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帝王南面之术的运用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熟读诸子百家，尤酷爱读史。在取得天下以后，1952年购得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全书3200多卷，800多册，共4000多万字。他如获至宝，十分爱读，圈点批注多。据给他管理图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从1952年到1976年，毛泽东以风雨春秋二十四载的时光，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写下了大量读书批注”。“对某些帝王的成败得失也多所评论。”当然，除繁忙的政务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和现代著作。但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进京以后，《二十四史》是他读书的主线，从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铸成毛泽东晚年种种大错的，诸如迫害和诛杀功臣，在党内制造派系，坚持终身制和家天下，纵容后党擅权等等，皆属“帝王南面之术”。这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怎样巩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的学问，就是怎样坐稳皇帝，怎样驾驭群臣的学问。帝王南面之术的思想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结合实际的运用是《二十四史》中所记录的花样翻新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要给秦始皇正名，要给法家正名，正是他这种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而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掩盖下对法家思想的运用，使全国人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自“七大”以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抗战末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思想一致，路线一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刘负责党务和政权建设；周负责军事和统战，凡有赞划，莫不为毛泽东所器重和采纳。住进中南海以后，他们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悄悄地、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刘周感到毛的意图越来越难以领会和掌握，明明是按照毛过去提出的理论和路线去做的，但动辄得咎，毛恰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刘少奇和周恩来越来越深地陷入惶惑不安之中，谨小慎微，随时注意与主席保持一致。

高岗是建国之初新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他生于1905年，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协助刘志丹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毛泽东到陕北后，高岗作为地方干部的代表受到重视。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41年任中共西北局书记。1942年5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与司令员贺龙比肩进入中共高级军政领导人行列。但是以他的资望和年龄，与党内同志如朱德、刘少奇，党外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并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仍出乎全党的意料之外。当时的解释是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有了陕北根据地，万里长征的红军才有了个落脚点。陕北的代表人物刘志丹、谢子长都牺牲了，数下来就是高岗了。另一个没有提出来的理由是因为高岗是亲苏派，毛泽东要“一边倒”，需要借助高岗疏通与斯大林的关系。

1949年6月，毛泽东派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团秘密访苏。刘少奇为团长。任务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联合政府的组成，新中国的内外政策，请求苏联援助，并商谈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中共代表团。当刘少奇谈到新政府的组成“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总理，我和任弼时同志不参加政府”时，斯大林插话问：“高岗同志呢？他参不参加政府？”刘少奇回答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当刘少奇提到贷款问题时，斯大林很爽快地答应先贷三亿美元，并建议组成一个贷款条约起草委员会，说：“我们方面有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你们方面呢？”

刘少奇说：“我们方面由我本人、高岗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参加。”

斯大林说：“我建议由高岗同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他出面要方便一些。”

刘少奇只好表示同意。

斯大林立即转向维辛斯基，吩咐道：“外交部长同志，请明天就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高岗同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陪同中国代表团访苏的柯瓦廖夫1991年接受俄罗斯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访问时，谈出了以下一些重要事实：

我在华工作期间同高岗有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同他有着相互信任，甚至是有意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具有领袖天赋的非凡人物。1954年（我）已不在华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测那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讲一讲我亲眼目睹的，能够说明高岗后来命运的事情。”

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有十六个共和国，卡累利阿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证东三省免受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作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的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已经怒不可遏。

会议结束，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回到住地。上车后刘少奇指责高岗叛变，两人发生了争执。当到达住地后，刘少奇马上向毛泽东发了密电，要求召高岗回国。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来到毛泽东处，请求允许他们前往东北观光。毛同意了。百万富翁们观光回来后再次到毛那里报告观光印象。他们在东北基本感到满意，他们说，与南方国民党地区一片混乱不同，那里很有秩序。与此同时香港人士表示，虽说东北秩序井然，但那里有点不像中国，而更像北方的邻国。使他们吃惊的是，在东北根本看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见斯大林的肖像。毛听到此事，非常生气，当天便召来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唯一问题是肖像问题。

政治局会议持续到深夜，大约在凌晨四点钟，高岗来到我处，他气愤地讲起了会议上的情况。会上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起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变成苏联第十七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事。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竭力将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把周恩来说为挚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毛泽东并未发表个人意见，只不过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建议取下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肖像。

高岗离去后，我长时间未平静下来，我的情绪很坏。后，我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刘少奇到我处，就肖像一事做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肖像画得不好，决定将其取下。虽然我并不愿意，但后还是不得不向毛泽东说清楚此事。我与毛说定：苏联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还是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并谴责了高岗，这使我大吃一惊。

我拿着电报去见毛泽东，不过斯大林谴责高岗的那一段话我并未读给毛听。不知怎么毛知道了此事，并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莫斯科问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见毛，这次把全文告诉了他。毛对补充的内容很满意。很遗憾，肖像一事并未到此结束。

1949年12月初，我们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未予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毛当时显然非常气愤。当我们回到车站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为斯大林七十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经挂在他的列车上了。毛对此表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车拉到高岗家中，另一车拉到林彪家去。请你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毛出访莫斯科期间，高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出访前夕我已经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及其战友的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对我这份报告以及其他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已注定了高岗的命运。”

以毛的观点看，高岗并不可靠，他曾经企图靠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在世时，毛还能容他，斯大林一死，毛就和他算账。毛泽东对高岗事件的处理，表明他深得帝王面南之术的精微。毛泽东接到刘少奇反映高岗在苏表现并要求立即召回高岗的电报后，比刘少奇还要“怒不可遏”，但当高岗提前回国出现在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对他慰勉有加面许高岗准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使高岗受宠若惊，产生了天大的错觉，以为毛泽东在走亲苏路线上他的地位可以代替刘少奇。

接着就是解决高岗把东北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问题。毛泽东的办法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为充实中央领导，调五位大区负责人到中央工作：调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调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调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调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调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高岗是很不情愿进京工作的。别人在大区都是担任一个职务，包括很受毛信任的邓小平，仅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高岗在东北却是四个一把手，他既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又是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还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后来毛泽东面许他调中央后东北的兼职不变，他放心了，这不是调虎离山之计，是毛泽东高看他一头。及至到了北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毛泽东确实是对刘少奇、周恩来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信任，确实要高岗挑大梁。有一系列的事实为证：

·推广东北经验，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1月1日，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他亲自起草批语转发全国，决定：“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称之为“经济内阁”。1952年11月16日，毛泽东决定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由高岗任主席，邓子恢任副主席，委员有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子文、马洪、薛暮桥等十五人，阵容之强大为党政各机关之冠。陈云是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10月27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病逝，陈云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是政务院副总理，又被拉到计委当委员；还在朝鲜打仗的彭德怀和远在苏联养病的林彪这两位和经济工作根本不沾边的元帅级人物，也成了高岗的部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人事安排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烘云托月，突出高岗。所以，1952年底，京城流传“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抓住新税制问题，上纲上线。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发表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和《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周恩来认为修改税制是政务院根据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施政中的一项具体政策，内阁不应拿这些问题去干扰主席。在决定政策时他和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了口径的，毛泽东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人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在修正税制时，财政部曾设想过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营照征。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和全国供合作总社反映；“‘三反’、‘五反’私营企业主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而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财政部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次修正税制主要是针对流通环节的，货物一上市，就只能对物不对人，商品按照一定的税率平等纳税是应该的。这是周恩来作为总理决策的过程。

在修改社论时，薄一波把“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改为“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这句话当然可以不改，但改了也没错。社论解释说：“因为，对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经营，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转费用。”这里有鼓励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努力改善经营”增加竞争机制的积极思想。

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被毛泽东抓住不放了。他在1953年2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随后下令，新税制停止执行。

--撤政务院党组，使周恩来有职无权。1952年3月10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决定尖锐地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机会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今后政府各部门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

“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相当于政务院总党组，1949年11月9日毛泽东决定设立，周恩来任书记。设立时说是“为了实现和加强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以便统一并贯彻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执行。”如今撤总党组，说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各部门党组的领导，等于说周恩来由加强中共中央对中央政府领导的代表变成了实现这一领导的障碍。这对周恩来的打击是很重的。在中国组织系统中，党委系统历来高于行政系统。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即是说直接对中央主席毛泽东负责，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有职无权的民主人士了。

·以分工为幌子，向周恩来夺权。1953年5月15日毛泽东决定把政务院分为工业、财贸、交通、农林、劳务五个口子，政务院各经济部门归口管理。将八个工业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高岗为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财贸口负责人薄一波、交通口负责人邓小平、虽在政务院有职务，但他们同时又是计委委员，需接受周恩来和高岗的双重领导；农林口负责人邓子恢、劳务口负责人饶漱石在政务院根本没有职务，只在计委有职务，等于说这两个口只受高岗领导，周恩来不能过问。虽然说国家计委名义上仍是政务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已经坐大到吞并政务院，周恩来作为总理只能领导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侨委等部门的工作了。周恩来总理的地位确实出现了危机。不久，又传出学习苏联体制，改政务院为部长会议，人们不免对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纷纷猜测，高岗的人气越来越旺。

·责刘周擅权。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华南分局一个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写完这则批语，毛泽东感到意犹未尽，又写短信一封：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

1、请负责检查去年8月1日（8.1以前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2、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毛泽东5月19日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从维护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出发，见到毛泽东的批示立即给毛泽东写一报告，说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都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来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出，遵照来示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由我负责的。”

·批转高岗的报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已在党的中上层干部中暗暗传开，附带流传的是高岗早就站在了主席一边。就在毛刘就处理山西省委报告时摊牌不久，高岗及时送上了东北地区的报告，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立即提笔挥毫写按语，连同原件，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党。按语如下：兹将高岗同志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印发给你们。

·在政治局批刘少奇。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不指名地批刘少奇。他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说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

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后全都过渡完。毛泽东批评的三个观点，都是从刘少奇讲话中挑出来的，大家心知肚明。从此刘少奇的党内理论权威的地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权威阐释者的地位，彻底崩溃。与此相连带的，刘少奇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能代替刘？有希望攀升的是高岗。许多人都这样想。高岗自己也充满了自信。他不仅要取代周恩来，而且要取代刘少奇。

以上就是毛泽东这位大权谋家为搞垮高岗—这个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所造成的“势”。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解决高岗问题的时机成熟了。在这种形势下，高岗像喝了“催命符”一样，一定会跳出来，必然会跳出来。

高级干部中悄悄地发生着重新排列组合。连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都改换门庭，背叛刘少奇，投到高岗的旗下，结成倒刘反周的高饒联盟。

饶漱石生于1903年，江西临川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满州省委代理书记、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1935年受命去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回国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皖南事变时随军行动。项英离队后中央指定饶漱石为政治负责人，与叶挺军长一起共同组织军中大计。重建新四军刘少奇出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对饶提携重用，1942年刘调回中共中央时，任命饶漱石为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七大”饶漱石当选中央委员，建国后成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高岗和饶漱石自以为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在毛泽东策动的倒刘反周的暗潮中他们是得天独厚的“弄潮儿”，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肆无忌惮地行动起来了。先是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上，抓住新税制问题发难，“批薄射刘”（即明批薄一波，暗点刘少奇）；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1953年9、10月间）上抓住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讨安伐刘”（斗争安子文，通过追后台的办法指向刘少奇），在全党造成了倒刘的声势。据薄一波回忆：

财经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提出了我国国家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走向前台公开活动起来。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同志，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还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可是，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林彪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同志去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同志的拒绝。

后来，他南下杭州、广州游说。在杭州对陈正人同志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1953年10月间，他对设立总书记表示不赞成，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曾对陈云同志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意思是将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同志断然拒绝后，他又反咬一口，诬陷陈云同志。毛主席生病，罗瑞卿同志对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却幸灾乐祸。他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得起来。毛主席12月要休假，提议由少奇同志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实际上，过去毛主席离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轮流。唯独高岗表示反对，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岗阴谋活动的本质，就是要推倒刘少奇和周总理，而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他后来在《我的反省》等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的唯一助手，准备自己接来做领袖。”

毛泽东深知，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国人民不可多得的人才。人才难得，人才也难以驾驭，怎样使他们在极人臣之位的时候，永远忠心耿耿，不生僭越之心呢？精通君臣之道的毛泽东是法家的笃信者。韩非子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治于人。”（《备内》）法家认为赏赐、封爵乃至联姻等等，固然可以换取臣下的忠心，但这种忠心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不巩固的，时移势易，可以反目成仇，下反上，臣弑君，骨肉相残，这些事例不绝于史书。因此，任何亲信都不是绝对靠得住的。那么怎么办呢？“圣人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君》）做国君的能得到臣下的忠心爱戴固然很好，但不能依靠这个，依靠这个就危险了；要有使臣下不敢不忠心，不敢不爱戴的办法，有了这个办法，王位才能巩固。法家认为这是“人君面南之术”的精微。这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不长期地专一地信任一个人或一派政治势力，要设立牵制力量，要他们访查、监视和密报对方的不忠言行，要他们互相揭发，争表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设置对立面，利用矛盾，控制矛盾。他把这手段用得出神入化。高岗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利用自己“东北王”的身份，超越北京单独和斯大林联系，成为苏联在中共的代理人，比王明走的还远。王明在中东路事件中提出改“保卫苏联”的口号，高岗竟提出划东北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在建国之前。高岗与柯瓦廖夫串通，监督着毛泽东的内政外交，构成了对毛泽东的主要威胁。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下了干掉刚刚的决心。但他认为刘少奇、周恩来有专擅之嫌，危及他独断朝纲，他对刘周的批评和措施也是认真的，并不是故意做给高岗看的。他要利用高岗制服刘周，这一目的达到之后，再四两拨千斤，利用刘周除掉高岗。毛泽东把这一出连环大戏演得有声有色，把群臣们看得目瞪口呆。

当然，党内高级干部洞察幽微看清毛泽东路数的不是没有，陈云和邓小平可以作为两个代表。陈邓根据自己对毛的了解，无论如何一个主张将东三省划给苏联的人是不会得到毛的信任和重用的。他们适时地向毛泽东谏言了。陈邓向毛泽东谏言的时间大约是1953年12月中旬。这时毛泽东住在玉泉山静宜园别墅正在静心思考怎样转弯子的问题。陈邓谏言后，毛泽东从善如流，立即部署解决问题。当然，陈邓向毛谏言是冒着一定风险的。毛刘之间的分歧，毛对周的不满，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高岗能够呼风唤雨，也不是全靠造谣。如果谏言不纳，毛决心贬黜刘周，他们会被看作是刘周的同党而受到牵连。

毛泽东找了刘少奇谈话，表示对刘继续信任，无意改变刘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并提出由刘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的问题。刘少奇检讨了自己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特别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跟不上主席的错误，对自己历史上工作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对七大以来中央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在四中全会做完政治报告后，要接着做一个自我批评，在中央全会上有个交待。刘少奇同意了。面临党的危机，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先给公安部长罗瑞卿打个招呼。当罗瑞卿来到静宜园时，毛泽东突然发问：“我退居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主持？”

罗答：“主席退居二线，当然刘少奇主持一线，不过近有些传言。。。。。。”

“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人睡在床上，有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不问问旗帜是真是假呢？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这个人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了。”

毛泽东又把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分别召到静宜园别墅，对高饶怀有个人野心，攻击少奇、恩来，分裂中央的错误，跟几位高级将领打了招呼。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高岗竟没有听出这是说他的，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说刘少奇，所以在毛宣布要去杭州休假，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刘表示谦虚建议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时，竟不识时务地叫嚷：“轮流吧，搞轮流好。”

安排好这一切，毛泽东带上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罗瑞卿到杭州去了。他在西子湖畔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解决高岗问题之前，毛泽东于1954年1月3日子杭州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以他自己特殊的风格把解决高岗问题向苏联通气。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

两位苏联客人惊诧不已。

他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的陕西（毛用手指翻译师哲，师哲是陕西韩城人），楚就是湖南（毛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到看。”

捷沃西安还是不明白，但中国通尤金大使明白了。

1954年1月初，刘少奇命杨尚昆专程到杭州给毛泽东送去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毛阅后做了些修改，并给在杭州疗养的林彪看过。七日，毛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各同志写信，对四中全会的议程和政治报告的写法做了具体布置。然后，又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少奇同志：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拟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要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有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1月7日”

杨尚昆回京向刘少奇面交毛泽东的两封信之后，1月1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陈毅、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军队高级将领及党政方面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这次会上高岗十分孤立，他感到与会者都跟他保持距离。他急于面见毛泽东弄清形势的变化，自己如何转这个弯子。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杨尚昆转交。

会后，杨尚昆再往杭州，将刘少奇准备的在四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和个人检讨送审稿以及高岗的信件面呈毛泽东。经过几天思考，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回了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了他犯的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同志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1月22日

毛泽东这封致刘少奇顺便答复高岗来信的电报给高岗看过之后，高岗有一种被利用又被抛弃的感觉。过去说过那么多私房话，说不见面就不见面了，连直接回封信札都不可得，他领教了什么叫翻云覆雨。

1月25日，刘少奇约上周恩来、邓小平与高岗谈话。高岗想对毛泽东说的话，当然不能对刘少奇等人说；高岗想问毛泽东的事情也不便于问刘；更不能把毛与自己单独说的那些话，那些事抖露出来，只能自己承担，这是将来翻本的希望。所以，高岗竟然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冷场了一支烟的功夫。后来高岗表示要做一个像样的自我批评，接着询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他希望是口头的，不往下传达，不存档。

刘少奇说：“恐怕要书面作，不光你作，我也要作呢。是毛主席要我作自我批评的。”

闻听此言，高岗心头一震，他对毛泽东导演的这出戏还没有完全看懂，心存侥幸。“出水才知两脚泥。等出水后再比咱俩的腿上泥多吧。”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头一句话就是：“我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作下述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发言者呼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了全国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会后的一些事情，但遵毛定的基调，没有一个人敢指名道姓批评高岗和饶漱石。

在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在做完政治报告之后，又做了《我的自我批评》的发言。他检讨了八个问题：

1、1951年7月“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2、1948年华北有很多地方提出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虽然1952年6月中央发出《无条件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的指示并不算迟，但我“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应该取消或纠正。

3、“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间犯了不少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

4、“1949年6月，我在一个关于讨论供合作社盈利分红的文件上批示‘基本上是在主张合作社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这个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5、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对“左”倾错误纠正不力。“这种‘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杀人过多，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在有些地方则在执行整党工作中采取简单的办法去对付有缺点和错误的干部。”

6、1943年延安审查干部时，“在大会上追迫和抢救。我是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

7、“1946年2月1日，中央发出《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做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8、“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判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的情绪，虽然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刘少奇后说：“有些问题我如果能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示，用适当的态度更多地和同志们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

在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不准点高岗的名，是怕转移了与会者对刘少奇检讨的注意力。四中全会在政治上保留了刘少奇二号人物的地位，但在政治上使其自我降格，亲手砸了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牌子。从此刘少奇不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而是一个犯了许多错误、被毛主席团结使用的高级干部，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初的伏笔。

在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才从杭州传回话来：对高饶问题“彻底揭露。”2月15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有40多位知情者和有关人员与会。共开10天，25日结束。周恩来定的基调（当然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是：“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高岗经受不住众叛亲离地揭发批判，于2月17日举枪自杀未遂，中央乃决定对高岗施行隔离审查，从此高岗失去自由。

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到会26人，开会7次，揭发了饶漱石在新四军排挤、打击陈毅，在中组部排挤、打击安子文，以及配合高岗进行反党夺取的阴谋活动问题。3月15日，中央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1954年8月17日，高岗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4月1日，因发现饶漱石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将其收监审查。1965年8月30日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力10年。1975年饶漱石患中毒性肺炎死亡。

高饶和刘周这两股势力较劲，是此消而彼长，彼消而此长的。这是常人的逻辑。一般政治家处理这个问题也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毛泽东以他深不可测的权谋，纵横捭阖，既除掉高饶，又削弱了刘周，令彼消而此弱。毛的手段太厉害、太可怕了。这使高级干部们凛凛畏惧。不论是受到毛的信任，还是受到毛的猜忌，只有对主席忠诚不二，才是明哲保身之道—这就是他们从四中全会得到的教训。

高岗、饶漱石的倒台，顺便解决了大区一级行政机构的问题。每个大区都管辖几个省，比一个中等国家都大，而且都拥有军队。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而反叛，民国北洋时代直、皖、奉地方军阀争锋的乱局，毛泽东不能不防。七届四中全会后，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大区一级党政机构，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做出撤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决定。

通过处理高饶事件，邓小平的品德和才能进一步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所赏识，1954年4月27日任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4月4日，增补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