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毛死江囚

1976年9月9日0：10，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伟大的革命家，人类历史上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毛泽东逝世。

丧仪是超级隆重的。11日至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7天隆重的吊唁，30万群众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广大人民群众行礼如仪，感情是复杂的。有一部分人对毛迷信很深，他们接受了“奸臣祸国，皇上英名”的公式，许多人拭泪的场面是真实的。就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来说，对毛的敬畏多于爱戴但敬畏不是为了祈福，而是为了免祸。文革初期崇拜毛泽东的那些青年学生，那些红卫兵小将们，南抄北打，东砸西杀，为毛泽东打倒了一大批政敌—各级走资派，当年许诺他们当革命接班人，后来才知道这个革命接班人的当法，不是到政府去做官，而是与那些成分不好的“狗崽子”一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青年人的心中充满了被利用、被愚弄、被欺骗的愤慨，“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是他们觉醒的证明。天安门追悼会一结束，在返回的路上，大多数人有一种轻松之感，好像参加完“十一”游行一样，那感情同周恩来逝世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民心的向背由此可见。

追随了毛泽东一辈子的广大中高级干部开始觉醒。军事学院院务部政委（正军级）董铁城是“三八式”老干部，笔者的老上级，彼此能说过心话而不必担心被出卖。他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也转不过弯子来，亲口对我说：“党内同志希望毛主席早点走，他不死，国家没有希望。‘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

就准备上山打游击。“他说这话时时严肃而沉重的。他说联系的更高级的军队将领对”

四人帮“上台应变计划没有问。我隐约感觉到”四人帮“真的上台会有一场血战。

那时军队中还流传一首“枪杆诗”：

娘们秀才太猖狂，三起三落不应当。谁敢杀我诸葛亮，老子打他三百枪。“三起三落”、“诸葛亮”指的邓小平、这首诗说是出自许世友将军，我看是假托他的名义。不管版权是否属于他，这反映了军队的一种情绪—要跟“四人帮”动武的情绪。

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表文章，讲了亲历的一件事：

1976年，我在合江县城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9月10日下午。我正在乡下家里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讣告。消息来的太突然，我吃了一惊。我的邻居，60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连忙告诉他这个消息。哪知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复一遍。他连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后毛泽东的一套做法相当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点死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果在城市，被人告发，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骤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叶老太爷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一年到头做活路，连苞谷红苕都吃不饱。”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全家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合江农村属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死，为什么？以前叶老太爷曾对我讲，“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侄子邓自立在宜宾地区当地委书记，大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合江才少饿死许多人。

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有做过系统调查。

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四川的相当一部分农民。

有一首民谣，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面子好，世界穷国齐来朝。粮食给人做工事，自己百姓饿死了。毛泽东时代工厂好，物资奇缺都要票。产品质次只求量，反正不怕卖不掉。毛泽东时代工人好，饭碗铁做砸不了。干多干少一个样，谁敢动我一毫毛。毛泽东时代农民好，种植计划官管了。大寨工分大锅饭，天天开会好睡觉。毛泽东时代学生好，无法无天把反造。阶级斗争天天讲，国家主席命难保。毛泽东时代媒体好，党的喉舌墙头草。昨日敬爱的，今天口诛笔伐讨。毛泽东时代大家好，全国人民一个脑。主席挥手我前进，刀山火海往前跑。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是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红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黯淡下来。“八大”形成的人才济济阵容强大的领导班子忽然全不行了，政治局常委全修了，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全修了，中央委员会79%以上被打倒了。这样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够资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所要达到的目的。人们看清这一切之后，深深失望，摇头叹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局。

追悼会一结束，尖锐的争权斗争就开始了。

关于接班的安排，毛泽东先后留下了三个名单，第一个名单明确江青是党的主席，后两个名单又把毛远新排在了第一位，把江青排在了第三位。究竟当第一把手，后党内就引起了纷争。这就需要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召开政治局会议推举确定，江青还不能在“先王”殡天之后立即就“女皇”位，仍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就留下了变数。

毛泽东晚年多疑寡信，刻薄少恩。他没有一个亲密战友，没有一个可以“托孤”的重臣。后党集团内部首先发生了分裂。华国锋、汪东兴站出来在叶剑英为首的元老派的支持下，于1976年19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四人帮”的被捕，标志着祸乱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3月17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批林彪、江青集团的问题。后确定，林彪、江青集团16名主犯，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六名已死，只列入起诉书，不审判。出庭受审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十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确定彭真为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彭冲、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壁、中纪委书记王鹤寿。

1979年2月，彭真获得平反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七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因此，他复出后仅三个月，就主持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是“；‘案”审判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彭真调阅了对林彪、江青集团的起诉书后其他材料后，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经过深思熟虑，他在1980年3月底的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审判方案的会议上提出：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件事。他认为林彪、“四人帮”的犯罪和党犯错误，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罪行和错误要分开，决不能审判党的错误。据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回忆，彭真曾多次找他到家里谈话，强调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党的路线错误分开。路线错误是党犯的错误，不能审《我的一张大字报》、九大决议等问题。

这就是说，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毛泽东的旗帜表面上不能倒，不能丢，但又要让千千万万受害者和中国人民出一出十年的恶气，让毛泽东的威信扫地以尽，从今以后再没有阻止改革开放和左右党的路线政策的影响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审判毛的未亡人江青，让江青代毛受过是妙的办法。这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中国政治的矫情.京剧里有一出戏叫《打龙袍》，是说皇帝犯了错误，但不能责罚皇帝，用打他的衣服来代替。这次审判是演出现代版的《打龙袍》。幕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台前的审判官，台下的阶下囚，旁听席上的文革受害者们，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是这么回事，但又都激昂慷慨地坚决否认说不是这么回事。

根据彭真提出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于1980年9月29日决定：

一、成立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二、成立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任命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为副庭长；任命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进行检察起诉。

公元1980年11月2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永志史册的日子。这天下午3时，在北京正义路7号，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九亿人们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

这是全国人民期望已久的一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这是中国人笃信的格言。为了等待这一天，中国人民走过了心惊胆战、苦难艰险的十年，付出了沉重而巨大的代价。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法庭庄严肃穆，审判台灰色幕布中央高悬的特大国徽，天安门上方的五颗金星闪耀着耀眼的光辉，使人感到今天的国徽特别神圣而威严。

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880名旁听代表分别在一楼和二楼的旁听席上就坐，其中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贺龙夫人薛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还有许多遭受江青迫害的30年代文艺界人士。王光美回忆说，1967年夏，刘少奇曾说过：“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他的这个信念终于实现了；受尽迫害的贺龙多次向薛明说过：“林彪、康生、江青等，不是好人，他们没有好下场。”今天他的预言也应验了。当时传抄一首《好了歌》据说是赵朴初所作，颇能反映人们的心情，今照录如下：

好了歌--《红楼梦旧曲新编》受审公堂，当年趾气扬；今日惶惶，曾醉歌舞场；横行十年露锋芒，栅栏今却在铁窗上。说什么人正红、屁正香，为何炎日又降霜？昨日四人聚谋藏密室，今朝万民声讨遍城乡，钢满箱，帽满箱，到处扣人人遭殃；整人嫌人命太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巧伪装，原是叛徒装贤良。厌膏粱，听不见怨言在城街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铁枷扛；能绕三寸舌，却断九?肠。乱哄哄你吹我捧闹登场，反诬他人野心狼。甚荒唐，撕下来只有一层马列外衣裳。

本书作者释：毛泽东曾批评江青开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到处整人。

法庭人员均已入席，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坐在审判席前排中央，他的右边是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后边是特别法庭全体审判员，他们都身着藏青色毛料制服。坐在左侧的，是出庭支持公审的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后面是特别检察厅的全体检察员，他们均身穿灰色毛料制服。审判席两边分别是法庭书记员席和辩护人席。四名身着蓝色新制服，身材魁梧的法警分列两旁。

今天出庭的辩护律师是：甘雨霖、韩学章、张思之、王舜华、王克昌。

下午2：56，书记员郭志文向庭长江华报告：“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现已到庭支持公诉。本案辩护人已到庭。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现已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

下午三时整，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过，法庭强光灯齐放，光明耀眼，法庭一片肃穆。

庭长江华威严地宣布：“现在开庭！”

十名主犯被押进被告席上的铁栏里，左起：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恰在正中。

下午3：18，计划庭长宣布宣读起诉书。

法庭上下一片肃静，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史进前交替宣读了长达两万多字的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四大罪状48条罪行。

起诉书宣读完毕，庭长江华宣布：对本案的十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第一审判庭在公安部礼堂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五名罪犯；第二审判庭在空军俱乐部（现空军学院）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五名罪犯。庭长江华在法庭上宣读了《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规则》，告知他们：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取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被告人有辩护权和后陈述权。

1980年12月23日，第一审判庭开庭继续审问江青诬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

法庭出示江青犯罪的证据，幻灯放映了几张照片：一位老干部头上戴着60斤重的铁帽子，胸前挂着写有“彭真死党”的牌子，跪在地上，正在任人凌辱殴打—这是在批斗张霖之。

法庭陈述说：张霖之是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任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12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诬陷他是“彭真的死党”。张霖之在被关押的33天中，据有记录可查的逼供、审问就多达52次。1967年1月21日，张霖之被迫戴着铁帽子，举着牌子，在北京矿业学院校园内外游斗。晚上又遭刑讯，身上被打伤30多处，头部被打露出骨头，当夜就含冤惨死。

都知道毛刘决裂后摊牌时的争论，刘少奇问：“是走资派？”毛泽东答：“张霖之就是。”是毛泽东“钦点”，使张霖之成为红卫兵第一批冲击对象，后被活活打死。江青是在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我咬。”

如今只追究走狗的责任，不追究那个发纵指令的人的责任，显然有失公道。

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办事的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起诉书中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罪证，证明林、江勾结，好像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林彪心血来潮委托江青搞了这么个文件。《纪要》的主题是“专政论”说什么“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相结合。”1967年第九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说《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要》的贯彻执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林彪、“四人帮”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理论根据，打着所谓批判“文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香花打成毒草，诬陷、迫害、揪斗所谓“黑线人物”。全国文艺界受害的人数无法计算，仅文化部及直属单位就有26000多人被诬陷；祸及教育界，建国17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也被全盘否定了，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教师就有142000多人。

事实真相是：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审阅三次，亲笔修改11处，加了“林彪同志委托”

六个字，文件的名称原来是《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样一改，文件的分量就提上去了。经毛批准认可，作为中发（66）211号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发至县团级。

起诉书指控江青、康生勾结迫害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说1968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江青、康生等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从组织入手，对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的名单逐一进行了审查，把其中许多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对！毛泽东在本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做叛徒、内工贼的结论，永远开除出党。如果按照民主程序办事，八届中央委员会肯定通不过，这才需要先对中央委员会动大手术，使其中的多数人不能到会，换上新选的革委会主任和造反派头头滥竽充数，以便毛泽东为所欲为。不是江青和康生，是毛泽东要给八届中央委员会大换血，江康只是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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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亲启的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江青这时是个普通党员，九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康生是把她当作皇帝的代表—皇后来伺候的。没有毛泽东的指示。她（他）们俩敢办这种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大事？

名单中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88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要考查的”29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迫害，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名中的70%左右。他们是：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肖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芳、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维三、徐海东、萧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立、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璧、欧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建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伯、廖志高、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共123名。

打倒123名中央委员，居然说是背着毛泽东干的，这可能吗？

毛泽东晚年心地阴暗，虚伪狡诈，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把坏事做绝，又希望万古流芳。封建王朝老皇帝要传位，废立之争往往引起流血冲突，但这局限在宫廷范围内，与百姓无干。毛泽东要废刘少奇，立江青或毛远新，这么简单的事，他把它搞得比春秋战国还要复杂。他要以革命的名义搞帝制，实在说不出口，说出来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用一篇一篇的革命理论，一次一次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一套一套的阴谋诡计，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把全党全军和十亿人民“运动”起来，晕头转向地跟着他走，妄图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不能永远为尊者讳过，时至今日，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毛泽东的卵翼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江青后党，一个婆娘几个秀才，没有毛泽东在后面撑着，怎么会有摧毁全党搞乱全国的能量？！江青在与公诉人江文对簿公堂时有惊人之论。江青说：“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那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论100%都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只有这几句是实事求是的，是说明了事实真相的。盘踞金字塔顶端作威作福，破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各级领导干部，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不止是那四个人，而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

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1981年1月25日，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了如下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判处我发现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从此，江青开始了漫长的、永无出头之日的牢狱生活。江青在秦城监狱呆的地方就是彭真多年住过的牢房。让毛泽东的未亡人活着，就是为了羞辱那个躺在纪念堂水晶棺里的毛泽东，让她偿还毛泽东所欠下的罄竹难书的孽债。

1989年11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过软禁生活。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护士陪同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加强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表示她对毛泽东的怀念。“李”是江青的本姓，“润”是毛泽东早期使用的字，“青”则是江青的“青”。

5月13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天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她叱咤风云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权势，荣耀，享受，风光无限。如今，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12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政治舞台的迹象。今昔的反差使她气愤、悲哀、绝望。5月14日凌晨1：30，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江青从卧室来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栓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将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以便将头伸进手帕打成的绳套里，接着又踢开垫脚的被子等物。。。。。。3：30，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两脚悬空吊死在铁架上。其他的护士和医生闻讯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差一点成了中国女皇的毛泽东的妻子，在她77岁的时候离开了被她捣乱了十年的中国。当天下午，李纳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李纳不同意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纳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官方发表了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关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透露了一个数字：

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者在575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治理国家的总成绩单。

1992年春，香港《镜报》报道，北京市某宣传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采用问卷笔答方法，让被调查者写出自己尊敬的十位领导人，按照获选票高低排出的前十位是：

一、周恩来，获选率100%；二、邓小平，获选率97%；三、邓颖超，获选率90%；四、刘少奇，获选率88%；五、朱德，获选率84%；六、万里，获选率835;七、胡耀邦，获选率80%；八、杨尚昆，获选率78%；九、江泽民，获选率76%；十、彭真，获选率72%

答卷中提到毛泽东的不到2%，看到这里，笔者心中有些茫然，甚至觉得难以置信。怎么？文革中地动山摇地被亿万人民三呼“万岁”的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竟跌落得这么惨么？然而这是事实。细思之，也在情理之中。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视人民为刍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全党为敌人，犯了滔天大罪，民心党心的变化是必然的。回想文革十年，兴师动众，开动全国的舆论工具，辅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把刘少奇、邓小平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结果呢，历史才过去了15年，文革中被打倒的两个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获选率97%，刘少奇获选率88%，大批判的幕后主持者毛泽东获选率不到1%。正是：一时是非在于力，千古是非在于理。刘少奇临终前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信哉斯言。人民既已觉醒，继续把毛泽东的肖像悬挂在天安门，继续把毛泽东的遗体作为神物供奉在纪念堂，就有些落后于群众了，应作妥善处置，使我们的国家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次民意测验有一点值得注意。人民群众是把共产党和毛泽东作了区别的。并没有因为毛泽东威信骤降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任。选出来的前十位受尊敬的领导人，还都是共产党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要把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寄托在维护毛泽东错误的基点上，改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共产党才有执政的合法性，改正得越多，合法性越大，全部改正了。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有了全部合法性。

结束语: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本文摘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32页）这句重要的话，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资本论》的误解或曲解。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群众与国家资产的血肉联系，所谓“全民所有”就成了欺骗民众的空话。共产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握有全部财富。人民中原来有财产的被剥夺了，没有财产的依旧没有财产。无论怎样进行宣传鼓动，人民就是提不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国家陷入停滞衰退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然而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左派”指责搞了“修正主义”，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向卓有成效地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共同富裕、消灭了三大差别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给民营企业家摘掉“剥削”的帽子。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深刻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行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行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2002年11月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提出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自提出“三个代表”以来，为防备“左派”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其深刻含义没有为广大人民所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新意是：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各级地方官员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敢于在本地区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敢承认这是发展资本主义。年轻创业者陆诒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因为违背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把“资本家”三个字上了企业名称，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论证“资本家”的非法性。法院一审判决维持被告决定。僵化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阻碍着中共的纲领路线与人民的沟通。本文要把在中国现阶段可会意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彻底敞开说一说。

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生产力维持生产线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平衡地运转；先进生产力要打破旧的平衡，创造新的数量和质量标准，使生产上一个新的台阶。工人是生产力的代表，但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这是被生产力的发展史所证明了的。

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初期，反对一种织带子花边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

这种机器是在德国发明的，它能同时织四至六条花边；但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制了这项发明，并派人将发明者处死。1629年，荷兰莱顿工场主采用了这种机器，引起花边工人暴动，迫使市政当局下令停止使用这种织机。荷兰国会还通过了禁用织机的法令。1676年织机传入英国，也引起了织工骚动。1685年2月19日，德皇颁布敕令，为了社会的稳定，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当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了一家风力锯木场被民众捣毁。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十万名由它所造成的失业者焚毁了。五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发明的梳毛机和梳棉机。1779年兰开夏的工人展开破坏机器的斗争参加者达8万余人。19世纪初15年，以英国诺丁汉的“卢德运动”为代表，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了大规模地破坏机器的运动。卢德是一个失业工人领袖，他带领自己的弟兄们疯狂地捣毁机器，直到政府武力镇压才遏制住这个破坏的狂潮。

青年恩格斯在考察了曼彻斯特纺织工业区之后，对科学技术的结晶—机器进入生产领域是持否定乃至反对态度的。他义愤地指出：

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越大，工人失业的就越多。因此，每一种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0页）

他举例做了细致地分析：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机就要使五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人的生计。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纱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费力的工作一天天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些，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却一天天地被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机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个的劳动部门被取消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去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机的普及推广，把八十万熟练工抛上街头。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大量的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

（《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44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的就业，保持工人的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胎记。据《资本论》记载：当时“英国五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二亿人，这当然不是说纺纱机排挤了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二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大量增加工人人口。”（《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434页）1870年英国总人口是二千一百万，如果只靠人力纺车，不仅工人一个不会失业，加班加点一辈子也干不完；就是从国王到臣民都去摇纺车也干不完二亿人的活来。有了纺纱机，五万人能顶替二亿人，生产率提高了四千倍。英国的国民收入，十八世纪末叶是一亿二千万英镑，1870年达到12亿镑，增加了10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发展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着物质基础。

从以上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不是工人。在由机器和工人的辅助劳动合成的生产力中，工人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他们希望在生产劳动中维持现状，挣稳定的工资，过稳定的生活；害怕由于机器的改进或新机器的发明被迫改行甚至丢掉饭碗。工人们本能地仇恨新机器，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新机器、新技术被普遍推广使用后，先进生产力就变成了普通生产力，更高级的新机器、新技术又在发明中。于是，工人们又去反对那些将要发明出来打乱他们甫告平静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更高级新机器和新技术。先进生产力是个相对的、变动的概念它永远同工人的既得利益处于对立地位，但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又寄托在生产力无限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的无限增加中。过去我们一直宣传工人阶级与大生产相联系，是先进的阶级，理所当然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资本家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这是不正确，是既不符合历史，又脱离现实生活的。股份制使生产的规模可以无限地扩大，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和平演变，在保留私有制的条件下把资本家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了，经理或厂长成为企业的灵魂，但资本家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组织形式监督企业的营运和掌控企业的发展，这就避免了那种因“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浪费无人过问、亏损无人负责的国营企业弊病。在这种制度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科学技术外化为各种不同用途的机器设备，“变成一种独立的劳动生产力”。（《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365页）机器设备虽说是手工工具的进一步发展，但它同工人的关系与手工工场时期工具同工人的关系不同，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手工工场时期，工人是劳动劳动的主体，工具是工人身体的延伸，是起辅助作用的配角。当然，机器设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的发明创造，是科学家、工程师们艰苦劳动的结果，是这些科技人员赋予了机器设备“人”一般的生命，我们可以把越来越自动化的机器设备看作广义的机器人，所以机器设备也具有劳动者的意义，它是一种以化身形式存在的劳动者，机器设备本身是脱离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先进生产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当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大时，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就逐渐缩小范围直至完全不起作用了。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经济生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秘密就在这里。

科学技术人员的创造发明是先进生产力的源头活水，但停留在这一阶段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形不成现实的生产力。从前述花边织机的遭遇可知，要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件阻力重重的事情。热心、积极、甘冒风险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是受超额利润驱动的资本家，正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打倒的资产阶级是把科研成果引入生产线的推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认识和承认这个结论十分重要，资本家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的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的推广普及者。现代的一些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一些托拉斯，为了研制新产品，都设立专门研究机构，把引进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看做是企业的生命线。新产品比起老产品来物美价廉，只有拿出新产品来，才能取得高于本行业平均利润的额外利润。一种新产品投入市场，会在一定时期内给这个企业带来额外利润；但同行们很快就会起而效尤，使整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普遍地提高起来，又把利润率扯平，进而使平均利润率下降。这时又有新企业拿出新产品来，追逐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额外利润。社会生产力就这样在竞争中不断地提高。一百五十年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步，新产品目不暇接地涌现，社会财富无止境地增加，资本家或资产阶级都是首功。

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是以生产不大发展、社会财富匮乏为基础的，它将被先进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消灭贫困的正确途径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先进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面才能得到充分地发展。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曾经是共产党员，现在是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他在2003年8月访华时接受《环球》杂志专访，谈到罗马尼亚与西欧的差距时讲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在罗马尼亚当总统不如在德国当失业者，因为一个德国失业者每月的救济是2300马克，罗马尼亚总统每月的工资是1250马克。”德国能给失业工人发放高于罗马尼亚总统工资的救济金，是因为没有按《共产党宣言》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人阶级在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解放的新的含义和新的道路。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阶级等级中勤劳、能干、精明、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市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不能超越曼彻斯特资本主义这个原型给他们带来的历史局限性，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错误地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成为一种打着解放工人阶级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想家的幻想，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终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运动。恩格斯宣布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以此为题目写了一本小册子。但所谓的“科学”是手段的有效性，而不是目标的现实性，其目标中的空想成分，并没有改变。“科学社会主义”成了“暴力社会主义”，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共产党人。这些伟大使徒们的错误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标的现实性混为一谈，把手段当作目标，把形式当作本质，殊不知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他们高扬“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手段的有效性实现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目标的现实性幻灭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从1945年到199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的45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大家都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这45年是两种制度和平竞赛的45年。45年的比较，优劣？代表先进生产力，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用大话和空话欺骗了民众？人民已做了结论，历史也已做了结论。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马克思的子孙们仔细地、深入地、长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社会主义制度首要的一条就是没收私营企业，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1945年开始，东德的企业主即资本家们即开始向西德逃亡。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开始认为让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净化社会，减少反对派，有利于党的统治，不仅没有制止，还给他们发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证。到1961年跑了270多万人。后来发现，不仅资本家跑了，科学家、教授、医生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技术工人都往西方跑。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胁了东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墙”。

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的7%。统一后，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的反思。（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说“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率更高的一种形式”是欺人之谈。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在国营企业干活时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45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4-125页)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依靠力量，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我们一直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偏见：说是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20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制度性的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职工工资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刘仲藜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剥夺资产阶级，保留了私有制。

从1951年到1973年，日本30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暴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的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终都会被人类认同，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个不能消灭的阶级，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根本的教训。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

1836年至1852年，德国有一个密谋起义的工人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思想领袖、裁缝魏特林“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9页）这是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因理论不完备，同盟会求助于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虽然震撼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却没有为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恩格斯后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宣言》“虽曾被译成法文、英文、法兰德斯文、丹麦文和其他文字，但是它对其他民族却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梅林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396页）“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41页）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德国工人运动第一阶段从此画上了句号。

1849年欧州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

（恩格斯：《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页）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改变曲高和寡的状况，1852年11月17日解散了共产主义同盟，他们没有建立共产党，转而支持拉萨尔领导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上的重大转变，由共产主义者向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重大转变。在他们指导下，1869年8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这个德国工人运动第二阶段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阶段。

为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李卜克内西解释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一样。民主的国家，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成的社会唯一可能形式。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呼，包含着我们的纲领。（《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七、八页）

此后，欧洲国家新建的工人政党都叫做社会民主党（个别的叫工党），而不叫共产党。

恩格斯在1894年1月26日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屠拉梯的信中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文字，将《共产党宣言》作了重要修改。

原文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近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479、502页）

修改后的文字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着工人阶级的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15页）

这一重要改动表明，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者”才是无产阶级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人”没有被欧洲工人运动所接受，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自从1864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马克思不再拘泥于暴力革命，提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有两条道路：

在新堡和巴塞罗那，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的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不良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

（1871年7月3日《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638页）

1871年巴黎公社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血战后，欧洲大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普遍采取了让步政策，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看到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多次发表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使他们的学说更全面、更能反映欧洲国家的实际生活。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告诉国际工人协会荷兰支部的追随者和工人们：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179页）

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二版，第504页）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

这就是在教科书中我们常讲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除了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剥夺剥夺者之外，社会生活还没有提供解决这个矛盾的别的方法。

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一卷时的历史局限性。股份公司打破了垄断，创造了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相匹配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占有形式。马克思不是抱残守缺、维护过时论断的“权威”学者，而是对历史负责任的革命家。在研究了股份公司之后，他马上作出了新的结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

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这就是股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所设想的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形式，是让每个人都能占有一定的企业股份，具体地讲，这种公有制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股份私有制来实现的，是以全民持股制为实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化。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恩格斯认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益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0页。）

政治上，英国、美国、德国等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逐年增多。1893年恩格斯说：“如果选举到1895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三百五十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一千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七百万。如果在总数七百万选民当中有三百五十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29页）工人阶级利用合法手段掌握政权成为可能。恩格斯甚至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到19世纪末就可能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使命。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终结论，经过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六月出版。经济上的股份公司—马克思认定：这是“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但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用股权分散的个人所有制代替寡头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政治上的议会道路—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关，而是通过选举进去掌握它，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虽没有明确写成文字，但已勾画的轮廓分明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将会有很大的意义：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要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年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籍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利用来对这些结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95，603，607页）

说完这些话还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就有了两条社会主义道路：暴力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是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是摒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

恩格斯逝世前，指定他的忠实学生倍倍尔、伯恩斯坦为他的著作的遗嘱执行者。伯恩斯坦发挥了恩格斯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在于“民主”，而不是“专政”，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靠“暴力革命”进入社会主义。1898年和1899年，以伯恩斯坦发表著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为标志，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开始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十月革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胜利大大加强了暴力革命派的地位，列宁另树旗帜，1918年1月18日，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改名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暴力革命派攻击“和平过渡是修正主义道路”，批判伯恩斯坦说资本主义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其实伯恩斯坦只是重复了恩格斯说过的话。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忠实地执行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遗教，以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为正宗，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实行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办法，体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社会民主党人尊重马克思主义，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枷，一切从实际出发，广泛吸收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改良社会的先进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1951年6月20日在西德法兰克福召开了国家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通过了基本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通称《法兰克福宣言》）。这个纲领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法兰克福宣言》认为：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失，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即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而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是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团结资产阶级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运动。代表们把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看作是“1864年在卡尔·马克思参加下成立于伦敦的那个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的新阶段”。

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19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恩格斯在晚年是厌弃布朗基主义的，他说：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

（《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580-581页）

列宁及其继承者斯大林发展了布朗基主义，把对一个国家的领导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共产党专政，把共产党专政变成了党的领袖集团的专政，把领袖集团的专政变成了高领袖一个人的独裁（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奠定了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体制。这种极权体制窒息了社会的生机，也窒息了执政党的生机，导致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全面衰退。前苏共党员、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语中的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1995年8月10日答记者问）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页）这句重要的话，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资本论》的误解或曲解。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群众与国家资产的血肉联系，所谓“全民所有”就成了欺骗民众的空话。共产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握有全部财富。人民中原来有财产的被剥夺了，没有财产的依旧没有财产。无论怎样进行宣传鼓动，人民就是提不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国家陷入停滞衰退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然而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左派”指责搞了修正主义，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向卓有成效地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共同富裕、消灭了三大差别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当暴力社会主义由于固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不是宏篇巨著的经典文献，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藉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考茨基说：

社会主义也只能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职能发挥得愈好（资本主义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就愈容易建立。

那种认为为了建立完全新的社会大厦，必须把一切现有的东西都消灭掉的说法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种消灭旧东西的做法只意味著消灭新东西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它不是为新东西创造条件，而是强迫我们再一次重新建立旧东西。它不是使我们前进，而是使我们后退。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一卷，1927年德文版）

这就推翻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打碎旧世界，同一切传统的东西决裂、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左理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15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年4月16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的见证下，欧洲联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的局面的终结。欧盟的魅力来自入盟国人民对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标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历史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地、理性地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该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的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

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卞洪登：《资本营运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势不两立的劳资对立，有识之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既是美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美欧巩固同盟国关系的要求。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把效率和公平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

会议公报强调：

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阮宗泽著：《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290-291页）

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民主党议员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SocialistsofAmerica,DSA）简称DSA,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政党，但结合了许多左翼组织。DSA是社会党国际（SocialistsInternational）及其附属青年部（YoungDemocraticScocialists）的成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后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具有能增不能减、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点，削减社会福利丢掉选票。工人和普通老百姓是能够通过投票阻止不利于自己的政党上台的。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2000年冬，布什、戈尔竞选总统的时候，记者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根时代的主要经济顾问弗里德曼，这位88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出语惊人：无论布什还是戈尔入主白宫，“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如果布什掌权，可能溜得慢一点，戈尔掌权，可能溜得快一点。（《南方周末》2001年11月8日第十五版）

民主社会主义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力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社会革命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为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收入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当过德国社会民主党顾问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J.A.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资本主义将向社会主义进化。他的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劳资关系的变化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论点、经理阶层作用的突显将导致资本家退出生产经营舞台的论点，都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引用和阐发。他的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的完整表述，被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奉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那样压迫工人阶级的老资本主义社会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过社民党的能力，不断改良的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部分都付诸实施了”。这种已经变化的社会，在社民党执政事情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在其他党执政时期是新资本主义时候。这里举一些数据说明这一点：2004年，政府财政总支出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政府是42%，英国政府是49%，加拿大政府好，是52%，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是多少呢？7.4%。就教育而言，中国一年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才1500亿元，而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9000亿元。2005年12月7日《报刊文摘》报道：公车一年花3000亿元，“远远超过我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医疗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在191个国家中排名188位。唯独行政管理费开支，中国“赶超英美”：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而英国占4.19%，美国占9.9%，加拿大占7.1%。我们还好意思讲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本质永不变，只有我们中国才是社会主义吗？还好意思讲资产阶级政府都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只要中国政府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还好意思讲我国那些更多统治色彩、更少服务色彩的官员特权是由于学了美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吗？应该有勇气承认，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在为百姓谋福利方面，比中国政府做得好！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在清正廉洁方面比中国官员做得好！中国离民主社会主义差得远！中国的执政党一个向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执政党学习，民主执政、廉洁执政，扎扎实实地为全体国民谋福利，从善如流地完成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这种和平演变将使百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福利，使官员丧失了越来越多的特权。以“保卫革命成果”的名义抗拒和反对这种演变，所“保卫”的不是百姓的福利，而是官员的特权。这种和平演变不是输给了杜勒斯，而是输给了恩格斯；不是输给了帝国主义，而是输给了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和平、理性、建设、不输出革命，不强加于人，没有批判的锋芒，只有示范点魅力，不损害任何阶级、阶层的利益，不威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所以它赢得了全世界的青睐。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

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放宽自由，而社会主义的恐惧也使资本主义增加平等，东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东方，不久两者就要碰头。

（《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1卷【下】第1180页）

历史正在这样发展。这个碰头的交汇点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走瑞典人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打破由于极左理论长期灌输造成的干部队伍中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精神状态，邓小平派出许多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考察的地方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他非常重视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和经验。许多到过西北欧的高级干部不由击节三叹：“人家这才叫社会主义！”

英国是个什么国家？我们定型的认识是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大获全胜，工党领袖艾德礼成为英国首相，他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国有成分达到20%；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入的五分之二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老年、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尊重英国工党领袖的自我陈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工党政府在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制，对英国和欧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后来保守党执政并不改变工党的社会福利政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队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经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的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照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591元，电梯工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886元。王震那时的每月工资不到400元，周工资不到100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六分之一，电梯工周工资的八分之一。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拙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对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那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参见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75-176页）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42倍。

据我国驻英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较全面考察，我参加了部分接待工作。访问后期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王震对英国的评论在驻英使馆引起了震动，也促使大家更加关注英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状况。”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一位市委书记访问了瑞典，回来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消灭有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无产者；人家搞资本主义，是消灭无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这位市委书记对“人家”搞的那一套，有些羡慕，又有些迷茫，为了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敢承认“人家”搞的是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正在推行《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试图让工人占有企业的股份，成为有产者，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法案》规定：每年从资方超出五十万克朗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给本企业职工设立的基金会，再将资方为职工代缴的养老金增加1%，就能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成为股东，成为有产者。据《法案》的设计者麦德内尔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百分之十至十五，转移到职工名下的“雇员投资基金”可在25-30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随着“雇员投资基金”在企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可以从经济制度上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私人资本构成，实现社会民主党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理想。通过“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部分所有权。这并不是为争取选票糊弄工人阶级的甜言蜜语。1982年社民党竞选胜利，社民党主席帕尔梅正是在台上执政的首相，而社民党在议会又是第一大党。所以，尽管资本家反对，1983年10月4日以六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第一年提取十五亿二千四百万克朗，1985年提取了十二亿三千一百万克朗，1986年提取二十七亿一千万克朗，三年累计工人股份基金五十四亿六千五百万克朗。瑞典民主社会民主党实行“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的政策是真的，他们把这一政策叫做“基金社会主义”。1991年保守党等四党联合政府上台后取消了雇员投资基金，这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严重斗争；但这时候工人阶级已普遍成为本企业的股票持有人，尽管是小股东，在1994年的大选中瑞典民主社会党以百分之四十五的得票率夺回执政地位。社民党上台后，没有再恢复雇员投资基金，推出科技福利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和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以及社会公平来说至关重要。为了纠正现存的社会不公平，公平的分配受教育的机会比事后再分配社会财富更有效。瑞典社民党不屈不挠地为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三位国际领袖照片：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尊重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导师。第四位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布兰亭。瑞典社会民主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科学理论。同所有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其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1920年，瑞典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下台。由于政治上存在优胜劣汰的民主选举机制，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自身“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的内在弊病而被自然“劣汰”了。民主政治机制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错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管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年再次上台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44年！

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创新方式来解决企业的劳资矛盾问题。摒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国有化政策后，致力于劳资妥协。1936年，工会联合会（LO）和雇主联合会（SAF）开始进行谈判，到1938年双方签订了《萨尔茨耶巴登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机构等等，对企业主的管理特权作了一些限制。协议规定双方代表进行谈判，后达成为期一至三年的协议，共同遵守。如果协议到期以前两个月内，双方中任何一方没有提出异议的话，就继续有效；如果一方提出异议，争执不下，达不成协议，就由政府指派一名调停人介入谈判，促成问题的解决。这个协议被认为是瑞典劳资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劳资协调合作的新时代，对以后瑞典社会关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76年又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废除雇主联合会章程的第32款，就是原来由雇主单独决定问题，改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工会有权参与决定投资、生产战略等过去由资方单独决定的问题。其要点是：（1）企业主在决定对企业经营作出重大改变之前和决定雇员劳动条件以前，要和工会进行谈判，工会可以要求对任何其它问题，举行地方一级的谈判或中央一级的谈判，这种要求一经提出，企业主就应推迟作出决定或推迟决定的实施，直到谈判结束为止。（2）要求企业主将经济技术情报以及人事政策的指导原则，经常向工会通报。（3）工会有权查询帐目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文件。《劳动生活共决法》大大提高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

瑞典工人阶级队伍共有四百二十万二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产业工人有三百万，体力劳动者百分之九十都参加了瑞典工会联合会；白领人员另外组织“中央职员组织”，有七十万人。瑞典的中央工会联合会是大工会组织，有二十五个分会，二百五十万会员。三十多年来，每次大选，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工人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它是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基础和坚强后盾。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在工人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二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出身产业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议员本身过去就是产业工人，这个比例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比例都大。

瑞典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比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多四倍，瑞典的机械设备甚至高出十四倍，它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瑞典的工业企业92%都是私营的。国营企业的比重并不影响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全部交通、能源、卫生、教育等公用事业，大部分采矿、炼钢、造船业，一个大的银行，共同组成一个由每个部门行业参加的全国企业委员会，职工达一百四十万。社会民主党在教育、卫生、环保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不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而是由公共部门来管理。瑞典的学校全部是国立的，没有私营的，医院也没有私营的，教育卫生部门没有盈利任务。

瑞典的农业基础是十一万户家庭农场，所雇佣的农业工人只有一万二千人，主要的重担落在农场主机器家庭成员身上。瑞典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8%，而从事农业加工、储存和食品生产的人员则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多三倍。瑞典农产品自给绰绰有余。粮食、肉类、油类等有30-50%的剩余，出口给波罗的海国家。瑞典也有合作社组织，是为家庭农场服务的。每个农场主可以同时参加几个合作社，比如种子合作社、奶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等等，社员自己推选领导机构。农民有自己的组织—瑞典农场主联合会。国家向农场主联合会协商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信贷和税收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国家和合作社之间签订经济合同。国家在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的利润或降低消费者的支出的时候，才对价格的形成进行干预。这时国家往往要从国家预算当中拿出数十亿克朗用来补贴。国家通过经济政策，扶持小农场主，“管束”大农场主。

2002年瑞典人均GDP为25400美元。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一个瑞典公民，从出生到16岁，一直享受政府给予的未成年补贴，生病享受医疗保险，上学从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到高校都不用交学费，成年人就业后又纳入了社会保险体系，直到耄耋之年进入养老院，走完人生的后旅程。

瑞典是个贫富差距小的国家。收入高的10%国民与收入低的60%国民，税前收入差距有的高达144倍，政府这个平衡杠杆竟做到了税收后人的绝对平均差距是三倍。目前产业工人的月工资是2000美元。，教授的月工资是四千美元以上，人均住房面积四十平方米，四分之三的家庭有汽车。瑞典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制，也就是收入越高，赋税越重；收入越低，赋税越轻，远远低于穷人所享受到的福利。瑞典的高赋税是一种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制度，它保证了社会全体成员都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有效避免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实现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瑞典是个廉政的国家。据一位瑞典检察官说，三十二年没有一起官员贪污受贿案件。“透明国际”每年都按各国政府的廉洁程度进行一次大排行。在2002年排行榜上，瑞典排在第五位，满分为十分，它得了九点三分。瑞典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其官员乃至首相绝不允许搞特权。首相住居民区，平时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国家配备的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平时除非履行国务不允许使用公车。整个社会和谐安宁，是犯罪率低的国家之一。

瑞典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社会福利制度以及阶级合作政策是独特而成功的。

英国学者库尔特·萨缪尔森曾这样评价瑞典：“人们常把瑞典看成异乎寻常的国度。因为她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发达的福利政策，劳动市场的安稳与和谐，和平政策，一致与妥协。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国家。”（《瑞典社会发展300年》，第225-226页）瑞典模式包括以下要点：

瑞典社会民主党恪守民主宪政，但依靠自己的政策正确和人民拥护，连选连任长期执政，主导社会进步，实现自己的纲领。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1917年大选后参加联合政府，1920年单独执政。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通过竞选，一次一次地得到选民的认可，从1932年到1976年，曾连续执政44年，短暂在野后又重新执政，把瑞典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世界上富裕、公正、廉洁、稳定的国家。

解决公平和效率这一对矛盾的瑞典经验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全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误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由于政府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三大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不平等，建立劳资双赢的和谐社会。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自由、平等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团结的社会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统治的反对者。”（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讲团结时不忘为工人和全社会谋福利，不允许资本家对社会进行统治；讲斗争时又不损害私有制，保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前者保证相对公平，社会和谐；后者保证绝对效率，经济发展。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双赢的结局。

这就是“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雏形。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政治上主张联合政府，反对一党专政，经济上保护私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毛泽东这时已经有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他说：

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

（1944年3月22日《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据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回忆：“1944年8月，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再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中国目的。因为他们这时相信：‘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

（谢伟思：《在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到“七大”时，毛泽东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路透社记者问，“自由民主党新中国”如何解说？毛泽东回答：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7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带有很严重的自由主义色彩，一下子就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中间势力吸引过来了，这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借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2004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政治改革，私财产有制是民主政体的基础，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是因为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团结资产阶级，不是支持它“剥削”，而是把它作为经济管理层使用，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作出贡献。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给民营企业家摘掉“剥削”的帽子。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一定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深刻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平、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要把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和谐地、理性地进化过程，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在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剥夺有产者，而是让工人、农民富起来，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工人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高原则。这是政治长期稳定的关键，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出口总额在GDP中只占20%，而GDP中80%要由“内需”来消化。如果没有本国广大农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在本国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所以中国对“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这次修宪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相衔接，意义重大。过去纠“左”，每次都是在承认“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这次修宪，从根本上纠正了暴力社会主义的错误，回到了建国时的政治基础—和资产阶级合作。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根据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修改宪法，是对《共同纲领》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继承和发展表现在：

（1）恢复我们建国的政治基础，承认和保护私有制，恢复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

（2）承认民营企业家（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不是暂时允许存在，若干年后就要被消灭的剥削阶级。

（3）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民营企业代表新建的生产关系，对他们不再是利用、限制、改造，而是鼓励、支持、引导。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重新评毛，此其时矣！

建国以后，毛泽东大的失误是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急于实现建立大同社会的梦想。他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以宣传加暴力实施社会改造。《共产党宣言》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暴力社会主义模式。从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二十年是民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突飞猛进的二十年，也是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草率形成、恶性发展和彻底崩溃的二十年。

1981年6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有伟大功绩，起了历史作用的；但又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即由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所遗留的“纠左“不彻底性。

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会上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邓小平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议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这一代走后，做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这件事过去了十三年，党内外都有强烈的呼声，重新评毛的时机成熟了。

《决议》大的后遗症是肯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给了它一个历史正统地位，从而使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背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原罪。从实施“包产到户”到把保护私有制写入宪法，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突破“三大改造”的框框进而完全否定它的历史。为了和《决议》保持一致，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要“打左灯，向右拐”，步履蹒跚，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战战兢兢地领导着这个国家。

以《决议》为根据写出的《毛泽东传》，仍然肯定“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上卷第461页）给回归“左”倾路线、推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左派”看来只要你承认这个“空前的创举”，改革开放就是“背叛了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大大鼓舞和增强了他们推翻改革开放新政的信心。这像一把利剑悬在民营企业家头上。许多做大的民营企业家把总部移往香港或境外，表明他们的惶恐和疑虑，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近些年国内众多民企借道英属维尔京等国际避税地纷纷“外资化”，摇身变为境外企业后转而收购境内企业。整个面积仅154平方公里的西印度群岛，已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超过了美欧发达国家。

2005年4月16日李成瑞等七十三名“左派”上书中央总书记，提出所谓《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建议》，采用拉胡捧毛贬邓批江的策略，分裂党，企图全面恢复毛泽东的极左理论和极左路线。配合这种要求，“左派”网站发表大量文章，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把那个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年代描绘成世外桃源。说改革开放把事情搞坏了，鼓吹回到毛时代去。

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在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声名狼藉，彻底破产；现在重要的要把毛泽东时代的真相告诉青年。改革开放是对“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条极左路线的否定而不是对它的继承。划清这个界限改革开放路线才有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的历史正统地位。维护毛泽东的错误既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

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拨乱反正前夕，消灭私有制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全国人民的绝对贫困化。这期间中国搞了20年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每次运动都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哪步田地呢？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呢？从吃的方面看，1956年人均消费粮食408斤（市斤，每市斤合半公斤），1976年为380斤，减少28斤；食用植物油1956年人均消费5.13斤，1976年为3.19斤，减少1.94斤。从穿的方面看，1956年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是29.17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分之一米)，1976年为23.55尺，减少5.62尺。其中1968年每人只发了9尺布票。（《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477页）从1957年到1978年二十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实际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作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奠基》，刘仲藜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据国家农林部1973年统计，有72个县的粮食产量还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近一百万个生产队（约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每人年平均分配在40元以下。这些队基本上没有现金分配。有的队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很困难。

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是这样说的：“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百分之十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百分之六十七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据比较准确的统计，三年大跃进安徽73个县饿死633万人，是全国饿死人比例高的省份。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

有人瞎起哄，罗列一些计划经济时代虚夸的国民经济发展数字为毛泽东时代粉饰。判别制度优劣，政策好坏，一看人民生活的改善，二看发展速度。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正是要在速度上超英赶美。赶超的结果是：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跌落到2.5%。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2倍，1960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四千六百亿美元，到198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三万六千八百亿美元。?下海口赶英超美，落后的却越来越远。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历史宣告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彻底破产。

毛泽东想让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常提出“解放生产力”的口号，急切地想把生产搞上去，办法却是批判“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具体政策上跟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办法过不去，如反对“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割资本主义“尾巴”。连给工人发奖金，八级工资制他都反对。在经济领域中，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即人们追求多劳多得的发财致富的努力）是先进生产力的活的灵魂，灭了这个灵魂永远不会有先进生产力。要想富必须给这个批了多少年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正名。“掐尖灭富”（即不许有人先富起来）是暴力社会主义的死穴，是毛泽东领导经济失败的根源。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道”，决不改弦更张。可为什么按他的一套理论去发展生产，生产就是上不去呢？按《共产党宣言》去改造国家，越改造国家越穷，人民越苦呢？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是一个想为人类做好事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悲剧。

奥地利学者哈耶克1944年在他的成名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善意地提醒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追求目标的反面。”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想把人民带入天堂，却“不知不觉中”把人民送入了地狱。

当这位“大救星”死去，解散了人民公社，农民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小农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充分发挥的时候，农民才真正得救。摆脱了公社的桎?，单干的农民实现了毛泽东费尽移山心力也没有达到的产量九千亿斤的梦想。1996年粮食产量超过一万亿斤，棉花产量超过八千四百万担，至此中国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已经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中国用占世界近10%的耕地，供养了占世界21%的人口，并自1997年以后，每年农产品出口达50亿美元。河南上蔡县在大跃进中饿死了四万人。在2006年除夕之夜，这个县的杨集镇李桥村，一个只有七百多人口的普通村庄，村口竟然停放了四十多辆豪华轿车，而这些轿车的车主，全是富起来的外出务工村民。（据2006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共和政府必须摆脱“替农民作主”、“为农民指路”的思维定势，不要总觉得比农民高明。只要把应有的权利和自由还给农民，他们自己会现在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会创造自己的灿烂未来。

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毛泽东所主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空想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迟滞了社会的发展，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是子孙万代应该牢牢记取得惨痛教训。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2004年5月26日温家宝在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上宣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有3624亿元，增加到11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水平”，中国的标准是（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元相当于900美元）；（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00元；（3）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4）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2平方米；（5）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6）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75克；（7）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8）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9）恩格尔系数（食品类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50%；（10）成人识字率85%；（11）人均预期寿命70岁；（12）婴儿死亡率3.1%；（13）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14）电视普及率100%；（15）森林覆盖率15%；（16）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100%；（见200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全面小康什么样？--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1979年至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1979年的400元上升到一万余元，增加了25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150元提高到2003年的2800元，增长近20倍。1999年，世界银行根据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将中国的级别从“低收入”国家提升到了“中低收入”国家。这种魔幻似的生产力来自哪里？来自混合经济共同发展，主要来自民营经济，也就是改革开放前我们要想赶尽杀绝的那个资本主义经济。有人说今日之成就全赖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事实：1958年大跃进发动9000万人砍树炼钢，浪费23亿人民币，炼了600万吨海绵铁，凑足1070万吨，圆了毛泽东的面子。到毛去世的1976年全国钢铁产量不超过2600万吨，而2003年全国钢产量已经达到2.2亿吨，连续8年世界第一，到底伟大的工业革命什么时候完成的还需要论证吗？！苏钢（苏南某国营钢厂）是一家大型国营钢厂，职工12000人，总资产53亿，永钢（全国十大民营企业之一江苏永钢集团）有职工2000人，总资产15亿。苏钢对国家贡献的利税不到永钢的一半。据调查，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至少是国营企业的四倍以上。中国城乡人民1993年告别票证经济时代。国内市场物价稳定，商品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我们走进百姓家庭看一看，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话、手机、电脑，哪一件是毛泽东时代完成的？毛的暴力社会主义阻碍了、阻滞了、滞缓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2005年6月30日，第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问世。根据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民营企业的调研结果，从三次产业划分的角度看，上规模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79%）和第三产业（20%），第一产业企业仅占1%。在第二产业中。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74%）和建筑业（3%）；在第三产业中，主要集中在商业、餐饮业、综合类和房地产业。蓝皮书预测，在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不断改善的前提下，未来5-10年我国民营经济将会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将保持在60%以上；二是民营经济领域的工业增加值也将保持15%左右的增长速度；三是民营经济每年将吸纳1000万左右的新增从业人员；四是民营经济的出口将保持30%的增长速度。民营经济已经取代传统国有经济成为出口的主力。

对农民大的德政是减免农业税。农业税在历史上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建国初期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近年来，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逐渐变小。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从1950年代41%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1%。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05年1月17日，已有22个省市自治区全面停征农业税，预料明年全国将实现全面停征农业税。这种德政在历朝历代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安徽省来安县邵集乡松呈村67岁农民葛美和2005年春节写的春联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量20%以上来自中国。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说，目前中国粮食、棉花、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中国的粮食年产量从三亿吨增长至五亿吨，实现了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据国家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只是继承毛泽东的公社化“遗产”）减少到2003年的2900万，25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8.4%，贫困发生率从30%下降到3%左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2005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说，中国成为全球消除贫困的成功范例。从2005年春季开学开始，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对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免除了杂费和课本费，并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因贫困辍学的孩子又回到了课堂；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共同支持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到2005年6月底，在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641个县（市、区）的2.25亿农村人口中，已有76%的人自愿参加了这项制度，让更多的农民尝到了看病报的甜头。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能有这样的财力物力，实事求是地说，就是实行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生产上了一个大台阶的结果。

据美国专家预测：“到了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大体达到美国和欧洲的水平。每个中国人的收入也许只有美国人收入的五分之一，但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会比现在有显著提高，上亿的中国人会在旅游、教育、文化和住房等方面感受到中国的变化。”（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5月号《变化的中国》）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走苏联式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走瑞典式的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团结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成功表现在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重要、主要的东西。

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做起的。在一定时期内对“左”的意识形态的挑战采取“不争论”的对策是正确的。发展是硬道理。许多事情是经济发展以后才能说清楚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说清楚的“硬道理”。胡锦涛及时地提出在意识形态上正本清源，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历史性任务。从马克思主义遗产中，扬弃暴力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糟粕，提取民主社会主义精华，清理毛泽东思想，让新民主主义理论发扬光大，应成为这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核心部分。废止了暴力社会主义路线和政策，不触动产生和维护这些路线和政策的极左理论是不行的，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变革。明确地、大张旗鼓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否定改革开放的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左”的教条。2005年6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他说：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直接、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以人为本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精髓。在意识形态的改革中，要以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都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广告怕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为中国腾飞创造好的国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