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共产主义地狱（下）

河南并不是饿死人多的，整个大跃进时期，饿死人多的是四川。据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说：四川饿死人超过1000万。（见《文摘周报》2005年12月30日文章《我向中央讲实情》）以下是记者采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后发表的文章摘要：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胜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踩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动力丧失，只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杆扎起来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从1959年到1961年，四川省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3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1年三年就往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5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许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同志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有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作者注：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找省里一个干部谈话。本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为什么要“掩人耳目”呢？怕知道呢？怕毛泽东知道。那时毛泽东与中央书记处已隔阂日深），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以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一千万。”

“一千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在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底的数字，从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经县委书记所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来就收回去了，别说中央，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出材料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引者按：由此可见，中央书记处有一本反映饿死人数真实情况的底账。后来这被毛泽东认为中央办公厅要搞他的黑材料）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要说，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繃面子，狠心克扣农民的口粮。四川城镇居民每月的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一斤）的4-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来只有老秤的2-3两，折合新秤只有1-2两，城里居民每月供应二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的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来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粮食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来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么搞怎么能不死人！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粮食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寄了100元钱去。”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汇报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都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径看到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展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后都汇总到萧泽宽（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从指望了。

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五个副书记被撤了四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重庆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的平反。

四川饿死了一千万人以上，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罪责难逃。这里需要点评的是，在清查他的罪行时，他为什么气那么粗，腰杆那么硬？他为什么敢和中央书记处对着干？中央书记处为什么连廖伯康等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都保护不了？眼睁睁地看着李井泉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其原因在于有一只比李井泉更大的黑手在捂盖子，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对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的大组组长李井泉是引为知己的。就是四川省饿死人多的时候----1960年9月，毛泽东任命李井泉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掌管云、贵、川三省，成为中央书记处“惹不起”的西南王。

四川遗留下一些人吃人的案例。据四川灌县县委办公室1960年3月26日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

案例一：“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41岁，地主成分。51年丈夫病死，为逃避改造，52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3月16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现，管理区具棺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磨得锋快，当晚夜静更深，带上锄头剖、菜、背篼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煮熟自食。。。。。为及时有力地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逮捕法办。”

案例二：“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39岁。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3月16日下午竟将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这两个案例是县委作为抓阶级斗争的政绩上报的，所以将报告留存下来了。至于贫农吃贫农，父母吃孩子的案例，则隐瞒不报了。原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回顾说：“那是一个政治高压的恐怖时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会惹出大祸。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当时知道的情况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少得多。一方面他们不想去、不敢去看；你为什么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方面下边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他们去看：为什么不把老百姓的生活安排好？粮食哪里去了？你贪污！你破坏！你。。。。。。一级一级都在竭尽全力抹杀事实真相。言路闭塞至此，一个不清醒的领导眼里，只会有面目全非的哈哈镜世界。”

温江专区崇庆县离休老干部郑大军回顾这段痛史时说出来一些触目惊心的事情：

党对不起农民啊，和平时期，比世界大战死的人都多，可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正式的交待。

1958年我26岁，是县委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第一线----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几个方面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二条》（即1960年11月3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大的努力纠正1958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舂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才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豌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家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几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譃，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趁我们发愣，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

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

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农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的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家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都调查研究，我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呦。”大队支书吧胸脯擂得崩崩响：“100%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新“敌情”通报派往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82户491口，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产生女童人数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1959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约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了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能冒烟----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满山疯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先恐后地铲回家。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尝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光泽的白色黏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为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灌服超量泻药：

生菜油、桐油，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

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它带点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

所以人们掏山泥把山都掏亮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

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下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瘪了。出纳说：“这餐加的，尿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群众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又说：他妈吃了豹子胆！

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丝淡烟兜着圈儿顺风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的，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8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反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

二娃家房前房后都是敞地，我们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粮食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后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窜开了。我喊：不准动！

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个窟窿。惊慌之中，不晓得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扑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划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才挪开—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幺女，三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大小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戳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卷裹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绿，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的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做了倒地门板，这畜牲抓了一块好肉就塞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撬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竖条的瘦肉丝。既然做老子的开了虎口，这一窝野种就疯逑了，当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只手，揪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吱吱呪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檐装了一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

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篼，头颅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面无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有喝饱过，好不容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她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树才妹呦，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压下这起吃人案。

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泛滥成灾了。莫二娃一放，大伙私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抄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摸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死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馋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闻声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响才栽进坑中。

一直到1962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农民每天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半斤，也不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划着吃。当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包谷杆、稻草、麦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炕饼子，很香。还派人收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莹莹的“苔藓”，叫“小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日日夜夜，满脑子都是‘吃’，不瞒你说，当年我还没满30，都白头了。可绞尽脑汁，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1961年春荒过去，地里依旧颗粒无收，别提社员，连我的腿都浮肿了，一挤就出黄水，走路摇摇晃晃。工作组其他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翘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时堵得深，勺够不着，就将勺把绑在竹签上，再深度疏通。鲜血长流，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唤，惨啊。

不过那时年轻，能打熬，实在撑不住，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休整两天，在食堂大吃一番。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向农村捐粮票，但是杯水车薪，乡下又流行吃人了。还好，没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

这一轮新的吃人案件，是司法空白，没法处理。撇开道德伦理，人肉毕竟比观音土容易消化、吸收。虽然吃人（应该叫吃尸体）会染上多种疾病。社员们没力气，家里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层土，有时在掩埋之前，好肉已经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当场抓住“盗墓贼”，也难以准确判断、定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铁的事实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目睹如此景象：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竖躺在门板上，叉开腿，由他们都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看见我的出现，那些濒死者都突然睁大眼睛叫：政府啊，我们没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门板，社员们解释说：桐油味道大，从嘴里灌要反芻，侵不进肚肠，还是倒灌来的快。我说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说，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沤烂肠子也甘心。我说不行，大家说行，烂肠子总比泥巴涨破肚皮强。我再能说啥呢，死马当作活马医吧。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有造反的念头。不过，党有枪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

三年大饥荒期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在历史档案不公开的情况下，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搜集公开资料，写成《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一文在网上发表，揭露了人民反抗的冰山一角：

1960年12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3.6万斤，1961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65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13个县22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5495人。甘肃省在1961年1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5-6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1961年在张掖市发生3000多人抢国家粮库哄抢粮食事件。1961年甘肃安西县发生群众砸开国家粮食仓库抢粮食事件。四川省的石柱县在1960年5月发生百余人的暴乱，吊打干部，抢夺粮食。贵州省雷山县在1960年发生多次哄抢国家粮库事件。贵州黎平县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间发生4000多群众因缺粮而哄抢国家和集体粮食事件。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哄抢集体粮食事件。1958年甘肃的广河、东乡等地发生大规模反革命叛乱。1960年甘肃泾川县发生反革命叛乱6。1963年甘肃嘉裕关市发生反革命叛乱。四川省阿坝地区从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1960年四川开县发生武装暴乱。1958年云南鹤庆县在三县的结合部发生土匪骚乱。大跃进中，云南丽江地区部分藏族、彝族群众暴乱，红河、曲靖地区都有小规模暴乱。边沿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8万人。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1958年云南禄劝县发生暴乱。1959年云南建水县发生暴乱。1961年云南省南华县发生暴乱。1958年9月云南西盟发生武装叛乱，1962年云南镇源县发生30余人的暴乱。1958年11月贵州水城县发生暴乱，1960年贵州织金县、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发生暴乱。1962年贵州盘县发生暴乱。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1960年安徽绩溪县发生反革命暴动。1958年湖北五峰县发生暴乱，同年湖北竹溪县发生暴乱。

据杨小凯在《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一文中披露：史实是1960至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国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后来都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三年大跃进全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的一个重要史实。改革开放前一直严密封锁这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在这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突出报道了1960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1000万吨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91年8月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以无可争议的权威性指出：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5400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1958年产量5000亿斤增加8%。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348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了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的水平。。。。。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9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见该书第368至369页）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地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300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后由相关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为基础的，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1050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能取得这样的进展，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各省县长地方志修撰工作的完成，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阶段，他的分省列表数字建立在对1462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这就向全面揭开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表一、

1958—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单位：万人）省名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排序

安徽3446.0 633.0 18.37%1四川7191.5 940.2 13.97%2贵州1706.4 174.6 10.23%3湖南3651.9 248.6 6.81% 4甘肃1585.7 102.3 6.45%5河南4805.8 293.9 6.12%6广西2009.9 93.1 4.63%7云南1918.3 80.4 4.19%8

山东5343.5 180.6 3.38%9江苏5296.3 152.7 2.88%10湖北3074.9 67.5 2.20%11福建1547.9 31.3 2.02%12辽宁1931.0 33.0 1.71%13广东3839.3 65.7 1.71%14黑龙江1564.0 19.0 1.21%15河北6644.6 61.0 1.10%16江西1713.6 18.1 1.06%17陕西1832.0 18.7 1.02%18吉林1280.9 12.0 0.94%19浙江2570.3 14.1 0.55%20山西1621.1 6.0 0.37%21

合计63474.9 3245.8 5.11

据表一，四年大跃进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人。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5%。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这种差异与各省第一书记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凡是大跃进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得紧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紧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圣，四川的李井泉，贵州的周林，湖南的周小舟，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等。有些年轻人认为，如果饿死3000万，按当时人口算，差不多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饿死，这个数目是不可能的。他们生活在城市或较好的省份，在自己周围的亲友中没有发现饿死人的现象，就认为全国都是如此，忽略了城乡之间、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饿死人的这种极大的不平衡性。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万8千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

这个数字与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互为印证，说明民间学者的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并无夸大抹黑之意；官方数字是以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稍高于民间统计数字，说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实事求是的，无文过饰非之心。

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2万多人。（《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十期，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首位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而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的错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路线和道路，是空想社会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总根源，应予彻底否定。

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是人祸。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折合1715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600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却决定出口419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和76.8亿斤，384万吨。如果不出口那419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杨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0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任何政府都不会、不敢、不可能这样决策的，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敢这么干。不能把发展原子弹和出口粮食对立起来，推迟三四年再出口粮食换汇，就可以出现既舒缓了民困、避免饿死人，又造出原子弹的两全其美的结果。1961年又动用外汇进口粮食750万吨，就更加证明1960年出口419万吨粮食是饿死人的直接原因。所以，饿死人的事情是决策错误，是人祸，是毛祸，是毛泽东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排挤周恩来，亲自担任“政治设计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的直接结果。这样说不是免除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和省、地、县各级领导人的责任，而是说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的责任人是毛泽东，就如同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正确路线、正确领导一样，大跃进饿死人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错误路线、错误领导造成的。

历史应该这样写：

在民主体制下，议会是民意机构，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其任务是对政府决策是代表还是违背人民的利益作最后的审查把关。执政党是不能左右议会的，议会不通过，政府的政策就不能出台。如果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具有当家作主的权力，不通过钢铁生产翻一番的高指标，不通过公社化的体制，或有权力断然制止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是可以避免和大大减轻这场大灾大难的。令人遗憾的是在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2000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下，毛泽东的决策，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人置疑，没有一票反对。党外没有民主，党内也没有民主。这种政治体制是非改不行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印度人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指出：

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3000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以自由看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