铸送文件。一个月后政治局的红色电话机被拆除。?字廊增加了四个哨兵。得罪了江青的第四号人物，一下子变成了囚犯。陶铸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每天在武装人员监押下到中南海西门去看大字报。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硬说半年前就失去自由的陶铸是黑后台。受江青操纵的中南海造反派突然闯入?字廊，把陶铸和他的夫人曾志押去批斗。晚上回来，见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坏，文件、书籍、信件、笔记本都被抄走。

1968年3月，根据江青的指示，看管陶铸的兵力增加到两个班，在屋子里设三道岗，一个在房门口，一个贴在陶铸身边—走路跟在身后，写字站在桌旁，睡觉站在床边，24小时不许离人。

8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批判刘邓陶大会。根据江青的指示，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陶铸金刚怒目，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被拳打脚踢，伤痕累累。

陶铸被打后。蒙垢忍辱，在?字廊过了两年多的囚禁生活，对他政治上、生活上的迫害步步升级。1968年底，他患了胰腺癌。1969年3月，在周恩来的关怀和直接干预下，为陶铸切除了发生癌变的胆囊和十二指肠。

1969年10月15日早晨7点钟，中南海“大总管”汪东兴找曾志谈话说：“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信，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第二天，中直机关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又来雪上加霜，他来到病榻之侧告诉陶铸：“正在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以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作出说明。”

陶铸拒绝妻子陪同他去合肥囚禁终生，希望她活下来，能有自由之身，争取与独生女儿陶斯亮生活在一起。生离死别之际，有诗一首相赠：

《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陶铸于1969年10月18日离京，11月30日子合肥去世，只活了43天。

得罪了江青就是陶铸的下场，这是给高级干部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

陈伯达的一篇讲话，广播车一广播，传单、小报一登，就打倒了中共第四号人物陶铸，虽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承认，但他极为敏锐地感到，陈伯达的位置太突出，权力太大了，这样下去他有大权旁落之虞。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毛泽东在会上发火了，他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同志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他有转过头来批评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江青走到造反派中间说的那些话没有了，板子主要打在陈伯达身上。消除这件事的后果本来很简单，让他在辞职就完了。但这样做，中央文革必然威信扫地，他还要运用这个机构做很多事情；况且从根本上说，陈伯达是奉旨办事，江青不把毛泽东的底交给陈伯达，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老夫子是绝不敢造次的。陶铸要重建书记处，是违背毛泽东的意图的，这是他失宠的根本原因。毛要用中央文革代替书记处，这个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加强中央文革，是要给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搭梯子，不是要加强陈伯达的地位，所以毛把板子主要打在陈伯达身上。

根据毛的指示。14日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会场在钓鱼台16楼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耍娘娘脾气，拒不到会，成了专批陈伯达的会。陈伯达沉痛地作了检讨。大家进行批评帮助，从下午3点开到7点。张春桥、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话心领神会，说主席10日的讲话，对陈的批评和对江的批评有性质上的不同，陈伯达是路线问题，江青眼高手低是作风问题。陈伯达当然听出了毛泽东雷霆之怒的锋芒所向，觉得很委屈，闹着要自杀，经王力、周恩来劝说，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陶铸以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被打倒，为各省市的群众组织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不敢保党委了。省委书记和省长原来还都拉一派群众保自己，这下彻底孤立了。原来森严的省委省府机关，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冲了个七零八落。

1967年1月6日，上海市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在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领导下，根据毛泽东1月2日批示，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这时原市委书记兼市长柯庆施因病逝世，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休养，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主持工作。造反派发布《第一号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起，时候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把曹荻秋绑在消防车云梯上游街示众。陪同游街的还有大批市委、市政府官员以及著名的学者、教授、演员，有的高帽子长达三尺，演员一律穿上戏装，著作家们捧着自己的“黑书”，在造反派的呼叫声中，站在大卡车上通过繁华市区。“当权派”的威信扫地以尽，广大市民目瞪口呆，惊诧莫名。这一幕历史闹剧被称为“一月革命”。

1月11日，中央文革起草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称“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从此，一个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榜样的夺权运动，相继在其他省市自治区展开。这个贺电是中央文革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齐名发布文告，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中央文革的地位超过了过去的中央书记处。

为了给各地造反派壮胆，让他们放手起来打倒原来被他们视为神圣的党政机关和书记、省长们，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有这样精彩的段落：

一场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之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上海夺权的样板一树立，《人民日报》社论一号召，全国大乱。何谓“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从横的方面说，包括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共产党掌权的地方；从纵的方面说，要“炮打九级司令部”，这是湖南造反派提出来的，九级者：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之谓也，即各级的权都要夺，出毛泽东继续当高领袖，整个的改朝换代。

1月14日，山西夺权。

1月25日，贵州夺权。

1月27日，山东夺权。

1月28日，北京夺权。

1月31日，黑龙江夺权。

经20个月社会大动乱和夺权反夺权的斗争，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原来的省委书记、省长大部被打倒，个别的参加革委会新班子，各地一把手多为当地的驻军首长，一批造反派头头进入了新班子。如上海的王洪文，原是时候国棉16厂的保卫干事，一当了革委会副主任，马上成为副省级干部，就有了专车，有了秘书。这太有诱惑力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以疯狂的热情投入了夺权斗争。但这派要夺，那派也要夺，一颗政府大印几易其手，于是为夺权展开了全面内战。开始是木棍铁棒，后来造反派抢了军队的武器，或是军队武装了自己支持的造反派，武装的群众动用了自动步枪、手榴弹、机枪以致大炮，成都还出动了坦克。

毛泽东不是疯了？这样自毁江山，他到底为什么？他没有疯。他心目中的目标就是要整个地打倒七千人大会上那一批人，以及那一批人的各级同僚，给他们安上“走资派”的罪名，统统打倒。他要把饿死3755万人，损失1200亿人民币这样一笔历史孽债转嫁到他们身上，转嫁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走资派”身上。是他们歪曲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把事情搞糟了。如今毛泽东要直接领导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革命造反派”，打倒各级“走资派”，把人民群众从“资本主义复辟”的苦海中拯救出来。于是，毛泽东更加英明，更加伟大，他又当了一次“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毛泽东发动从上而下的大夺权的政治背景。

通过对各地夺权的承认还是不承认，支持还是不支持，通过对各省市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的组建，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大显神通，拉人抓权，初步建立了对全国的控制。毛泽东搞政治斗争不按规矩出牌，借助于红卫兵，借助造反派，把刘少奇的权力根基，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权力根基—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九级司令部，全部摧毁了。林彪对此评论说：

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注：指张春桥）、婆娘搞的，从上到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林彪日记》1967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