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江青夫妻店—党内另一个司令部

三年大跃进的失败成了毛泽东的一块心病，一个梦魇。饿死3750万人，损失1200个亿（人民币），这是历史上昏聩无道的暴君都不能望其项背的虐政。无论过去多么英明伟大，作出过多么伟大的贡献，也不能弥补这个天大的失误。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的那些情景，那是全党的一个缩影，对他的信赖，对他的拥戴，明显地动摇了。只要刘少奇振臂一呼：三面红旗是路线错误！全党全民会闻风而动，跟着声讨。他不能消极地等待刘少奇召开九大清算三面红旗的错误，他要积极主动地发起进攻，利用自己掌握话语权的优势，颠倒是非，清算“三自一包”的“错误”。

1964年2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访华，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时全盘否定了困难时期的各项调整政策，他归纳为“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是：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是根据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的意见概括出来的。1962年王稼祥上书中央，主张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不要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引到中国来；对苏联的斗争，要力图避免孤立自己；中印关系要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的敌人；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毛泽东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主义要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说刘少奇等“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谈话在高级干部中一传达，刘少奇立刻变得灰溜溜的。反对“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这就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理论依据和政治纲领。为什么饿死百姓的“三面红旗”还被高举着，还被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地发展；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成了弥天大罪，成了修正主义？党内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共产党的政权没有倒台，但没有人敢出来说“三自一包”是正确的都得跟毛泽东批“三自一包”，直到毛死后为刘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为国为民做了件好事。这就是话语权的厉害。所谓话语权在当今中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刘少奇只在政策上拨乱反正，没有在话语权上拨乱反正，纠正毛的政策，承认毛的话语权，高举“三面红旗”搞“三自一包”，尽管救了国家，救了百姓，但毛泽东一翻脸，刘少奇就处于被审判的地位。秉政者不懂得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或在话语权上妥协投降是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所代表的党政系统作战，他个人当然有极大的能量，但独龙难布雨，他需要助手。林彪和军队只能起战略上配合的作用。进行这样一场大斗争，他需要在战役、战斗上冲锋陷阵的斗士。毛泽东手里丢了真理，单凭权势压人，就很难找到政治上志同道合的知己了。政治局、书记处那么多才识超群的政治家竟然没有什么人可用，多数跟着刘邓走了，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于是他决心培养江青，以江青为中心在党内形成一个派系，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己站在她们背后，将大大加强这个派系呼风唤雨的力量。

想那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认为他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过去40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盖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有人说毛泽东的本意是反修防修，但他把打击对象搞错了；有人说毛泽东仍在追求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社会，他的方法有问题；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等等。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3750万人）的错误，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他玩接班人这张牌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侄子才靠得住。文化大革命是用激进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掩护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的实质。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

1938年毛江结婚时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据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的笔记，其内容主要是：江青同志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以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岁月悠悠，24年过去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刚刚开过，毛泽东由经济上的退却转入政治上的进攻，念着阶级斗争的符咒夺回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恰好此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夫人访华。按照外交礼仪，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出面接待。报纸上发了消息登了照片。毛泽东突然决定他要接见苏加诺夫人。这就顺理成章地要把江青带出来。既然王光美能出台曝光，江青为什么不能？别人不好说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于是，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的标题是：“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见哈蒂尼·苏加诺夫人”。旁边是一幅半尺见方的照片，毛泽东与苏加诺夫人正在握手，江青笑容可掬地站在旁边，画面的位置恰在中央。毛泽东巧妙地把江青送上了政治舞台。

后来，毛泽东对王光美表示特别“器重”。1964年7月27日将王光美蹲点的《桃园经验》批发全党学习，允许王光美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在11个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作报告，一方面是为了麻痹刘少奇，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江青出台铺路。

果然，江青在王光美之后，踏着文革的政治风云参与朝政了。毛泽东给她的第一个任务是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就势把现实生活中的海瑞----彭德怀揪出来。1967年5月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中说到组织写文章的经过：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里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毛泽东自己承认批《海瑞罢官》是他的主意，江青只是执行者。

1965年元旦刚过，江青乘坐专列沿津浦路南下。按中国的制度乘坐专列是政治局委员及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上的高级干部才能享受的待遇。这时江青是个9级干部（相当于地委一级），敢这样张扬，当然也是毛泽东同意的。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到上海站迎接江青。安排她住在华山路1245号豪华的别墅里。这所宅地极大，松柏错列，假山掩盖，腊梅盛开，虽是冬季并不显得萧瑟。进到里面，尽失大都会喧嚣，真如世外桃源。毛泽东和江青都有别墅在这里。江青的别墅是一座二层西式楼房，建在一个孤岛上，四面环水，虹桥连接，别有洞天。

柯庆施是著名的“左”派，大跃进积极分子，这几年正觉得日子不好过。听说毛泽东要组织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进一步清算彭德怀，不禁眉飞色舞。他向江青推荐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张春桥又推荐了手下的处长姚文元。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无得意地回顾此事时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写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江青所谓“对外保密”，这个“外”是？是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他常委们。毛泽东这是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是另立司令部，是分裂党，分裂中央。但他以攻为守，强词夺理，说别人另立了司令部。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准备去南方休息。彭真利用列席常委会后的空档时间，向毛泽东汇报文化革命小组的工作情况。文化革命小组是毛泽东在1964年7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成立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开展学术批判。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工作。就在毛泽东要拿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的时候，彭真要保吴晗，乘机谏言说：“还是照主席讲的，首先分清敌我，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放16年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我想，对那些犯有一点错误的知识分子，还应该讲团结。我们还是多保护些文化界的朋友和历史学家好，他们大多数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我们合作过，还要照顾一下感情嘛。有人把我们史学界看得一团漆黑了，这太影响情绪。”

“你指的是？能不能具体点？”毛泽东追问。

“还是不提名吧。我这个人性情直爽，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的。”彭真说。

“你肯定是指江青他们嘛，因为江青是我老婆，所以你们都口里留情，是不是啊？其实对她的话，我听的并不多。江青有她的优点，有她的缺点，我心中有数。我们两个人，她是她，我是我，她并代表不了我嘛。就像张洁清同志，她能事事代表你吗？”

“主席说得对，大家也看出来你对江青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过对她还是有些反映。”

“?！什么反映，你说说看。”

“大家总觉得她有些观点很“左”，而且办事强加于人。。。。。”

“她总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她的问题没有那些人的问题严重吧？吴晗的情况你了解吗？”

“基本情况都了解，他算是左派。”

“《海瑞罢官》你仔细研究过吗？”毛泽东点题了。

“清官戏。没有什么问题。”

“你对吴晗再了解一下，他在我们党内到底有多少朋友？和靠得紧，你了解吗？他和彭德怀同志有什么接触吗？”

“吴晗和彭德怀没什么接触。这事我和小平同志议过，他对吴晗同志也是了解的。据说有人要批判他，我看批不出什么名堂来。对这些忠心耿耿跟着共产党走的人过不去，知识界会寒心的。”

“是吗？你和小平同志议论过这件事，找过少奇吗？”

“没有。”彭真说。

毛泽东不阴不阳地送客了。

吴晗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民盟副主席，1957年3月经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和副市长张友渔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4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要求高级干部讲真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的秘书胡乔木从上海跑到北京，动员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吴晗遵命，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登在1959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九月份，著名的京剧演员马连良请吴晗写海瑞戏，于是有了《海瑞罢官》。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完全是别有用心，出了个直言敢谏的当代海瑞----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而如今又株连奉他之命写海瑞的人了。

就在毛泽东与彭真谈话的时候，江青正在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成稿后经毛泽东审阅三遍，背着其他政治局常委，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为了表示对姚文元的鼓励，毛泽东在上海丁香别墅里“赐见”。在江青、张春桥的陪同下，姚文元来到别墅，毛泽东一见姚文元，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照例是用几句轻松的话开头：“我以为你长得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呢！原来也是位文质彬彬的秀才哟，是红秀才。”他又面对江青、张春桥说：“这个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哟！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1959年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撤了他的职，他很不服气哟。党内那些思想右倾的人也不服气，一直吵吵闹闹地要翻案。如果他们翻案，就是我们错了嘛。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都该拔掉，那就让赫鲁晓夫上台，我们上山重新打游击，所以说这是原则问题。《海瑞罢官》就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它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自称是今日的海瑞，敢于为民请命。三百多年前的海瑞敢骂皇帝，所以嘉靖罢了他的官。1959年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所以就借古讽今，替今日的海瑞招魂呐！姚文元的文章很厉害，很有辣椒味。”

当北京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邓拓将11月10日的《文汇报》摆在彭真写字台上的时候，彭真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对邓拓说：“这事我再三向中央和毛主席作解释，说明不能批吴晗同志的道理，而且主席也认可了这一点，他们还是一意孤行，他们想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他们眼里还有中央吗？”

毛泽东隐身杭州别墅里，冷眼观察北京对姚文的态度。毛泽东自己承认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到1965年11月20日，北京各报还没有转载，毛泽东指示江青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彭真正在办公室和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中宣部部长周扬、胡绳议事，邓拓匆忙进来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单行本，新华书店急电北京各书店，问我们订购多少。北京新华书店已经送来了请示报告。”

周扬说：“好家伙，来势这么大，肯定有大人物在幕后指挥。”

刘仁说：“我看上海市委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彭真看了刘仁一眼，迅速决断：“告诉他们，北京市一本也不订。”邓拓和在场的人一样，钦佩彭真天塌下来也敢顶的精神，但又为这样做的后果担心，冷静地说：“上海接二连三这么干，肯定有更复杂的背景，我建议我们还是弄清楚为好。”

彭真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关键看真理在哪一边。中央开了好久的会，五个常委没有一个说要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要跟上海跑？他们有他们的行动，我们有我们的计划，除非中央有明确的指示，否则就是不理他们，”

刘仁大声说：“这不仅是彭真同志个人的意见，而且也是北京市委的决定，出了任何问题，我们集体负责。”

过了两天，红色电话机铃声阵阵，这是中南海专线电话，彭真拿起听筒，是周总理的声音：“毛主席指示我们，北京各大报刊都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并且要加编者按。对《海瑞罢官》的各种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

“我同意这个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彭真说。

“我们是不是开个会，研究一下转载的具体口径。毛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我们也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的斗争，不能掉以轻心啊！”

彭真一怔，问道：“总理，你对吴晗同志也是了解的，现在突然出了这样的事情，你的意见怎么办？”

周恩来机敏地答道：“现在不是听我的意见的时候，而是考虑如何落实毛主席这个决定的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必须转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建议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负责人，商量一下转载的具体问题。”

彭真一向钦佩周恩来处理各种政治风波和复杂关系的高超技巧和斗争艺术，他能很快找到摆脱危局的出路，答道：“我完全同意总理的决定，我马上通知有关人员明天下午开会。”

1965年11月28日下午3点，彭真的红旗轿车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厅前的停车场。彭真进入人民大会堂，没想到冤家路窄，正赶上江青从楼梯上下来。她戴着金丝眼镜，穿灰色中山装，披一件黑披风，高视阔步。

“江青同志，你从上海回来了。”彭真上前打招呼。

“想回就回，想去就去，怎么还要经过你的批准吗？”江青开始挑衅。

“你是来参加会议的吗？”彭真尽量缓和。

“你开会是从来不通知我的，我怎敢参加您市长大人的会呀！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啊!”“话不能这样说。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我们都是熟人了，难道还让我猜哑谜吗？”

江青冷笑一声，想到从丈夫那里摸来的底，气壮如虎，瞪着彭真说：“啊，你原来还挺谦虚，我倒听别人说，北京市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了独立王国了。我劝你还是收敛一点，别走得太远了吧！”

彭真对江青仗着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狐假虎威。一向反感，拿出中央领导人的威严说：“江青同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讲话的，是同志，你就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你自命为领导，我倒是劝你还是先认识一下自己。北京是人民的天下，只要我还当一天市长，我是不容许任何人肆意欺凌我们的同志的！”

“好，你说得很好。”江青脸色苍白，声音颤抖。“至于我以什么身份和你说话，你将来会知道的。”说罢将披风拉紧，跺着脚走了。这时毛泽东已在杭州“封了”江青出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她不便说出来。

彭真主持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明确提出是学术讨论，各报要写好编者按。会后，彭真把邓拓、范瑾（北京日报总编辑）等留下，彭真交待：“明天《北京日报》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了，你们要写好按语，要写出水平来，要在历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的时候，注意一律加同志二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邓拓、范瑾领命而去。

1965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在第二版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强调：“《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这反映的是林彪的声音。

3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转载姚文，按语说是要“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进行讨论。”这反映的是周恩来的声音。

《北京日报》的按语更温和。彭真指示邓拓：“你再给有关方面布置一下，把《海瑞罢官》的讨论题目扩大，战线拉长，来一个混战一场，不要把矛头对准吴晗同志。”

彭真宁掉乌纱，也要保护吴晗，这种精神真令人感动和敬佩。为保吴晗，他犯颜直谏来到了杭州。毛泽东在接见彭真时，把康生也找来了，这是要设置对立面。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又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

彭真说：“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或直接联系。”

康生阴沉地说：“起码是政治问题。”

“不！不是政治问题，充其量只是个学术问题或理论问题。”彭真说。“彭真同志，你别忘了你是在毛泽东面前，态度还是放谦虚点吧。”康生拉大旗了。

“正因为我是在领袖面前，我才敢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说心里话。”

彭真直视毛泽东：“我总不能眼睁睁地委屈一个同志，明明人家不是反党硬给人家戴上反党的帽子吧？！”。。。。。。

毛泽东平静地听着彭康二人对话，后来彭真要求和毛泽东单独谈，毛才开了腔：“在《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也许彭真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你必须要听听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嘛。你还没有和春桥同志坐过吧？我建议你和他们坐一坐。我准备很快到上海，你这个市长陪我一块去怎么样？”

彭真说：“能和主席一块到上海，这对我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当然同意喽！”

第二天，毛泽东单独召见彭真。彭真来到毛泽东的书房，毛正在读《警世通言》，见彭真来，随手把手放在桌上，说：“今天我是准备好好听你的苦谏喽！”

彭真坐下来，简单介绍了吴晗的历史，又谈了胡乔木动员他写文章的经过。有些激动地说：“人家是为了响应主席的号召写海瑞的，如今说人家写海瑞是为了反对主席，我们不能这么办嘛！吴晗一直跟党走，后来又参加了我们党，整这样一个人，会令知识界寒心的。”

“少奇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呢？”毛泽东问。

“我找过他们，也向他们汇报过我和市委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吴晗同志说来，有点不大合适。”

“噢！”毛泽东躺在沙发上，眼睛看着天花板，陷入了沉思。

“那您看吴晗同志的问题怎么办？”彭真想讨个“圣旨”。

“那先按你们议定的办。等我回到北京，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毛泽东又转为轻松地说：“晚上我们要动身到上海了。你可以明后天赶过来。后天就是我72岁的生日，为了躲避人们给我祝寿，只好到上海避避难了。不过，你的祝酒我是要喝的，彭真同志。”

“我一定准时赶到。”彭真告辞。

12月25日彭真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华东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前来迎接。

晚上，在丁香别墅的小客厅里，为毛泽东祝寿的生日宴会开始了。在大圆桌的主座上坐着毛泽东，彭真隔着曹荻秋与毛泽东相望，市委和市府的领导都已入座，张春桥和江青姗姗来迟，曹荻秋连忙站起来给江青让座，毛泽东却微笑着叫张春桥：“让我们这位红秀才坐在我身边。他是我们的理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就是他和姚文元组织的。我很赞赏他的文章风格。”

张春桥面露得意之色，朝彭真瞧了一眼，然后在毛泽东身边坐定，江青上了另一张桌子。

彭真明白，刚才这一幕，是毛泽东特意安排给他看的。但从容端起酒杯说：“今天恰逢主席生日，我们大家敬主席一杯酒。”

毛泽东一饮而尽。然后他用湖南高腔说：“彭真同志，我也敬你一杯，希望你向上海的同志们学习，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向深入。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希望你过好这一关。”

到此为止，毛泽东还想拉彭真。总要有几个有分量的政治家支持，文化大革命才撑得起局面来。

彭真回到北京，继续把批判《海瑞罢官》引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他想搞一场百家争鸣，批一通吴晗，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无论如何不能搞成一场文字狱。为此，在他的领导下，1966年2月3日至5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钓鱼台连连举行会议，由许立群，姚臻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并决定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任主任。

2月5日下午3时，在刘少奇的官邸福禄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常委出席，讨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

刘少奇主持会议，扫视一下与会众人，然后说：“今天政治局常委大多数都在，主席在外地巡视，林彪同志请了病假。彭真同志，你先把五人小组的意见给大家汇报一下吧！”

彭真说：“许立群同志是五人小组学术批判办公室主任，让他先把大家的意见讲一下，完了我再补充。”

许立群把五人小组给中央的《汇报提纲》的内容的重点段落又读了一遍。他拿着文件打印稿念道：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朱德问：“查出吴晗和彭德怀有啥子关系没有？”

彭真说：“我特意到成都问了德怀，他根本不认识吴晗，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丝毫瓜葛。”

朱德说：“如果真到了连素不相识的人都为彭老总鸣冤叫屈，那可真是他的莫大荣幸。我了解德怀，他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肚子里没啥花花肠子。吴晗写个戏也没啥子嘛。海瑞的戏我就是爱看，老百姓都夸他是‘海青天’嘛！不管怎么说，清官总比贪官好吧？！”

趁朱德的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彭真小声对刘少奇说：“刘主席，一定要想法通过这个提纲，把当前的浪头控制在小的范围内，要不然发展下去后患无穷呀！”

刘少奇轻轻地点了点头。待朱总说完，刘少奇说：“我对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我觉得，这是当前学术批判中好的一个文件了。吴晗同志的性质怎么定？根据现有材料还很难下结论。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一定要注意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艺界的形势，16年来总的形势是好的嘛。不要以为有一两出坏戏就能把我们无产阶级政权颠覆掉，那除非我们的政权是纸做的，泥捏的。”

邓小平说：“这位吴教授我了解。去年12月27日报上登了他的自我批评，我看了，态度还是好的嘛。他与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他的问题恐怕就是那么些，没什么别的大问题了。彭真同志《汇报提纲》我也没有什么补充的，就这样吧。”

周恩来从康生泥雕木塑般的沉默中发现了什么，对彭真说：“看样子这个提纲还没有来得及在你们五人小组中传阅，是不是？对了，一定要让大家都看一遍，把文字、内容都搞得很严密，送交主席审阅。”

刘少奇接茬说：“不，要向主席汇报去，五人小组全体成员都去。”

“对，你们要集体向毛主席汇报，征得他的同意后，才能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下去。不管大家在会议上有什么意见，但一定要注意维护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我们毛主席的威信。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常委们意见是一致的。”周恩来说。

根据中央常委的决定，五人小组又都仔细审阅了《汇报提纲》。

2月8日，彭真率五人小组全体成员乘专机来到武汉，下机后，早有9辆专车迎接，把他们接到了东湖宾馆。

毛泽东同彭真、康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以及许立群一一握手。让大家坐下，点燃一支烟，幽默地说：“你们是掌管文化革命的五员大将，我今天是要听你们的了。听恩来讲，你们准备了个《汇报提纲》，已经在北京议了议，好，今天我也见识见识。”

彭真说：“今天主要是请示主席来了。当前的学术讨论正向纵深方向发展，我们提了些意见，请主席指正。”然后示意许立群读一《汇报提纲》。当读到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起争论时，彭真插话说：“主席，我们都认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学术之争，不能和政治扯到一起。我们不能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漆黑，毫无是处。我们要保护历史学家呀！”

“那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呀？”毛泽东闭着眼睛问。然后自问自答：“吴晗的文章的要害是‘罢官’二字。也就是我们罢彭德怀的官嘛。这是康生同志向我讲的，是他的发明权呐！”毛泽东睁开双眼注视康生，希望他证实这一点。康生十分尴尬，急忙摇手说：“不，不，不是我的发明权。”

毛泽东有些不悦瞪了康生一眼：“明明是你的发明权嘛。早在1964年你就和我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彭德怀有联系，和庐山会议有联系，难道你忘了吗？”

康生红着脸不说话了。

彭真继续说：“通过这次学术讨论，我们打算对学术界的左派们进行一次整风，帮助他们进一步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比如关锋、戚本禹、陈伯达这些同志，都写过一些有错误观点的文章，都需要通过讨论改正他们的缺点。”

毛泽东挥手示意：“不，这个问题三年以后再谈。现在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吴晗的，其他左派要保护。不要打击左派。”

“那吴晗的问题要不要下政治结论？”彭真请示。

“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出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完结的。”毛泽东环顾左右而言他。

说完这些，毛泽东又伸手要过《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看完递给彭真，笑着说：“这个汇报提纲我清楚了，你们都是这个意见吗？”

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点了点头；康生坐在那里发怔，但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他方寸有点乱，猜不准毛泽东的意向。

毛泽东继续谈笑风生，说：“看来，你们五人小组的副组长还是陆定一当好。少奇同志建议康生当，我改成定一同志了。中宣部长就应该抓文化领域里的大事嘛，你们说对不对？”这番话更把康生说懵了。

彭真说：“主席，您对我们的汇报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我建议你们五人再议一次，争取统一思想，就这样吧。”

五人小组再加上许立群，六个人的共同感觉是：毛泽东同意了《汇报提纲》。辞别毛泽东，回到五人小组住的宾馆，康生向彭真请了病假。说“你们研究吧，反正到时候我画圈。”

彭、陆、周、吴等人都很高兴。

陆定一说：“想不到这么顺利主席批准了这个文件，文件一下达，全国的风向就会跟着转变。姚文元他们苦心经营的叫卖摊子该收场了。”他心悦诚服地佩服彭真，停了一下又说：“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学问家毕竟比不上你们政治家。我发现在你身上有一种高超的能力，善于洞察局势，抓住时机，巧妙地扭转危局。”“别?了，下一步的斗争还很难说。”彭真说。

“那除非他们摧毁整个中央，否则很难把这个问题再扳回去。”

彭真领导大家研究起草了一个中央批文。

1966年2月9日下午3点，北京的常委们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又听了彭真等人晋见毛主席经过的汇报。刘少奇拍板定案：“既然主席没有什么意见，我同意以中央的名义将《汇报提纲》发至全国县团以上党委或党组，成为指导全国开展学术批判的纲领性文件。北京的学术批判，你们五人小组要亲自抓，抓出经验来，然后用典型指导全国的学术讨论。”这是常委多数为团结毛泽东、弥合分歧的后努力。

月12日，经邓小平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将《汇报提纲》发至全国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

月11日，彭真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责问：“上海发表姚文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毛泽东转移到了杭州汪庄别墅，冷眼旁观，看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做完了这一切。《汇报提纲》已在全国层层下达，层层学习，层层贯彻。

刘少奇被毛泽东的表面认可所麻痹。以为毛还认可北京中央的地位，进而试探地提出按照预定计划出国访问，毛也同意了。这就是承认刘少奇对外仍代表国家、于是刘少奇于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在陈毅陪同下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

3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毛泽东打来电话，赫然震怒，责问：“彭真那个《汇报提纲》是哪个皇帝决定用中央文件名义发到全党的？！”

周恩来汇报了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经过，连连检讨，承担责任。毛泽东显然知道决策过程的一切细节，嘱咐周恩来：“先要保密，怎么处理听我的招呼。”

《汇报提纲》下达以后，吴晗心情宽松了一些，他特意把这个文件拿给老朋友、著名历史学家剪伯赞看。由于高兴，二人到北京烤鸭店吃了一顿烤鸭。为了理解整个中央这一政策上的转变，吴晗告诉剪伯赞：“我想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的《海瑞罢官》毛主席看过，而且赞扬过的。”

剪伯赞大感兴趣：“是吗？那姚文元他们是吃了豹子胆了，不可能吧，你听说的？”

“我听马连良亲口告诉我的。《海瑞罢官》是他主演的嘛。那个戏公演后，毛主席特意在中南海家里接见了马连良，还请他吃饭，马老板当场给毛主席演唱了几段。毛主席很高兴，说：“戏编得好，你演得也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很激动地对我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这怎么可能有假呢？”

吴晗告别老友剪伯赞回到家里。万里副市长来找他。他们住在一个大院，所以来往很方便。

“老吴，市委决定安排你下去参加社教运动，避避风头。”万里关切地看着吴晗。

“是不是近又出了什么事，或者我的问题要升级？老万，你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

“刘仁同志叫我来找你谈谈，别的事他也没有说。”

“是作出让我下去参加社教的决定呢？”

“这个我问过刘仁同志，他说是周总理。总理很关心你，让我们务必保证你的安全。”

“好，我去，我听从总理的安排。”

毛泽东利用刘少奇不在国内的时机，以迅雷闪电之势，打倒了彭真和陆定一，架空了中央书记处，使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陷于瘫痪。3月28日至3-日，毛泽东在上海找康生谈话两次，找康生、魏文伯、赵毅敏、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一次，以空前激烈的言辞批判《二月提纲》和彭真、陆定一，他说：

《二月提纲》不分是非，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吴晗、剪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3月31人日康生从杭州回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毛泽东的新指示。

周恩来、彭真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康生已经先到了。他以会议召集人的身份，提前二三分钟来到这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康生先叙述了这两天“伴驾”的经过：“毛主席昨天和前天两次接见了我，和我进行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谈话，还共进午餐两次，晚餐一次。毛主席有很多重要指示，他指定我先向总理和彭真同志传达。”说罢开场白，康生从皮包里掏出笔记本，边找边读，断断续续：

毛主席说：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毛主席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毛主席指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五人小组”也要解散。

4月9日至12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做了传达。彭真主持会议（邓小平不在北京）作出决定：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通知，撤《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刘志坚担任副组长，康生担任顾问。中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

代替《二月提纲》对文化工作作出评估的是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了把江青捧上政治舞台，毛泽东借用了林彪的力量。

据1966年1月5日《林彪日记》记载：

婆娘（注：指江青）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肖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着。

1966年2月1日，叶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打来长途电话，说林总有几句话，你一字一句记下来，明天转达给江青同志，然后就口授林彪的话：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根据江青“请尊神”的要求，2月2日，刘志坚和李曼村（总政宣传部副部长）、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部长）、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和一名秘书，一行六人到达上海。当天。江青在丁香花园别墅接见刘志坚一行。刘志坚先把林彪吹捧江青的那番话告诉江青，江青听了很高兴，微笑着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我给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文艺界这些年愈来愈不像样子，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没有办法，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彪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上海发表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的时机尚未到来。我们的座谈会，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

江青召开的这个座谈会分为2月2日至10日、16日至20日两段，主要活动是看电影30余部，看戏三场，江青对每部电影都有批评。差不多和张春桥有时也参加。开座谈会四次，说是座谈，主要是听江青。

座谈会结束了，刘志坚整理了一份给总政党委的汇报提纲，主要是追记江青历次讲话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共约3000字。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修改拔高，经过大手术，题目叫做《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增加到5000多字。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他看了修改稿后亲笔修改11处，将题目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增加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有画龙点睛之妙，一下子就把这个文件的分量给提上去了。三月中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修改纪要，增加到10000余字，加进了吹捧江青和样板戏的内容。3月14日，又送毛泽东审阅，毛再做修改。17日，毛泽东批示：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3月22日，林彪给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附上了江青的《纪要》，收信人贺龙、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元老，奉命画圈而已。

3月30日，中央军委将林彪的信和《纪要》报送中共中央，那时彭真还主持书记处的工作，叫刘志坚代中央拟了一个批文，无可奈何地于4月10日转发全党，要求全党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建议》危言耸听，说“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批来批去，从30年代至60年代，文艺界只剩下两个好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江青。有了这个纪要，江青拉大旗做虎皮，披挂上阵，杀向文艺界。从此，万木萧瑟，百花凋零，开始了一个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时代。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书记被扩大进来。毛泽东赫然震怒，主要对着彭真，说：

彭真要按照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教训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30年。

然后宣布撤《二月提纲》，撤“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如此翻云覆雨，如此个人专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彻底决裂。

刘少奇4月19日由仰光回到昆明，随即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他到杭州参加政治局扩大常委会议。他面对的事实是：彭真、陆定一被打倒，北京市委、中宣部瘫痪，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解散，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

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姚文元

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是江青。为了叫全党同志明白这一点，1966年8月30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了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这样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陈伯达是个没有独立人格的迂夫子，他在的时候也是听江青的；康生早就是江青的私人顾问了，以后几经淘汰，江青把看不顺眼的人都弄走了，剩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江青的后党就这样形成了。这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开始并没有吸引人们多么大的重视，但是到后来竟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体核心部分，中共中央成了毛的夫妻店，江青爬上了权力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