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资本家敲锣打鼓过共产关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高潮”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手工业建社速度明显加快了。在中国七届六中全会“反右倾”的压力下，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筹委会于12月9日召开全国手工业座谈会，检查“与总路线不相适应的保守思想”，提出了“加快发展，迎接高潮”的政治任务。

12月21至28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检查和批判了过去工作中的保守落后思想后，着重研究了今后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并要求各地订出全省、全专区、全县和全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并且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手工业领导机构。。。。。。进行全行业分期、分批、分片的改造，积极发展，积极过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基本上完成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并且要注意发展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积极推动低级形式的互助组织向高级的生产合作社过渡。”

1956年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这次会议拟定的全面规划。认为：“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是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总的要求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社（组）员达到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70%，1957年达到90%，1959年至1960年全部组织起来。

195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程子华汇报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党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毛泽东批评加表扬，又给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增加了新的推动力。到1956年6月底，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90%；到年底，达到手工业者的92%，建立手工业合作社99100个，社员达到了5091000多人，至此，手工业由个体经济体制到集体经济体制的转变基本完成。

手工业者建社后市集中管理，统一核算，把原来分散灵活，方便群众的优点搞掉了。据当时的一些典型调查，石家庄市将88个小组合并为33个大社，其中人数多的一个社，社员达到1400余人。广东省有的综合社包括14个行业，有的跨地区社纵横达60华里。四川省眉山县五金社把13个乡的铁匠炉、制秤的、修自行车的、修钟表的多种行业的从业人员包容在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管理，发一次工资财务人员要骑着自行车跑七天。上海修理自行车的原有1808个服务点，改造高潮一开始，就撤并了450个。沈阳市北市区原有103户裁缝师傅，就近为居民服务，改造后合并成一个缝纫合作社，只设10个门市部。走乡串村修锅补盆焊洋铁壶的小炉匠、修理雨伞的、理发的、磨剪子磨的、修鞋的等等，全没有了。

一个个体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化”出了三个结果：

第一、国家背了个大包袱，大约有510万个给国家纳税的手工业者，变成了每月由国家发给工资的工人。国家给予他们铁饭碗，但这个铁饭碗小得很，并不能保证他们丰衣足食，所以手工业者并不感谢政府。

第二、劳动生产率降低，社员收入减少。改造前找个体裁缝做件衣服一个星期取活，就近服务，居民称便。成立了缝纫合作社，做件衣服要跑好远的路，一两个月也做不出来。老太太家里水壶漏了，十里八里找不到焊的地方，群众多有烦言。由于并社撤点，活收得少了，社的收入下降，社员的收入也跟着下降。从1956年8月份起，北京、天津、上海陆续发生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要求退社的现象。10月20日，手工业管理局给中共中央报告说：“合作化以后，约有20%左右社员的收入，比入社前有所减少，合作组织的劳保福利也比较差多数社员的疾病医疗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第三、传统名牌产品逐渐退化。虽然毛泽东说：“小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必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但改造的结果，原来的师徒关系破坏了，徒弟成了共青团员领导改造师傅，师徒的一些行规也被当成“陈规陋习”给改掉了，师傅和徒弟拿一样的工资，这样还带徒弟手艺呢！毛泽东说的许多话都是对的，但他的“大政策”把他的“小正确”给否定了。自己的左脚踩了自己的右脚。大跃进以后名牌剪还是没有了。无锡的惠山泥人是世界著名的工艺品。有一个传统产品“阿福”，是一个笑呵呵的胖娃娃。改造以后，惠山的“阿福”不乐了。不笑的娃娃没人买。青年工人很用心，娃娃就是不乐，老出废品。公方代表给老师傅做工作，给老师傅落实政策，改善待遇，要求老师傅把绝活往下传，老师傅把徒弟捏的娃娃接过来，用手轻轻托一下下巴，娃娃就乐了。你政策不对头，他这一手就不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当作具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亲自来抓。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在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做了报告，对《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成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

我们处理对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处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对于地主阶级，我们是在无偿地没收他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之后，再在劳动中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则是在同他们联合的过程中，用赎买的办法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同时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以便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能力为国家服务。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几（可能有5%左右）是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以外，一般地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这样三个部分。。。。。。这三部分之间的比例大约是这样：比较进步的分子，约占20%左右；处在中间状态即所谓“随大流”的分子，约占60%左右；落后分子（包括顽固分子）约占20%左右。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第一，要把其中更加进步和更加靠拢人民政府的分子组成为推动工商业资本家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力量，并且适当地扩大这种力量。第二，要把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用教育的方法逐步地争取过来，使他们中间的多数提高觉悟，有所进步，使落后分子一年一年地减少下去；第三，分化那些顽固分子，使顽固的分子孤立起来。

要把一切行业的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期分批纳入公私合营的全面规划。这种全面规划要包括以下各项：（1）统筹安排各行业的生产和经营。为此，对于各行业的公私企业之间、私营企业之间、近代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要有适当的调节；同时对于各行业私营企业要加以必要的或大或小的改组。（2）建立各行业的专业公司（有的是一个行业的单一公司，有的也可以是几个行业的综合公司），以便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轨道组织起来。这种专业公司要担负起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上的任务，也要担负改造资本家的政治教育上的任务。（3）准备由原来的按企业所得利润的一定比例分配给资本家利润的办法逐步过渡到有分别地按资本定息的办法。这种定息的办法实际上是将企业交给国家的专业公司直接管理，而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将大大地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积极性。

小商业的改造，在乡村中一般应该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在城市一般可以在长时间内代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经营的业务，这种代销经营的形式应该作为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应该使上述的在两种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即在1956年和1957年，争取达到90%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家不是过渡到国有化。

1955年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邀请以陈叔通为首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到勤政殿叙话。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上海的荣毅仁，北京的乐松生，天津的李烛尘等都出席了。陪同毛泽东接见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

从1955年年初以来，由国家加工订货，统购包的产品已占全部私营工商业产值的90%以上。许多工厂实行了公私合营，并且在方式上已由个别合营发展到了全行业合营。私营批发商业基本上都已合营，零售商业也出现了要求公私合营的“高潮”。根据这种形势，毛泽东说：

希望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们要主动，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应该来反对，应该来主动参加。资本家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适当安排，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

这次接见以后，11月1日到2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举行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由主任委员陈叔通作《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为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提出：“全国人民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就是把我们祖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繁荣富强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商业者当前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一些思想上有怀疑和顾虑的人，要进行耐心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使他们认清前进的道路。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必须展开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希望全体工商业者努力学习，接受新思想，不断地改变旧思想，改变旧生活，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

1955年11月以后，首先在上海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上海轻工业中，有棉纺、毛纺、卷烟、搪瓷、面粉等八个行业实行了公私合营，重工业的重播、机器、电器等13个行业也开始进行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北京的面粉、电机、制药等九个行业带头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2月上旬，仅据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和重庆等大城市和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的不完全统计，私营工商业中有30多个行业、二千多家工厂、私营零售商业中有十多个行业、三千多家商店，经政府批准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6年1月10日，新年已过，春节未到。北京的闹市区忽然爆竹声连连不断，锣鼓声铿锵不停，大小商铺张灯结彩，游行队伍抬着大喜报鱼贯而来。原来这一天又有17963户私营工商业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郊区农民给毛主席的报喜信说：“自从您发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我们郊区就掀起了一个空前的社会主义高潮，没有入社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入社，所有的低级社都积极要求转变为高级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北京郊区就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

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报喜信说：“我们听到政府按行业批准所有申请入社的手工业者入社的消息喜欢得跳了起来，互相道喜。在11、12日两天里，共有53882人被批准入社。现在我们新老社员已有八九万人了。”

私营工商业的代表，同仁堂药铺总经理乐松生宣读报喜信说：“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已于本月10日胜利地全部走上了公私合营，向着社会主义大大迈进了一步。”

后，北京市市长彭真讲话说：“我们要庆祝郊区农业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胜利。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的胜利。庆祝手工业全部合作化的胜利。庆祝我们已经挖掉了穷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劳动，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

1月21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大会宣告：“上海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今天已经公私合营了；上海全市的手工业，今天已经合作化了；上海郊区农业，今天已经转为社会主义高级社了；上海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

资本家敲锣打鼓把自己的企业“共了产”，这真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景观。你要说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强迫中国的资本家这样干的，绝对不是；你要说是中国的资本家是真的提高了觉悟，从内心愿意交出自己毕生甚至几代积累的资本来，那是天方夜谭。资本家的真实思想，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少数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表示拥护总路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主动申请合营。他们平时出头露面，政治上有一定地位，与政府靠拢，自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常州大成纺织公司董事长刘国钧可作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对于带头接受公私合营，他私下说：“先走一步既有利可图，又有位可得。”绝大多数是无可奈何，只好随大流走。天津的资本家说：“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也没有办法。”工商界“上了贼船，跟着走，能有出路；逆着办，只有下水。”“自动走吧，何必让人家用鞭子赶呢。”还有极少数非常抵触，幻想变天。无锡广裕布厂董事长王尧臣说：“美国已在日本训练精兵200万，下半年出兵打下越南，然后进攻中国。”常州大成纺织厂老板闻亦友散布：“上海朋友谈北京有三个人生病，毛泽东已去莫斯科治疗，刘少奇肺病沉重，朱德血压过高。”这三种情况，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他起草的那个文件，不能不佩服他把资本家确实琢磨透了。他能够造成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势，特定的社会潮流，让资本家“敲锣打鼓”过共产关，毛泽东确实是政治斗争的高手。

从政治上讲，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没有流血，没有“剥夺”，实行赎买政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创举。中共对此一直引为骄傲，在较短的历史时段内也确有值得骄傲的理由。

但是，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从经济上来来考察，从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来考察，从创造物质文明推动社会进步来考察，这一改造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就值得怀疑了。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等级中勤劳、能干、精明、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关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倒资本主义制度，剥夺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胎记。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成为打着解放工人阶级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运动，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共产党人。这些伟大的使徒们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党经济基础。。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带给社会（包括工人阶级）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经历。马克思主义以暴力为后盾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世界，但终没有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原因就在这里。一场以消灭先进生产力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先进生产力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终都会被人类认同，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声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改造社会的经典主要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大同”理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他的发展是马克思+秦始皇，加进了很多封建性的东西，后蜕变为封建社会主义。一旦掌权执政，立即把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上日程，心急火燎地搞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凭藉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政权，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更不怕农民不听话。他理智地、坚决地、持续地干了半辈子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对先进生产力的事情。自以为是在干一件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的事业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空前荒唐的在历史上丝毫没有进步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凭藉国家政权的力量劫富济贫，实现人人平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有一些看是正确的语句和观点，但综合起来考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根本错误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主观上想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破坏和毁灭了大批生产力，窒息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用用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不断变动生产关系（即法律上的财产关系）的办法，对有限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虽然是越分越小，越分越少，但要在市场萎缩的条件下寻求社会公平，消灭阶级，消灭差别。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就是怎样造成的。

有一种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多留几分成绩的说法，认为“三大改造”至今仍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承认“改革开放”也是正确的。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种二律背反的错误。“三大改造”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改革开放”是把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又请回来了。“三大改造”如果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如果是正确的，“三大改造”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发端。改革，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政治经济模式；开放，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禁锢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指引人民满怀信心地前进；理论上的羞羞答答，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动动摇摇，给左派留下阵地和市场。

为什么说“三大改造”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的发端呢？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

毛泽东在着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三大改造”的时候，具备了恩格斯所说的实现这种改造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没有呢？没有。有的仅仅是“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的矛盾”的义愤，还有就是共产党掌握着国家的领导政权，所谓“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当然，有这两样，改造个把资产阶级是绰绰有余了。

资本主义不仅代表剥削和压迫，不仅有罪恶、陋行和血泪，而且代表现代物质文明，代表先进生产力。

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揭露和批判的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除了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夺、奴役、剥削和压迫之外，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和屠杀尤其令人发指。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殖民主义者带上他们的常规军和现代的枪炮，征服和屠杀土著民族，占领殖民地。在美洲大陆，资产阶级甚至在立法会议上规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或俘虏一名印第安人，赏给四十英镑。整个整个的印第安部落被他们斩尽杀绝。资产阶级还在殖民地进行欺骗性贸易，用玻璃球、小镜子等廉价小商品换取非洲人的象牙、黄金和钻石，换取印尼人的丁香、胡椒和豆蔻，用鸦片换取中国人的茶叶和丝绸，运回欧洲高价出售，谋取暴利。殖民主义者还抢掠非洲黑人，贩运到美洲充当奴隶，奴隶贸易延续了三百六十多年，成千上万的黑奴死于贩运途中，累计非洲被掠走的人口在一亿以上。为了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原料产地和市场，资本主义各国之间还进行过多次战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之后，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还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使几千万人口丧生，使军火贸易兴隆发达，资产阶级大发横财。如此等等，罄竹难书。

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有千条罪恶，万条罪恶，应该被推翻一百次，但是它有《共产党宣言》中说的那一条好处—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高得多的生产力，你就不能推翻它；除非你创造了比资本主义还要高的生产力。

毛泽东发出豪言：要让资本主义绝种，要让小生产绝种。其志虽然可佳，但事实上办不到。他可以组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人，可以运用手中的政权剥夺资本家和小生产者，但他拿不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来，在农村甚至连高于小生产的生产力都拿不出来，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就绝不了种。任何伟大人物在经济规律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顺应而不能违抗。就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违背了经济规律也要闹出大笑话来。

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是非常弱小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说还没有发育起来。如果毛泽东按照《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指导思想，采取“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的政策，其社会效果可能好得多。据1956年8月统计，中国的工商业资本家大约有533，000人，私营企业职工250万人（其中工业160万人，商业90万人）。资本家拥有资本一万元以上的仅有22，700人，资本在2000元以下的约436，000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其实是小商、小贩、小业主。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总资产大约是33亿人民币，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766亿人民币）的二十三分之一。这笔钱拿到国家手里在建设上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但却消灭了其极具经济活力、为国计民生所需要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并入了单一、僵化、大锅饭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其弊端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资本家拿定息后，成为一种旱涝保收的固定收入，是大锅饭的另外一种型号，其个人收入与企业经营好坏盈亏脱钩，虽然名义上他仍然当经理、厂长、副经理、副厂长，但实权转移到公方代表手里，资本家的经营积极性没有了，他如果太积极还有抓住企业不放的嫌疑。公方代表多是经营上的外行，想的是如何贯彻党的政策，而不是经营状况的好坏，所以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每况逾下。像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是中外驰名的老字号，合营时把匾烧了，改名北京烤鸭店。但鸭子却越来越不好吃了，生意也大幅度下降了。它原来的鸭子是定点供应货源，小米和绿豆磨成粉精工饲养，所谓“填鸭”，一百天上市，又鲜又嫩合营后用劳改农场的鸭子代替“填鸭”，烤鸭当然就变了味。各行各业都是如此。用主管领导人陈云的话说是“出现比合营前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管理马虎的情况。”

其次，造成了人民生活的莫大不便。1953年全国有商业网点434万多个，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减少到210万个，缩减了50%以上；到1957年又减少到204万个。其中私营网点1953年是414万个，1957年减少到41万个，留下了十分之一。全社会饮食业网点1953年是84万个，1957年减少到47万个。由于商业体制集中社会商品要经过一、二、三级批发站才能转到零售点，流转时间长，费用高，消耗大；同时，国营商业对生产厂家是包的办法，生产什么卖什么，很少考虑市场和人民生活的各种需要，常常出现积压和脱。消灭了长途贩运致使许多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城乡流通渠道中断。城市推车挑担卖菜的，组织起联营小组，由行商变成了坐商，不到胡同叫卖了。夫妻店估产给定息，按月领二、三十元，原来半夜敲门买合烟也卖，如今叫不开门了，因为卖多卖少跟他的收入脱钩了。游街串巷叫卖的上海莲子粥、北京的杏仁茶、天津的馄饨、豆腐脑全都改造得没有了。

第三是国家得不偿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结果，是增加了三百万吃皇粮的人员，资方人员变成了国家干部；私企职工变成了国企职工，也要一视同仁。工资是铁饭碗，还有公费医疗以及各种福利。国家都得包下来。许多个体手工业者、小摊贩等等，积极要求“改造”，要求“合营”，也是冲着铁饭碗来的。本来这些私营企业是国家的纳税人，如今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失去了一部分财源，还要支付工资和定息。

换而言之一句话，“三大改造”不是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而是生产力的大衰退；不是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的繁荣，而是市场的萎缩和人民生活的不便。这种改造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社会进步，只是一场虚热闹。

一个历史之谜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急急忙忙抛弃新民主主义的正确理论和七届二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中国学者有种种解释和猜测。据笔者看来，其个人动机是毛泽东急于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强烈愿望。自从斯大林逝世以后，毛泽东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只有他才有资格递补斯大林留下的空缺。要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自己的国家搞的是新民主主义，在社会形态上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落后一个时代，那就不具备这种领导资格，必须使中国尽快地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犯急性病的思想根源。

在建设理论上，毛泽东一个致命的错误是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制，改变了生产关系，就能给生产力带来大解放和大发展。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番话：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是对的。

但生产力只有受到束缚的才需要“解放”，才应该“解放”，像女人十月怀胎一样，足了月份，才需要助产士接生。生产力并没有受到束缚，在自己的母体—生产关系的胎胞中正在成长发育，还不足月份，你要“解放”他，提前催生，认为这样可以为他长成巨人创造条件，这就是聪明人办蠢事。所以毛泽东后来的事似是而非。“三大改造”是毛泽东怀着崇高的动机，神圣的理论办的一件大蠢事，大错事，可悲的是他一直自负地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捁，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毛泽东不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不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基本适应还是受到了限制，发生了矛盾，不管这种生产关系是处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的阶段，还是到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捁”的阶段，莽莽撞撞，上去就打碎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中国的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工作正处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的阶段，他把这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打碎了，以为可以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其结果是这种先进生产力像不足月的胎儿一样，被扼杀了。从此中国就没有了先进生产力，毛泽东所建立的制度是不允许先进生产力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代之而起的是与大锅饭的报酬相适应的大锅饭生产力。社会进入了一个停滞缓慢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时期。

如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衍化和进步与时俱进的。他们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开过两个处方：第一个是暴力革命。这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8月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的处方。在1865年至1881年马克思撰写和修订《资本论》第三卷时期，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的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的一定部分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劳动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于是马克思开出了第二个处方：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经过恩格斯10年的编辑和修订，于1894年6月由汉堡的奥·迈斯纳出版社出德文版。一年后，恩格斯在临终前发表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工人阶级斗争策略进行了后的反思和修正。

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和平演变，在保留私有制的条件下，把资本家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了；但资本家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组织形式监督企业的运营和掌控企业的发展，这就避免了那种因“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浪费无人过问、亏损无人负责的国营企业弊病。在这种制度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马克思指出：

“我们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4-435页）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度转化为生产者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通过股份公司解决了。这是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提出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恩格斯是反对轻易地实行国有化政策的。

只有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宜由股份公司来管理，而且国有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由现代国家实行的—才意味著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页）

马克思对那些怀疑第二个处方的人说：

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

（《资本论》第三卷，1975年版第435页）

《资本论》第三卷俄文版是1947年出版的。列宁和共产国际，陷入了庸俗经济学家的立场，只宣传暴力革命的处方，误导了几代共产党人。所以在共产党人中，第一个处方深入人心，许多重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根本不知道有第二个处方，把和平过渡这个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得出来的重要的政治结论，视为异端邪说和洪水猛兽。

毛泽东一生，没有到过资本主义世界，没见过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见过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他的资本主义概念定格在1921年的安源煤矿。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得其“三昧”的是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对经济建设他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1949年他第一次访苏会见莫洛托夫时承认自己没有读过《资本论》。自从中共清算了王明的教条主义之后，毛泽东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这在民主革命时期，指导战争和革命，他是当之无愧的。但逐渐地他被神化了，成为类似宗教里面的“先知”，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他的至尊无上的地位，连刘少奇、周恩来也不能跟他平等地讨论问题了。清算高饶反党集团以后，他们更加谨小慎微，毛泽东要上天，他们跟着上天；毛泽东要入地，他们跟着入地。伟大舵手是毛，他们只能跟，不能纠正偏差。但他们是参与高决策的人，毛泽东把国家搞乱的种种错误，他们当然也有一份责任。在毛泽东天马行空的胡来把乱子闹大的时候，他们出来检讨，承担责任，收拾局面。他们都是超一流的伟大政治家，当然不是甘心扮演这种角色的，于是就想在总路线、总任务方面遵从毛的思想的前提下，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对毛的空想社会主义有所匡正，使之变成务实的社会主义。他们和毛泽东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后来由于发生了饿死人的大乱子，毛泽东知错不认错，竟发展成为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