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马克思和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游泳池里轻言1958年钢铁翻一番，使整个国民经济乱了套。1957年的钢产量是535万吨，翻一番就是1070万吨。8月中旬北戴河会议后决策此事时，钢产量指标才完成了450万吨，剩下4个半月时间要完成620万吨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作出翻一番的决定等于打造了一个紧箍咒套在了自己头上。一生谨慎，向来做事留有余地的毛泽东，被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太相信自己的领袖意志了，只要他下决心，挥巨手，全国人民赴汤蹈火去干，没有办不成的事。

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钢铁翻一番下了死命令。他说：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

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党有头，债有主。。。。。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我看1100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以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实现不了，我要做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完不成11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笔者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传出的记录稿，没有看到原始记录，但精神是不会错的。令笔者惊诧的是毛泽东似不应荒唐到下令拆铁路去炼钢，以凑数完成翻一番的任务，这是建设呢？还是破坏呢？但记录稿上就是这么写的。他对自己说过的话看得极重，实际是暗示中央和省的领导人，铁腕政策，强迫命令，不惜代价，把铁轨回炉，也要完成翻一番的任务。

北戴河会议上对大炼钢铁执行不力者内定了六条纪律：警告；记过；撤职留用；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辽宁省委、鞍山市委认为鞍钢生产进度上不去，是鞍钢有“右倾保守”思想作怪，在鞍钢大搞“拔白旗”运动，炼铁厂厂长蔡博就在运动中被拔了白旗，受到错误批判与处理。

8月25日至31日，在北戴河专门召开了各省工业书记会议。“中央钢铁的头”、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向各省下达了钢铁生产指标。全国在本年度后四个月，九月要生产200万吨铁，120万吨钢；十月要完成280万吨铁，160万吨钢；十一月要完成32万吨铁，200万吨钢；十二月要完成350万吨铁，220万吨钢。总计在1958年9-12月，要完成1150万吨铁，700万吨钢。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戴河会议公报，用的是通栏大字标题：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按照今年二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620万吨，比去年增加85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850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为了保证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了指挥系统：“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星期检查一次生产的进度，采取有效的方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

全国人大决议正式通过的钢产量指标按法规来讲具有高的法律效力，共产党的政治局无权推翻或撤全国人大决议。要改变这个数字需经以下程序：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提交国务院认可，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新的议案，全国人大有接受或否决的权力。如果全国人大有权否决1070万吨钢的指标，不仅避免了一个劳民伤财的大折腾，也使毛泽东悬崖勒马，避免一个大错误。毛泽东当时可能感到很不舒服，但很快会清醒过来，感激立法机关对他的制约，不幸的是毛泽东一意孤行，踢开国务院，踢开全国人大，这些能避免他犯错误的保险装置都被他置于无用之地，他的历史性大错误也就不可避免地铸成了。

根据毛泽东“要每周抓一次”的指示，9月4日晚上，撇开国务院和省政府，中央书记处召开各省市委书记电话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中央书记处领导炼钢，但总书记邓小平没有出面，他把彭真和谭震林推到了前台。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电话会议上说：“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主席又提出了，1100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少了就是失败了。这个要求也不能不完成，这就势必要逼得我们又要拿出相当的劳动力去挖铁矿、去办小高炉。”

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说：“高国务委员会上主席说，钢铁上不去，其他就跟着上不去，你不能光吃粮食。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跟得紧，率先组织了本省钢铁大跃进，赶在9月15日放了一颗钢铁卫星。据《人民日报》17日报道，9月15日，河南全省建成45000多座炼钢炉，动员360万农民，出动407000辆各种运输车辆，“打了一个日产生铁18693.92吨的打胜仗。”而这个省在九月上旬，即9月10日前日产生铁只有780多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河南大捷》，说河南的钢铁日产量，比老钢铁工业基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当时的日产量还要高。河南大捷证明，生铁这一关是一定能够突破的。要求各地像河南一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争取九月份根本扭转土高炉生铁生产不正常的局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九月份的产铁计划。

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这时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不相信河南的卫星，派工业秘书顾明去抽查一个点。顾明曾经留学日本，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过，是个内行。他到放了日产生铁102吨高产卫星的新乡，看了现场，向干部群众做了调查，还带回一块生铁样品，向周恩来汇报说：“完全是弄虚作假。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两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要十多吨。日产102吨生铁，原材料要1000多吨的运输量，新乡那里的运输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总理请看，上乘的产品就是这种海绵铁。”周恩来接过样品，良久无言，后来才掂量着那块铁说：“这哪里是铁嘛！”这块卫星铁一直摆在总理办公室的书架上。

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封了“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等于不要周恩来管钢铁的事。作为总理。周恩来还是每周开一次钢铁会议，以求加强领导，减少损失。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竟拒绝参加会议。在9月14日召开的会议上，有人汇报炼钢的农民不认识矿石，往往把较重的黑石头当作矿石；农民没有“吨”的概念，把一吨当成一担，在计算产量和投放原料、辅料时引起混乱。周恩来下令调了13000多名化学系的大学生，派往各地指导。虽说杯水车薪，周恩来的力量也只有这么大了。

周恩来虽然发现了河南钢铁卫星有假，但当时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中央工业交通部部长高扬奉命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大放“卫星”的地方了解炼铁情况。他发现产量不实，质量不好，向中央写了封信，对所谓“小、土、群”等违背科学的做法提出异议，据理力争，提出看法。毛泽东看后龙颜大怒，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携儿带女，发配到贵州劳动改造。这个标杆一立，就把各级干部的嘴都封住了。眼睁睁地看着造假，承认造假。表扬造假，这就是当时大的“政治”。因为“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河南的钢铁卫星，是这样应运而放的。要敢对河南的钢铁卫星有怀疑，要敢否定河南的做法，就是反对大跃进，就是跟毛泽东过不去，就会使毛泽东发出的“伟大号召”变成空话而下不了台！而毛泽东的威信和面子，这时候已被摆在了所谓“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位置上。那时候各级干部都有一句自我解脱的话，就是：“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质言之，所谓“政治账”，就是毛泽东的面子；所谓经济账，就是人民财产的损失。

河南这个样板一树，各地、市、县的书记们就知所趋处了。《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报道了第二个典型—湖南省邵阳专区。报道说：

在工业战线上也是这样，谁发动群众彻底，群众运动的声势大，谁就能飞得快，跳得远，奇迹也就出现多。湖南省的邵阳专区，是一个土铁生产发展很快的地区。邵阳专区是怎样组织生产大跃进的呢？主要的，也是彻底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他们组织了全民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炼不出钢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使“为什么要发展钢铁，如果发展钢铁”的道理家喻户晓，从而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干部，93万群众投入炼钢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仅一个湘乡县，就发动了七万多人找到120处铁矿和51处煤矿。焦煤运不及，他们自己去挑、去搬，仅一个涟源县就发动两万多人排成长蛇阵，从山上运下6000多吨焦煤，当群众发动到这样的程度，奇迹就一定出现。河北武安县所以能在三天之内使生铁产量从100多吨提高到1000多吨，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组织了12万人投入钢铁战线。山东等省为什么敢于提出万吨省的目标？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因而满怀信心。

为了在1958年年底完成107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按月按日计，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30日为止，全国钢的日产量必须达到6万吨，而生铁日产量必须达到10万吨，“否则是不行的。”要求从省、地、县到乡，各级第一书记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生产现场，日夜不停地指挥钢铁大会战。为了完成这样的指标，计划10月份在全国建起30几万座小高炉。中央书记处要求安徽、四川、河北、湖南、山西、山东六省力争在九月份以前达到日产生铁万吨的目标，要求全国有30-50个日产千吨的县。

9月25日，毛泽东南巡回京向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批评“还有一些同志”，是指各级工业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坐不住了。10月7日到9日，王鹤寿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土法炼钢促进会；11日，又在河南商城召开同类会议。据当时计算，在1958年后三个月，现代化高炉炼出来的好铁，只能满足钢产量翻一番的四分之一，下欠的四分之三炼钢用的生铁，要靠土法冶炼。冶金部连续召开两次现场会，就是要介绍、推广土法炼钢方法，宣传所谓小（小高炉、小平小转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大搞群众运动），大破“保守思想”，“怀疑论”和“条件论”。配合宣传的《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指出：

在当前的钢铁生产中，怎样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呢？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大办土高炉能把千百群众的积极性动员起来，能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能在短的时间内，取得大的效果。

9月1日到20日生产出的全部生铁中有50%左右都是土高炉生产的，这个比重还可能提高。可见土高炉在当前钢铁的生产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许多地方九月份的生铁生产上升得比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抓了土高炉。广大的群众，不管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不管是十几岁的小孩子，都能出一份力量，因而出现了男女老少一起动手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几万座土高炉铁水奔腾的兴旺局面。

有人认为土高炉耗费的劳动力太多，生产成本太高，不经济，不合算，是的，搞土高炉必须要动员很多人，生产成本是比较高。但是，问题在于速度，在于争取时间，就是说必须保证今年拿到1070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

10月4日至11月14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认为；两个月来以钢为纲的全民办工业的群众运动成绩很大。巨大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它的伟大政治意义，找到了以钢为纲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道路。从此，我国工业化事业将由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来搞。通过运动，打破办工业的神秘观点，打破消极平衡论，建立以钢为纲的积极平衡论。炼钢又炼人。死全国人民都受到多种锻炼。会议要求今冬明春要广泛发动群众，把以钢为纲的群众运动引向更高阶段，要调整、解决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小、土、群”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工作，为迎接明年工业生产更大的跃进而奋斗。

毛泽东不断大造提高党权的舆论，强调书记挂帅，党的组织系统成为有权威、有效的系统。两次书记电话会议，两次工业书记电话会议，首先把全党、进而把全国人民发动起来了。毛泽东亲自挂帅的“政治设计院”运动群众的魄力和能量果然不同凡响。“为1070而奋斗”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强劲的主旋律。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钢铁元帅升帐，其他一切都要让路。”《人民日报》9月5日发表题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社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当钢铁生产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的，必须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劳动能力和技术力量的，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钢铁工业搞上去，实现“1070”！

为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面子，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疯了”。七月底。用在钢铁工业上的劳动力几十万人；八月底，增至几百万人；九月底，猛增到五千万人；十月底，增至六千万人；年底，达到九千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大炼钢铁的，全国投入的劳动力超过一亿以上。

随着人数的激增，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也按比例增长。七月，有三万多座；八月底，增至17万座；九月底，增至60多万座；十月底，达到了几百万座。不但公社炼钢，而且部队、学校、机关，甚至外交部和文联。以至于宋庆龄公馆的后院，都建起了炼钢炉。那时你若有幸乘火车站神州大地巡游，真是空前绝后的壮观景象：铁路两侧，火光冲天，人声鼎沸，标语醒目，红旗招展。昼夜三班倒，人停炉不停。新建的一座座小高炉拔地而起，还把砖瓦窑、瓷窑改成了小高炉、土高炉，就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留下来的碉堡、炮楼，也被改造为土法炼钢的炉具。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矿石代替，也有因农民不认识矿石，把黑石头当矿石送入炉中冶炼的，当然，一样算成果，一样放卫星。实在找不到铁矿石的地方，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锤、铁锨，庙里的铁香炉、铁鼎，殷实人家的铁门、铁栅栏等一切能够搜罗到的铁器送到炉里去，炼出来的烧结铁，铁丝直支楞楞，半个门环镶嵌在铁疙瘩上，这些都作为产量放了卫星。

到1958年12月22日，新华社庄严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1070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钢产量1108万吨，生铁产量1369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没有宣布的是，有308万吨钢。416万吨铁是凑数的废品，根本不能加工使用。而冶炼这些土钢铁，国家补贴了50亿人民币（没有炼成的土铁和烧结铁740万吨，亏损31亿元；炼成能搭配使用的土铁300万吨，因成本过高而损失11亿元；炒土钢亏损8亿元）。当时一顿钢的市价是150元，土法炼一吨铁的成本是345元，那真是赔本赚吆喝。这就是所谓的“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据大陆官方认可的统计数字是1200亿元人民币，周恩来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共550亿元。大跃进浪费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金。

1958年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大放异彩的一年。世界观察家看中国，难免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这一年，毛泽东除了提倡钢铁大跃进外，还提出在全国城乡大办公共食堂。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指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河南范县要把公社建成新乐园，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起点就是公共食堂。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28日子全县万人大会上作报告说：“让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一个县委书记，不懂经济，作此梦呓，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伟大领袖”竟然认为这是可行的，11月6日毛泽东在登载这个报告的《宣教动态》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毛泽东的疲于和范县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告，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全国一哄而起，大办公共食堂，到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391万多个，参加公共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河南彻底，到食堂吃饭的人数达到社员总人数的99%。毛泽东热心提倡吃饭不要钱，决心要施这样的“大仁政”，是以粮食多得发愁为基础的。

他想象的粮食有多少呢？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说：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任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规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1958年8月25日，农业部党组提供给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称：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翻了一番还多。

9月1日发表会议公报时留有余地，打了折扣，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比上年增长60-90%；棉花产量达7000万担，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

10月，在西安召开的华北、东北和陕西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在作总结报告时言之凿凿：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8000亿斤是肯定的，10000亿斤是可能的。

12月初召开八届六中全会，认为西安会议估产有水分，打了折扣，12月10日发表的会议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6700万担左右。1958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和经济生活，基本上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

后来经过落实，1958年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棉花产量3938万担，这就注定了公共食堂是短命的。

一开始，公共食堂很红火了一阵子。虽无大鱼大肉，但大锅饭管饱是真的。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放开肚皮吃饭”；一个是“吃饭不要钱”。据薄一波回忆：“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这个口号很积极，看了过路人走了多远，还强拉回来，说天黑了还不吃饭？反正吃饭不要钱，非要他吃不行。”看这种景象，正如《镜花缘》中描写的君主国世界。

我们看看虚报产量严重，后来饿死人多的河南是怎样办食堂的？这是195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

河南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300多个人人夸、个个叫好的公共食堂，从九月份起已经做到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

在“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满意”的战斗口号下，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使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粮，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样，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

现在，这307个食堂，有279个食堂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制度。一堂三个灶，就是在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灶、老年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三水五味台就是在食堂内设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面、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

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特别注意社员们每天在饭厅吃饭的情况、议论和反映，以便及时改善饭菜的花色品种。现在全社已经在214个食堂做到了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社员们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酱面、油饼、蒸羔、葱花卷、炸红薯丸子等等，他们也吃菜馍，但做得好吃。有一种叫五香纸卷馍，很像春卷，群众非常爱吃。做法是：把南瓜、红薯叶等五种家菜和野菜切成小碎末，加上油盐、大料、葱花、蒜汁和其他作料，把白面杆得像纸一样，然后把拌好的菜馅卷在里面蒸熟。

这些食堂并不是一开始就办得这么好，这么受群众欢迎。开办初期，有150多名地、富、反、坏分子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混入食堂，把食堂搞得一塌糊涂。党委会发动群众，把这些坏家伙从食堂管理和炊事工作中彻底清除了出去，立即调配了32名共产党员、63名共青团员和85名“建设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当炊事员和食堂管理人员。这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张金生还深入第十七食堂，亲自管理伙食，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创造了上述“一堂三灶”以及许多饭菜新花样，马上召开现场会议，于是全公社300多个食堂的工作都陆续得到了改进。

这篇报道虚夸是显而易见的，九十顿饭菜不重样，那是宫廷御膳的水平，公社食堂肯定做不到。但不光是吹牛，食堂初期确实风光过。那是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左邻右舍参观，开现场会、评比会等等。笔者曾有幸亲临胜境，在北京丰台区某公社吃过几天食堂，大白馒头，大锅菜，还是很实惠的。因为我是去探亲的客人，当然享受吃饭不要钱的待遇。据主事者跟我私下谈论：“干部、群众大多数人不愿意吃食堂，懒汉、二流子积极。但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是毛主席的号召，行动慢了，拔的白旗（撤职处分）。我们是拿出全社几千口子一年的口粮垫底，让大家放开肚子吃，吃到哪天算哪天。口粮分到户，可以吃一年，这样吃半年就得吃光了。到时候上级总得想办法。”后来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在农村公共食堂，免费供应导致无节制的消费，有的把可以维持6个月的粮食3个月就吃掉了；还有的地方两个星期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经济学家、当时的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估算，农民吃食堂浪费的粮食有1750万吨，相当于1958年农村供应粮食的11%。这种无节制的过度消费是后来导致大饥馑，饿死人的原因之一。

虽然总结了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但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大锅饭，养懒人。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可以到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勤劳的农民想：起早贪黑，深耕细作，下多大力气，多产多少粮食，也是全部归公，自己混个“肚儿圆”；懒惰的农民原来还随大流出工，只是多歇几次，多吸几袋烟，队长看不见的时候早收工，今见啥也不干的二流子、陌生的过路人都可以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索性工也不出了。广东新会县吃食堂的结果出现了“四多四少”，即：“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如此坐吃山空，岂能持久？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人民日报》画出来的仙境。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她：“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只要是山区，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太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当地农民告诉阎书记：“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15里，不算远。远的有30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相信他的话，怕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阎红彦在总结云南饿死人的问题时说：“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造成了死人。”本来，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菜蔬由农民自己支配，除集体分配的口粮外，这是另一个食物来源。1959年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早先下达的文件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么吃什么，食堂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

1958年，本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但在收获季节，全民炼钢铁正在节骨眼上，为了保钢，保那个图虚名得实祸的“1070”，把青壮劳力都赶上了钢铁第一线。农村的景象就如湖南平江县一位伤残的老红军给彭德怀元帅的一首诗所描绘的那样：

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当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比上年减少了3818万人，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的13.8：1，下降到3.5：1。大量的车辆和牲畜也被调用去大炼钢铁。结果，在许多地区，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因无人收割或运不出来而烂在地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保守的估计，“1958年底农作物估计有10%左右未收回。”10%就是400亿斤。

一个虚报产量，一个丰产不丰收，一个吃饭不要钱，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败象到1958年底就逐渐暴露了。首先表现在那个吃饭不要钱的的食堂上，开始由干饭变成稀饭，而且越来越稀，由粮食而瓜菜、野菜，终于难以为继了。譬如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起初食堂吃饭不定量，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不少粮食。1959年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定量6-12两（16两为一斤），后又降至3-6两不等。”三两粮不到100克，每8个人饿死了一个人。

1959年2月17日，年高德昭的朱德元帅视察广东，在同江门地委领导人谈话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六月十六日他在吉林视察时又对省委负责人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是多余的。”7月9日，他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去年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有些人以为凭人多就能把国家建设很快搞起来，实际上是不行的。”7月11日。朱德在长沙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时说：“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饭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两年我们只强调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产出一点东西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很大的教训。”

朱德的讲话，虽无文件下达，还是流传开了。1959年夏，发生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全部公共食堂的事件。他提出：“三还原，两开放”，即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自由市场开放集团设有鱼塘开放。亲自帮助农民拆掉公共食堂的锅灶，这个县共解散了4000多个公共食堂。

对无为县解散公共食堂事件，毛泽东勃然大怒，1959年8月10日他亲笔写下了《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的批语》，说张凯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这个文件发到全党，全党震骇莫名。承担分裂党的罪名是要有的资格的，一个省委书记解散了一个县的食堂，怎么能上纲这么高？当时大家不理解，毛泽东的这则批语，是明批张凯帆，暗批朱德的。8月12日他在庐山会议常委会上讲，他担心“总司令可能闹乱子。”这就是指朱德对食堂问题说了几句实事求是但是和毛口径不一致的话。毛泽东在巩固领袖地位问题上是非常敏感（甚至是神经过敏），见微知著的。凡全局性的问题，他不能容忍其他常委先讲话，讲对了也不行；他认为这是当家，说了算的问题。

公共食堂面临严重危机，毛泽东早已意识到了。他硬撑着不回头，但也需要了解真实情况。1959年2月，他派自己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率工作组前往四川调查。

田家英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才子。原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从1948年8月起任毛泽东的秘书。由于他博闻强记，熟读经史，兼擅诗词，很得毛泽东赏识。田家英率工作组来到成都北面的新繁县崇义桥，这是田家英的外祖家，他的一位舅母仍健在。他来到这里，是希望了解真实情况。

田家英结识了大队支部书记林功谦。他记下了与林的问答。

“你们每亩田能产多少斤哪？”

“去年大春，我们的卫星田亩产24000斤。”

“真有那么多吗？”

“四川省广播电台广播了的，那还假得了？”

“那么，一般的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点，总也有一两千斤吧。”

“产量既然这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还要吃连麸面呢？”“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与林功谦这一问一答，是崇义公社对付上级调查人员的标准答案。田家英又问了许多群众。都是这么说的。隔了几天，林功谦了解到田家英的真实身份，为他急于了解真实情况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才悄悄告诉他：“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每亩只有650斤。”

田家英又找到一个小队长马世才，问道：“你们队仓里还有多少粮食？”

“还有30000斤。”按照虚报的产量，完成上交征购任务后，理应还剩这么多。马世才硬着头皮回答。“你打开仓门，我要看看。”

马世才打开仓门，果见一堆稻谷，像座小山。田家英跨过仓板，走进仓里，踩上黄谷堆，只觉松泡泡有弹性。用竹竿一捅。稻谷纷纷下落，原来是一个稻草堆，上面洒了一层稻谷。马世才惭愧地低下了头。田家英知道基层干部弄虚造假是出于无奈，没有责备这位队长，只是幽默地说：“这些稻谷恍谷太多了。”恍谷是当地土语，指无实的空谷。

每到开饭时间，田家英就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食堂外观察，大家打完了饭，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也在这里喝一碗粥。一天，一位陈大娘来打饭，颤颤巍巍地走出食堂，腿一软跌倒在台阶上，全家的稀饭撒了一地。这位老人大哭起来。田家英上前搀扶老人，安慰说：“不要紧，另外再打一盆就是了。”陈大娘抽噎着说：“另外打？咋个能够另外打嘛！田家英掏出自己的5斤粮票，要陈大娘去食堂秤米。陈大娘感慨不尽，接过粮票，为了多活几天，她秤的是连麸面。”

田家英，这位正直的共产党员，叉着手，面对墙上“公共食堂万岁！”的大标语愤愤地说：“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这就是田家英调查公共食堂的结论。田家英在崇义公社待了6个月，中间曾于1959年4月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如实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各省情况逐渐严重起来。由于粮食匮乏，劳累过度，从1959年下半年起，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1960年2月18日，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据2月15日统计，全省有44个县、235个公社、5600多个村庄（约占全省村庄的10%），发现浮肿病人59000多人，已病死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为严重，仅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000多人，保定、石家庄地区发现的浮肿病人也在万人以上。

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当属有良心的干部，及时把初农民外逃、浮肿病、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如果把人民的生死忧患摆在第一位，紧急转舵，调整政策，不至于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饿死几千万人。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把自己的面子、威信摆在了几亿农民的生死忧患之上，顽固地坚持要把公共食堂办下去。他把河北省委的报告压下来，却把贵州省委的报告批转全国，

贵州省委书记周林，摸准了“大方向”，于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公共食堂问题。2月24日给毛泽东送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全省13万个食堂，有80%是巩固的，20%左右不深巩固。“农村结果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公共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六中全会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搞垮食堂，这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批示：“贵州省委的报告写得很好。。。。。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该救灾放赈时候，继续不择手段搜刮农民的粮食，说这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这个文件下去所引起的作用就是阻塞言路，各省有灾情也不敢报了。

与此同时，还有两个措施成为以后大规模死人的直接原因。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只许农民就地饿死，不许出村。民兵巡逻站岗，像看集中营那样看住农民。在旧社会，遇有荒年灾月，农民扶老携幼“下关东”，到富庶的地方移民，到城市要饭，人挪活，树挪死，多数能活下来。。这条路一堵死，大大加剧了灾情。这是第一个损招。中央文件一下达，全国都大抓起“盲流”了。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教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这样我就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350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押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200多人。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61年1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我们大队原有5000多人口，现在只有3200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第二个损招是改变粮食管理体制。1959年4月22日，河北、山西、黑龙江、陕西、甘肃、山东、江苏、上海等16个省市的财贸书记在合肥举行粮食工作会议。粮食厅长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改变农村粮食管理体制问题，过去，除了国家征购粮食以外，留在农村的粮食基本上由承包单位（生产小队）管理，有些则分到社员家里。会议认为，这种管理体制不符合兴办公共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的要求，不利于加强基本队有制（生产大队）和逐步向公社私有制过渡。因而提出将留在农村的粮食全部由基本核算单位（大队）统一保存和管理，如何动支都必须经过基本核算单位批准。这样一来，种田的农民就根本看不到粮食了，家里有一点粮食都是非法的，完全失去了自救能力。

毛泽东在知道了全国严重缺粮的情况后，他的指导思想是：保住城市，牺牲农村，1959年7月5日，他在粮食部部长陈国栋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

下年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0亿斤，似乎也略微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800亿斤，或者810、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二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干有稀，糠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就在毛泽东决心牺牲农民、保全面子的这两年，许多拥护共产党、听毛主席话的农民被活活地饿死了。那些贫苦农民多数人饿死不造反（小反发生不少）。，是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毛主席给自己分了房屋和土地，叫办公社、叫办食堂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怎么能反对自己的恩人呢？他们至死也不明白，大救星毛主席为什么这几年光出馊主意呢？

毛泽东心里比都清楚，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是极端严重的。按照中共党内的术语，他犯的是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如果实事求是地评估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必须下台，以谢全党，以谢国人。这时，毛泽东头脑清醒了，他想得很深、很远，他出奇地沉着冷静。如毛泽东自己所说过的，犯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难就难在要自己否定自己。他要发明理论，组织队伍。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能为他的错误辩护，就是亲密战友；要准备纠正他的“左”倾路线成为，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内的多事之秋从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