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在卫星竟放的高潮中，毛泽东南巡去也。

卫士长李银桥替他打点行装。毛泽东出巡，犹如孔夫子搬家—尽是书。根据需要，李银桥找人特制两个大木箱，分层次的，可以分门别类地把各种书装在一定的位置，到了驻地，又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把这些书摆放陈列起来，保证毛泽东随手可以找到要读的书，做到不乱不丢。这次出发，除带上毛泽东正在读的《三国志》、《楚辞》等史书外，还有冶金学、土壤学等。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出发，第一站到徐水。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陪同毛泽东视察。八月骄阳似火，毛泽东头戴一顶大草帽，走几步就汗流浃背了。步出车站，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个大标语牌，上面画的是徐水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平面规划图。县委书记指指点点，向伟大领袖介绍他们的宏伟构想。然后驱车来到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视察了农业社的幼儿园和敬老院（供养无子女依靠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毛泽东同老人们亲切握手问候。又看了农业社办的集体食堂，这是毛泽东感兴趣的新生事物之一。后，张国忠领路，陪伟大领袖来看本县的杰作--丰产田。据几天后进行追踪采访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灈报道说：

大寺各庄的卫星山药更是花样繁多，毛泽东看过的一种粪堆形山药（地），是用粪和土垒起一个个堆堆，在堆堆上载满了秧子，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肥力厚实。还有毛主席看过的一条埂道上分别是种四行、八行和十二行的山药，过去每亩两千棵秧子的耕作方法发展到这里的每亩一万五千棵，计划产量是每亩20-100万斤。大寺各庄还有多样化的沼气山药（地）。用粪垒成堆堆，外面使土封实，土上栽满山药；堆顶上插一根竹管直通粪堆，从竹管上浇下水去催动肥料发酵并放出沼气，这样来养育土层和作物。或是用粪垒成一个圆锥形的宝塔，再沿着塔坡把土围成一层层环形的梯级，在每个梯层上栽种山药，这后面两种沼气堆的顶部，也都插入了浇水的竹管。此外，大寺各庄的多样化的沼气堆，现在已经发展到栽种徐水有名的大白菜，或者是栽种萝卜。所有这些利用沼气或不利用沼气的卫星作物，不仅粪大水勤，而且还施钾肥，喷磷肥和洒生长素，大寺各庄亩产百万斤的山药，甚至还浇狗肉汤。

看完亩产百万斤的山药地，毛泽东又来到了大寺各庄的七亩棉花地里。著名作家康翟的追逐报道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看过的三棵棉枝都绑上了红布。每亩四千棵，平均高六尺，谁看了都说那是棉花树。每棵平均果枝25个，花蕾45个；成铃多的已达一棵110个，眼前的情况就可亩产皮棉两千斤。但人们还要叫棉花长到八尺高，叫每棵长120个棉铃，以保证亩产五千斤皮棉。这七亩地的耕作是有疏密对比和早晚对比的，还有搭起棚子，晚上在棚顶盖被单，棚底下用电灯光照明催生的一片。这里每亩施底肥54000斤；追磷酸钙120斤；追硫氨4次，共用170斤；追氮肥一次，生长素和钾盐各四次，喷磷四次，除虫七次，锄八次，浇水两次，整枝18次。这片棉花已有中央和省的负责同志再三说过要赶快拍成电影。这片棉花将如许多人所说：今年秋后农业上不知道要出现多少吓人的高产怪事那样，会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康翟的报告后说：

所有这些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和徐水的大面积丰产田连成一片，要把这儿的粮食亩产从去年的214斤提高到今年的2000斤。人民公社的建立和毛主席的视察，就是目前争取2000斤的足以使山倒海平的力量。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一个二分地的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可除了几万人大的人民公社，哪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办得到？

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到人类历史上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这是当时在宣传工作上进行舆论导向的一篇代表作。毛泽东8月4日参观徐水，康翟紧跟着追踪采访，写成《徐水人民公社颂》于26天后，即9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如果河北省委和徐水县委弄虚作假露了底，毛泽东对看到的某些现象表示怀疑，表示不欣赏，有所制止，有所批评，有所纠正，报道的舆论导向就是另外一种精神了。《人民日报》这篇“本报特约记者”的报道告诉全国五亿农民和一亿城里人：徐水县的领导和农民所干的这一切，已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徐水的方向就是全国两千多个县的方向。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记载下了毛泽东与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一番对话：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主席，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2000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植了春夏山药35万亩。毛泽东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来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0多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人家不要你们的粮食呀！”

从此，毛泽东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着实发过一阵子愁：粮食多了怎么办？

事后查明，并不是徐水农民解放思想，有了冲天的干劲，创造了人间奇迹，完全是强迫命令弄虚作假。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15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群众接受不了这种超乎寻常的胡闹，又怕张国忠手中的权力，于是采取办法抵制，在田边地头密植，在地中间稀植。但张国忠带来一班人马检查，结果有5位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被送到监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三个月就死了。有群众说，张国忠就是法律、为了弄虚造假不被揭穿，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并指示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358人。而张国忠认为，逮捕人能起作用，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徐水共逮捕4643人。4643人种有包括2名支部书记在内的31人死去。

毛泽东视察徐水之后，刘少奇为了表示紧跟。8月6日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率工作组来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

1958年9月15日，徐水人民公社成立，宣布实行县社合一，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算。9月20日，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从9月份起，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农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每月5元，一般干部3元，平民百姓2元。同时宣布，对全县老百姓实行“十五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部由县里统一包起来。

于是，徐水这个不出名的河北小县，出了大名。当年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去参观；有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去“取经学习”。赫鲁晓夫知道后，特派塔斯社记者前来看个究竟。赫鲁晓夫听了记者的汇报后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

这年11月，县里筹款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们发了第一次津贴及部分生活用品。12月，又筹了90万元，终因罗掘俱穷，点金无术，凑不起必要的款项，便挪用商业上的流动资金700万元，发了第二次津贴和实物。实际是把县百货公司和供社的东西给分了。这个共产主义的试点就这样夭折了。后来查明，那个棉花树是人工嫁接的；山药山是连夜堆出来的，山药只是上面几层，里面全是土疙瘩。河南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发祥地。这给河南的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也给河南的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58年4月间，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有四个乡、27个小社合并而成，有6000多户，30000多口人。

1958年6月16日，谭震林副总理在郑州省委南小院会议室接见了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听完娄本耀的建社情况汇报，谭震林说：“你们这算啥哩？工农商学兵都有，这个部那个部不和中央一样了吗？再说政社合一，社也大了点。法国有个巴黎公社，他们也是工农商学兵都有，我看你们有点像巴黎公社。”

娄本耀根本不知道巴黎公社为何物，顺着首长的意思说：“对！对！俺们这个劳什子，也是公社。”谭老板大跃进中头脑也热得厉害，听娄本耀一说，庆幸自己发现了新事物，睁大眼睛问：“你们真的是公社吗？”

娄本耀连说：“是哩，是哩，俺们是公社！”

谭震林欣喜地说：“你们这是中国第一个公社。”

接见完毕，娄本耀连忙给遂平县委打电话，办公室主任高运坦接的，娄本耀说：“中央肯定了我们是第一个公社。请你赶紧向蔡书记、赵书记汇报一下，让全县几个乡都挂上公社的牌子，尤其是嵖岈山卫星社要改成卫星公社，把牌子挂出来，后天新乡七里营的同志要去参观。”

谭震林回到北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为赞赏。

1958年7月16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文章写道：“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的把工（业）、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吴芝圃得风之先，抢先在全省办起了大社。8月2日河南省委给毛泽东送上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情况的报告》，说：“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开始。小社并大社，自留地归集体。大搞公共食堂，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在城市街道居民中，组织生产、办工厂、搞集体福利事业。这在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公社的雏形，但还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农场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在城市里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有的叫社会主义大家庭。直至《红旗》第四期陈伯达同志所写《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引证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后，才明确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向。”

毛泽东看罢河北的三个县，于1958年8月6日到了河南新乡，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吴芝圃、省委书记杨蔚屏、史向生前来“接驾”。

6日下午，毛泽东在吴芝圃等陪同下来到七里营乡。全乡农业社合并成立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在社干部引导下，毛泽东先看托儿所、敬老院、食堂，然后看麦粉加工厂和滚珠轴承厂。毛泽东听说这个小工厂两天生产出5000多个滚珠轴承极为称赞。

毛泽东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问道：“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

社长王文生答：“七里营生产队10500亩，有5000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1000斤，争取2000斤。”

毛泽东笑着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

毛泽东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7日，专列在郑州停靠。毛泽东在车上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的汇报。史向生特别说明，是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毛泽东在河南视察了三天，8月9日到了山东。由省委书记谭启龙、裴孟飞陪同来到历城县北园乡。当谭启龙谈到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消息，立即在全国掀起了公社化的高潮。

在北园乡的稻田里，毛泽东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当问到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20000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亩产40000斤。”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一路之上，毛泽东到处看到群众冲天的干劲，听到想不到的大丰收的美好前景，毛泽东心醉了。

农业问题解决了，六亿人口吃饭的问题解决了，这是毛泽东视察三省农村获得的总概念。

他对于沿途看到的红薯山、棉花树、计划亩产25000斤的玉米、计划亩产40000斤的稻田，都是深信不疑的。他在党内讲（8月17日在北戴河开幕会议上宣布）“粮食产量今年有可能达到9000亿斤。”在第十五次高国务会议（1958年9月5日）上打了折扣地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3700亿斤，增加到7000几百亿斤。。。。。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10000亿斤。”毛泽东混混然纷纷然，对粮食的乐观情绪溢于言表。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党组负责人到会。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列了17个，主要议题是两个：一是人民公社问题，一是大炼钢铁问题。

毛泽东在8月21日的会上说：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月29日，北戴河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人民公社是什么？按当时舆论导向生动的表述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决议》对人民公社基础规模和内容有了十分具体的说明和规定。

建立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进一步培养和锻炼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通过建立“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

成立人民公社的基础：“打破地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在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成倍、几倍、十几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也可以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人民公社的组织成分：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

在8月3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公社人多，几万户，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渔盐林木副，人民公社都有。大了，了不起，人多势众。公，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劳动妇女可以得到解放。。。。。资本主义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就搞掉了，看来只要把章程搞好，全国可能发展很快，秋冬可能差不多了。当然实行工资制和吃饭不要钱，还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二、三、四、五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人民公社，一下出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24条，这是它的宪法。

人民公社的名字是河南的创造，毛主席肯定了这个名字，吴芝圃心花怒放，干劲倍增。到了北戴河会议中央作出决议正式要搞，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河南实现了公社化。截止于8月底，全省农场在原有38473个农业社（平均每社260户）的基础上，建成了1278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200户），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98%。他这一带头，那个省敢落后？全国很快出现了公社化的高潮。

毛泽东表扬的公社“宪法”是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这个文件表面上来自基层，是群众的创造，实际上是毛泽东授意陈伯达派《红旗》杂志的编辑李友九“帮助”嵖岈山农民搞出来的，是越俎代庖伪造民意的作品。8月17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与会者，具有了中央文件的权威。毛泽东对推广这个章程很热心。他说：“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了，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刘子厚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要这样吹一下。”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把嵖岈山卫星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第七期（9月1日出版）全文发表了。毛泽东肯定过的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就像受了“皇封”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嵖岈山的共产经验一推广，共产风在中国广大农村就像十级台风一样，以不可阻挡之势刮开了。

《简章》第四条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併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为公社负责偿还。”这就是将穷队和富队拉平。后来毛泽东批评“共产风”，盖源于这个章程。

第五条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应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但可以留下少量的家禽和家畜，仍归个人所有。社员私有的牲畜和林木转为公社所有，应该折价为本人投资。”

第十三条规定：“盈亏由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第十五条规定：“实行粮食供给制。”

第十七条规定：“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一生产队为单位建立。”

第二十条规定：“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

这个《简章》的要害是剥夺了农民的一切：土地、房产、对农业社的投资、牲畜、林木等等。得到的就是一个：不分男女老幼都到食堂吃饭，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

实行公社化，有决议，有样板，有章程，到9月30日，北戴河会议后的一个月，即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运动简报》第四期宣布：

截至本月底，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前后仅一个多月。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有12个省、市、自治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十个省、区有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四个省、区（浙江、贵州、宁夏、新疆）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省计划在十月底完成。

毛泽东对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准备是不够的，他也缺少领导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那时中央正在批判教条主义。林彪带头，贬低马克思主义，说毛泽东在各方面都超过了马克思，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道，叫做“洞察一切”。公平地说，毛泽东在有些领域，例如军事领域，确实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是不懂打仗，不会打仗的；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只有皮毛的知识，但他不谦虚了，也飘飘然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经济领域搞“领袖意识那是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当然，马克思的知识有他的局限性，但至少在公社问题上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公社形式。形式简单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土地的产品分配给公社社员，而每个家庭则从事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副业。除了这些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一个记账员，登记农业帐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情；一个官吏，捕缉罪犯，保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护送到另一个村庄，一个边防人员，守卫公社边界防止邻近公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司理宗教仪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家的资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间；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农具；一个陶工，为全村制造器皿；一个理发师，一个洗衣匠，一个银匠，有时可以看到一个诗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银匠，在另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员。这十几个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负担。如果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的公社，公社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分工，因为对木匠、铁匠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调节公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

（《资本论》第一卷第395-396页）

在18世纪的印度存在着这种公社，与20世纪的中国公社何其相似乃尔！也是共同耕种土地，也是政社合一，也是工农兵学商都有，只要把“首领”换成“党委书记”，把管理治安的“官吏”换成“公社武装部长”，全套管理机构可以原封不动地运转。毛泽东在创立公社体制的时候，成天沉沦于《张鲁传》和《大同书》，没有去翻一翻《资本论》，他才有勇气把自己创立的公社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新发展推倒历史前台，贻笑天下而不自知；如果他知道马克思分析过的印度公社是不能产生大生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在经济史上被淘汰、瓦解、消亡的，他也许会慎重一些，不会急于下“人民公社好”的圣旨，向全国推而广之了。

在北戴河海滨的毛泽东丝毫没有意识到他闯下了滔天大祸，对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这从他请张治中一起到南方视察一事可以看出来。1958年8月末的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的北戴河别墅吃饭、看电影。席间，毛泽东说：“文白先生，我想到外地视察，你可愿同行？”张治中说：“能够有这样难得的机会，那太好了。”于是，一言为定，相约先回北京，一起南下视察。在国民党营垒时，张治中多次陪同蒋介石外出视察。毛泽东不邀别人，单邀张治中，显然是想让张治中看看他治国安邦的手段和魄力。

9月10日上午8时，毛泽东和张治中分别坐两架专机由北京飞武汉，11点40到达，在东湖宾馆下榻。

住下后，毛泽东对负责照顾他生活的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交待；“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我党老同志，一大代表、他比我大6岁，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此人如来看我，随时可见，你们不要挡驾。”

毛泽东急于会晤故人，是由于听够了属下的阿奉承之词，想从故人中听到对他发动大跃进、使国家一日千里地进步的赞颂。没想到这次与李达见面大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事情缘起是8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刘西瑞（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干部）的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在文章中说：“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上再一次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

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之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湖北鄂城县政府大门口贴出两条标语，一条是“宁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一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两条标语被搞社会调查的武汉大学学生发现并写进了调查报告里，送给李达校长看。李达认为第一条是表示决心，害处不大；第二条是唯心主义，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条件的，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为害不浅。决定立即去见老友毛润之。

这天，毛泽东正在会见古巴领袖卡斯特罗，谈论游击战问题，陈毅陪同在座。李达在梅白陪同下来到东湖甲舍，稍候一会儿，毛泽东送别卡斯特罗，立即传见李达。

“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真是故人见面，李达一句客套话没有，逼毛泽东对这个口号表态。

机智善变的高手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这口号有两重性。”然后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就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

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旁征博引：“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对打断他的话有些不悦。

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梅白见李达慷慨激昂，到主席多有冒犯，就用自己的腿悄悄地碰了一下李达的腿，示意他适可而止。

毛泽东看见了，冲着这位秘书长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这是自大跃进以来，毛泽东听到的唯一几句忠言。

“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毛泽东的意思是，你敢这样跟我讲话，实在是热昏了头。

卫士长李银桥要安排吃完饭，想缓和一下气氛。李达在气头上，表示告辞。毛泽东说：“小梅，你送李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

李达在梅白的陪同下上了汽车，在车中，“MyDearXiaoMei（注：我亲爱的小梅），毛主席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和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问题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的弄清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梅白回到东湖宾馆，毛泽东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和李达干起来。”停了一下，毛泽东又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梅白听伟大领袖在他这样一个晚辈、一个下级干部面前说这番话，很受感动，趁机把李达在车上说的那些话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很动感情。他叫梅白教他英语中“我亲爱的鹤鸣兄”怎么发音。然后说：“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只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你先告诉李达同志，改日我们再谈，感激他的帮助。”

梅白如实向李达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李达说：“还是润之气量大。”李达这一番谏言，使毛泽东清醒了许多；还没有完全清醒。他的“左”倾冒进思想支配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左”倾冒进情绪又反转来影响了毛泽东。中国这艘大跃进航船体积太大，一旦起锚发动，无法减速掉头了。他还心存侥幸，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固然是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亩产几千几万斤麦稻可能有浮夸，但1958年的大丰收应是无疑的，粮食过了关应是无疑的；看了那么多地方，难道都是假的？！他无法想像全党各级干部都会欺骗他，他无法想像这是一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闹剧。

毛泽东有些悲凉，但还得撑着。九月中旬，他在王任重、张治中等人陪同下视察了武汉钢铁公司和武汉大学之后，离开湖北前往安徽。

张治中被请到毛泽东专列上述话，见毛泽东书案上放着一本《冶金学》，就说：“您也钻研科技方面的书？”

毛泽东莞尔一笑：“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张治中是见过世面的政治家，谦恭有礼地说：“主席日理万机，建议您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的问题；不要以个人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

前面有了李达的犯颜直谏，毛泽东心态平和了许多，顾左右而言他。

书案上放的另一本书是《三国志》，书翻开，毛泽东正在读《吕蒙传》。话就从吕蒙说起。在座的除张治中外，还有毛泽东每次出巡都随行保驾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打败关羽就是这个吕蒙。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以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

车到安徽合肥，第一书记曾希圣前来接驾。毛泽东在曾希圣陪同下视察了舒荣人民公社。当听到社干部介绍他们已经做到“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满意地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一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毛泽东又视察了江苏、上海，与9月29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出身农民，搞农民运动起家，一生以解放农民为己任，说他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存心跟农民过不去，要制造全国大饥馑，这绝对不符合事实，其初始（！）动机绝对是好的。毛泽东犯错误主要是因为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是“理性的过度自责”（哈耶克语）。他当了半辈子“人民的大救星”，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深信只有他给农民指出的道路才是金光大道，他带领农民走的道路能让农民得到万年幸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

1958年11月19日，毛泽东真的发愁粮食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找不到出路，批准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决定将粮食播种面积由19亿亩减少至15亿亩。（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42页）各省执行的结果实际减少17386万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30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

两天以后，即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过渡到共产主义，你们看如何？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因为革命从马克思开始没有成功，列宁完成了十月革命，他们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者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渡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些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多比他迟三年。可是一定要让他先过。

今日我们读毛泽东的这一番话，仍可感觉到他当时的那份自信，年份陶醉，那份超越马克思、超越列宁，开辟共产主义新纪元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