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七千人大会上的较量

大量饿死人的事发生后，各级领导人以保境安民为主，不大听中央的瞎指挥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粮食调不上来了。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70亿斤。九月庐山会议时，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到11月中旬，时间过半，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供应全面告急，中央忧心如焚。遂决定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分领导干部参加。因有七千多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分散主义。

大会于1962年1月11日开幕。没有隆重的开幕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先把主题报告的草稿发给大家，与会者在宾馆住地阅读文件。12日-14日分组讨论。各组议论纷纷，反应强烈。集中到一点是不同意报告（草稿）中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调不上粮食来当然是分散主义，但文章顺势做下去，把大跃进以来“政治设计院”的一切胡思乱想所造成的恶果，都归结为分散主义，都要省以下负责，地方干部就不干了。

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是主观主义。问题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

一位县委书记感慨地说：“这几年工作想想真亏心。1958、1959年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晓得会出问题；1960年出了问题不敢讲，怕人说攻击‘三面红旗’，又怕自己担责任，到揭盖子时做检讨、挨批评，这是应该的，但从此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心理，好像给蛇咬了一样，见草绳也害怕。1961年就生怕出问题，做工作胆战心惊，关照群众多了些，现在又要检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

许多省委书记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过去几年好多政策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意见也不便说，跟着中央走，现在出现了困难形势，又要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原本是想通过这次会议，把饿死人的责任推下去，见地方各级干部顶得很厉害，就改变了策略，16日他提议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统一思想，然后再写稿子、起草委员会有21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还有5人是执笔的秀才田家英等。起草委员会17日开始工作，每天下午讨论。这个阵容包括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主要成员和六个大区书记，毛泽东要观察每个人的态度。他重申三不主义，实际上还是记账、钓鱼。

1月18日，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大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的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伟晶石。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我们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

这时邓小平插话：“毛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平心而论，彭真的发言，讲话，方向还是为毛辩护。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劳民伤财饿死人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这个大错误，毛泽东应负99%的责任，而不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问题。要支部书记和毛泽东平摊责任是不公平的。革命胜利的功劳为什么不这么平摊？就是这样一个小批大帮忙的讲话，成为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原因。

把毛泽东琢磨透了的周恩来，绝不提毛泽东成立“政治设计院”让自己靠边站的旧账，仍以自我批评为主调：“在目前的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情况是我们供给的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奋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大家都知道，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周恩来没有什么责任，他把自己摆进去，一口一个“我们“，就是动员大家把责任承担下来，保毛泽东渡过这一关。

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向彭真发难：“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陈伯达说他“编辑主席语录”是怎么回事呢？七千人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中央书记处具体研究一下北戴河会议以后这三年的文件和指示，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邓小平说：“毛主席的出发点是这样：只讲过去我们错误的责任，应该是中央第一，省第二。。。。。。。各省去传达，就不肯讲中央有责任，自己担起来了，主席说，这不合实际，所以主席要我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工作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这个本本，将来会印发的，因为这些东西过去没有拿出来过，常委还要先议，还要主席批准。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比如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搞得东西，批转了，这个毛病就很多了。许多问题是出在这上面。。。。。。而这一部分，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书记处的责任。因为这些文件主要是经过中央书记处拿出去的。”陈伯达丑表功说他编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就是邓小平说的这个本本。这是书记处为毛泽东背过。将为讳过作为指导思想从大量毛的讲话中选编只言片语，完全可以把毛泽东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先知。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邓加以区别，对邓网开一面的原因。周恩来、邓小平的高姿态、高风格一摆，各中央局书记就知所趋处了。起草委员会同意报告草稿的框架，原来的三个问题不变，只是对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较大的调整，多讲成绩，少讲缺点，还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只是把小标题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开了四天会重要的成果是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性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

1962年1月27日子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下午2时，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刘少奇同志报告。”

刘少奇的开场白是：“中央通过的书面报告已经发给了大家，我就不再宣读了。我准备在报告的基础上再讲几个问题。”他只有一个提纲，一气讲了三个钟头。

对于形势的估计，刘少奇讲了实话。他说：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少的百分数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先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的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

这种困难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我们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生产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三年自然灾害”说，是宣传部门制造的“舆论导向”，是为毛泽东掩饰错误的第一块遮羞布，在饿死人严重的1959年还想用强大的舆论吧“人祸”压下去。1959年秋天，《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报道秋粮大丰收的消息：说江西取得了“桓古未有的大丰收”，农民“生活显著上升”；河北“粮食超产一、二成”；贵州“玉米大面积丰收”；青海“增产一成到二成以上”；山东、安徽、江苏“齐报秋粮丰收”。到1960年夏天，又报《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农业大丰收的序幕》。到1960年“十一”国庆节，才有高人指点，把饿死人的“人祸”转嫁到“天灾”头上。《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突然宣布：“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接着又说：“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这篇社论告诉人们：粮食紧张，压低定量是天灾造成的；饿死人的事情一个也没有，这是中央统一的宣传口径，不管看到什么，也得按照这个口径说话，否则就要犯下攻击人民公社的大罪。经过一番铺垫以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1959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点严重自然灾害。”后因情况未见好转，又顺延一年，变成“三年自然灾害”。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虽然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但所谓“三分天灾”的说法还是要老天为饿死人的事情承担30%的责任，仍然是要减轻毛泽东的罪责，因为这三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根本不应该出现饥馑。此事的科学数据见上海学者丁辉撰写的长文《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发表在《方法》杂志1988年第三期。该文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历年旱涝等级资料中120个水文站资料得出全国平均指数，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好时期。”

但刘少奇这一说法却大大地得罪了毛泽东，让他承担70%的责任他也受不了。毛泽东提出反分散主义，就是要省、地、县、公社、大队各级干部为他背黑锅，由他—--这位永不犯错误的领袖—--出来纠正全党的偏差。印发的书面报告罗列了12条成绩，4条错误，16条经验教训。报告的基调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前进。”羞羞答答地承认“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继续为毛泽东在大跃进和公社化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和灾难性后果文过饰非，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批评下面说假话，不实事求是，强迫命令，脱离群众。这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极大反感。县委书记和县长们是这次会议上的基层干部，大跃进、公社化以来他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虚报产量，强迫命令，拆房，扒坟，砸社员的锅，共生产队的产，强迫老百姓搞深翻，放农业“卫星”，放钢铁“卫星”，反瞒产私分，浮肿病，饿死人，他们都有责任，但难道不是上级硬逼着让这么干的吗？！想当初我们不这么干，有多少人被拔了“白旗”，有多少人受了处分!(后来甄别平反时，邓小平说，全国在反右倾、拔白旗、反瞒产三个运动中，受处分的干部，包括社队一级干部有一千万人。)如今怎么上级那么马列，把屎盆子全扣在县以下各级头上呢？刘少奇借用群众语言，说造成工农业大减产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实际上是对书面报告的否定。弄出七分人祸来，，三面红旗不那么光鲜了。他继续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服人的，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正中，听了这一番话心中大为不悦；全国人民都知道，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是我说的，即使要纠正，过两天我讲话自己纠正，你刘少奇抢这个头彩是什么意思？把我的威信打下去，把你的威信树起来！全国三七开还不行，还得说有些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就是要动摇总路线。他心中暗暗记下一笔账：黑暗风。后来在十中全会才出来算账。

“其次，讲一讲三面红旗问题。”毛泽东听到这里歪过头来看着刘少奇。只听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原来是现在不取消，将来要取消。你刘少奇要从根本路线上否定我，好，走着瞧吧。毛泽东心里又记下一笔账：1962年的右倾。

刘少奇这次讲话，引起毛泽东的嫉恨，却得到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家感到中央讲了实话，不再戴着假面具教训人了。刘少奇每天都抽出时间，参加各省讨论会听取意见，也陆续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三年饥荒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己诏。可以考虑在每个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门口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彭德怀同志可以平反，错了就改正，早改正比晚改正主动，总不能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听说青年女工刘桂阳（就是举着“打倒毛泽东”的标语牌闯中南海的那个）被郴州法院定为敌我矛盾，判了五年徒刑，刘少奇还特意到湖南组嘱咐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回去要给那个女工平反。

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让步的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后防线。在毛泽东需要支持的时候，林彪登上舞台，他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副新的光环，使领袖的头上再放异彩。林彪1月29日大会上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而且将会继续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多快好省，毫无疑问，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能够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而且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干劲，不争上游，少慢差费。人民翻了身，党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正应该迈开大步向前进，这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当然在执行中，不能把总路线的各个部分分离开，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检一个，丢一个，那就错了。说明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毛病。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与否，是比较来的，同过去比，同客观事实比，就是大跃进。如与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比，就不是大跃进。因为那种指标本身就是不符合客观的，用它衡量大跃进，首先就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根据现实情况来比，根据各国情况来比，这是大跃进。即使去年今年和明年数字低，仍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把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著，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人民公社在实践中更加证明它是正确的，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使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发展形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发展。

这一番话立即使毛泽东坚持错误的胆气又豪起来。有林彪带着几百万军队帮我守住三面红旗这一道防线，社稷无忧矣！他心中暗自高兴，脸上放出红光。

往下听，这个林彪，还有精彩的：

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党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从看得到的，听得到的，同志们的思想经常出现的三种情况：一是毛主席的思想；二是“左”的思想；三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有些同志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思想，但是把事情往“左”拉，执行主席思想走了样，精神并不一致。当然也有右的问题，党内党外都是有的，如彭德怀就算一个，庐山会议暴露得很清楚。凡是“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比之我们某些同志的只是一股蛮劲不同，也与某些同志没有劲，不振作，没有大的打算更不同，我们的世界观中，主要的是唯物主义，这就是尊重实际，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综合起来办事。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因此，在困难时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只有这样，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国家才能更好起来。

这一段话如醍醐灌顶，把个毛泽东说的五体通泰，六神皆安。他底气更足了。只要有林彪支持，就不怕你们—刘、周、朱、陈、邓联合起来反对我；刘少奇你胆大包天，把你培养成为第二号人物，你竟然企图从路线上清算我，要否定三面红旗，好吧，走着瞧吧。现在是困难时期，一些棘手的难题先让你们去解决，账将来再算。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由此可知，毛泽东在会上的自我批评，他的请求大家批评的高姿态，全是假的。

乱世奸雄林彪，制造了中共历史上两个大的谎言：一个是饿死3700万人，他还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一个是毛泽东亲自指挥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恰恰是由于我们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罪在全党，只有领袖是完人。这篇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林彪发完言，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刘少奇和众常委迟疑了一下，他们没有勇气和毛林决裂，也随着站起来鼓掌。随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与会者多数对林彪的讲话虽然表示捧场，但那是政治表态，实际上大家非常抵触。就在这天，会场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打倒毛泽东！”毛泽东破例没有让追查，息事宁人了事，严禁此事的传播和扩散。

在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时，河南鲁山县县委书记杨殿国的发言，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

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的，什么交学费了，毛泽东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

有了林彪的讲话作铺垫，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加强和恢复民主集中制，反对分散主义，把饿死的3700万人说成是分散主义造成的，是省地县各级干部没有听他的话造成的。他以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姿态讲了一番推卸责任的话。

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会议的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另一个稿子在“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后面是说：“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应负第二份的责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负第三份责任。依此类推，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则要负第四、第五、第六份责任。大跃进是全党对手，出了问题也应由全党来负责。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要端正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困难面前要表现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当前正是考验全党干部党性立场的时候。本主席愿意和大家一起接受新考验，适应新形势，学习新事物。对于被错划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可以甄别平反，恢复党籍和工作。但同时也要防止刮两股风：一是翻案风；一是黑暗风。要保三面红旗，而不是砍三面红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非但不给平反，还要成立专案审查，继续查清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等问题。”这篇讲话经过七次修改才发给县团以上的干部阅读，发下来的文件把这些明显推卸责任的话删掉了。

他怕下面继续顶牛，摸完“老虎屁股”的晚上，他把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找到他的住处，讲了许多安抚的话，还古为今用，讲了个秦穆公的故事，他说：

秦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国军队全军覆没。晋国俘虏了三个将军，这三个将军在晋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个人放走了。晋王发觉后就派人追，没有追上。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全军覆没。

第二天，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原原本本地向省委书记和政府部长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和秦穆公的故事，省委书记们和部长们豁然开朗，只要我们把责任承担下来，“打了败仗”不受责怪，将来依然会受到信任，受到重用。

在这样的氛围中，各中央局、各省的负责人，都纷纷出来承担责任，检查自己的错误，听取地、县干部的批评。与会人员都敞开了思想，县级干部对省的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把压在心里三、四年的怨气都吐出来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们也都作了自我批评，他们说：“中央把责任承担太多了，工作没做好，在下边的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地县委书记们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无不联系到自己工作的地方饿死人的事情，许多人热泪盈眶，痛悔不已，发誓、诅咒，再也不搞“左”倾狂热那一套了。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没成为秦国的那三个将军，而是成了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各地引向灾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他说要讲讲党的问题，一上场就说中国共产党有五好，也就是说有五大优点：

第一、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从历史上证明了是好的。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

第二、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1937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27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

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县以上的主要骨干，军队团以上的主要骨干，大多数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地委一级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县委书记多半是抗日战争中期入党的，当然也有一批新的。这些骨干，是经过风浪的，是很可宝贵的。

第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第五、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大的信赖。。。。。。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但是，当我们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群众还是这样想的：共产党不见了。当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人民群众说：共产党回来了。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我们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是毫无道理的。

邓小平看出来了，在饿死人几千万人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如不承担责任，反而发明新的理论，转移目标整人，党有分裂的可能。他维护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维护县以上领导骨干的团结，希望毛泽东能在保持面子的情况下，主动地、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由刘少奇挂帅，彻底纠正错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渡过这个非常时期。所以他讲话一个半小时，却巧妙地避开了对“三面红旗”作出评价，避开了追究饿死人的责任问题。

邓小平之后是朱德在大会讲话。会前常委通过了他的讲话稿。1月29日林彪讲话后，他给毛邓写信，说前稿不适用，重写了一个讲话稿。他显然是要跟林彪的讲话对口径。第二个稿子对毛泽东和“三面红旗”的赞美调子很高。反彭德怀以来，朱总司令因为袒护自己的副手被毛泽东整怕了。

2月7日，大会后一天，周恩来讲话。他严格按照毛泽东定的基调展开：

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本来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政治设计院”指挥各口子瞎指挥、乱提指标、乱提口号造成的这些恶果，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全担起来了。对此。毛泽东是满意的，这也是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传位给江青不得不整周恩来、但又总是手下留情的原因。周恩来讲话后，毛泽东希望陈云也讲一讲，陈云说：“我不讲了。”

毛泽东要把中共全党各级领导班子通通打倒的荒谬念头大概也是滥觞于七千人大会。他听了许多人的发言，看了各组的简报，看到了党内正汹涌着一股批评、否定、反对“三面红旗”的思潮，这股思潮一旦成了气候，将彻底清算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将彻底清算他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将作为一次错误路线的代表被狼狈地赶下台。会场上出现的标语事件使他刻骨铭心。参加七千人大会的这些领导骨干，共和国的四梁八柱，大多数已不是他的支持者，而是将来可能逼宫的异己力量。庐山会议打倒了彭德怀，但还是没有把反对“三面红旗”，威胁到自己宝座的汹涌潮流镇住。这么多的反对派，该怎么对付？怎样战而胜之？到哪里寻找依靠力量？不能等你们打倒我，我要先打倒你们，问题是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这是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日夜萦怀的中心问题。

刘周陈邓想的是如何恢复生产，渡过难关，让人民吃上饱饭，使国家摆脱危机。

毛泽东想的是先让你们去恢复生产，等眼下的困难过去，不能等你们清算“三面红旗”，我要先发制人，发明新的理论，组织新的力量，批你们的右倾，批你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你们措手不及地陷入被动地位。

新的斗争在表面一致的掩盖下已经开始了。会议结束时，书记处安排呼两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以显示党的团结，安抚毛泽东因出现“打倒毛泽东”的标语事件所受的创伤，同时树立刘少奇的威信，为权力交替做舆论准备。面对这种逼宫的形势，毛泽东气得想杀人，但这位大阴谋家面带笑容，拉着刘少奇的手说：“我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的大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总之，错误在我。不论直接的间接的，再说一次。少奇呀，你听到了吗？现在是两个主席，两个万岁，很好嘛，‘万岁’的重任，你早挑起来啦。”

据近启封的邓颖超日记记载：七千人大会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1962年2月12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要进一步搞清楚，各常委在大会上的表态是真心拥护他继续当领袖还是礼送他下台？他诚恳地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欢迎毛主席辞去主席职务。周恩来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以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他这一票是决定性的。他这一表态，一直受到毛的提拔重用的刘少奇，又讲共产党员的修养，就说不出逼宫太紧的话来，使毛保住了摇摇欲坠的宝座。如众常委态度一致，作出同意毛泽东辞去主席职务的决定，乘势召开九大，团结全党，彻底清算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政策提前20年。国家避免一场浩劫，刘少奇也不至于是那样一个悲惨结局。

如果众常委同意毛泽东退位，毛泽东有可能串通林彪发动军事政变。但他们取胜的可能性很小。饿死三千多万人的惨状摆在那里，毛泽东人心丧尽，那时候摊牌，毛泽东绝对无法造成文化大革命那种政治上的优势。如果失败，毛泽东就不是体面退休的问题，而会遭到彻底地清算，两害相权取其轻，毛泽东有可能接受体面退休，去当那个名誉主席。

中共党史界有人说七千人大会“真正贯彻了三不主义（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保证了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进行。”只是就会议的28天而论，其实哪有什么三不主义，清算和报复只是延期而已。在全国人民陷入大饥馑的年代，毛泽东为了表示与人民同患难，宣布不吃肉。从1961年1月1日起不吃猪肉和鸡，坚持了七个月。他可能是受到隋文帝的启发。公元594年秋，关中大饥，隋文帝杨坚前去视察并让扈从带回一碗灾民吃的饭----豆腐渣和米糠合成的饭团子。“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期年。”（《纲鉴易知录》中华书局版第三册，第1058页）隋文帝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传遍全国毛主席不吃肉的事是一种政治上的作秀。实际上在全国人民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毛泽东生活日益腐化。曾制止他选妃子的彭老总被他软禁了，没有人敢对他的私生活说三道四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了“118会议室”。据知情者评述，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名曰会议室，其实是毛专用的与女服务员密戏的行宫。中南海的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舞厅。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里的女工作人员以及从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挑选伴寝对象。毛这样做，一方面是政治上受挫折需要发泄；另一方面，也有装作沉迷女色，淡泊朝政，等候去做名誉主席，麻痹刘少奇的意思。

在毛泽东的授意之下，兴起了为毛泽东大修行宫之风。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时，指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为他在滴水洞盖“几间茅屋”。后任的省委书记张平化、华国锋在万绿丛中，背靠毛氏祖宗坟茔，面朝龙头山，仿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房式样，修建了一座青灰色四屋脊的平房，内部装修和陈设极尽豪华。有回廊通二号楼，那里是客房24间。三号楼是卫队驻地和省委接待处办公的地方。还有可以防震、防毒、防原子弹轰炸，长约百米的地下工程。这个别墅主体建筑3638.62平方米。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直到1962年底才完成。耗资1.2亿元。从此，一个连队守卫者滴水洞别墅，直到1966年6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饿死了248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1969年毛泽东如果稍一转念，用盖别墅的钱去买粮食赈灾，可供248万饥民吃一年（1.2亿元均分给这些灾民，每人可得50元。全国有20%的农民年收入在40元以下），三湘子民一个也不会饿死。

上海本有的是高级宾馆，柯庆施却又为毛泽东扩建了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占地1000多亩，上海市委称之为额“414工程”。1962年毛住进去的时候，既没斥责柯庆施不该在各地饿孚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更没为100多人常年为他守着那空别墅待命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

这些超级挥霍，使毛泽东那几个月不吃肉、穿一件带补丁的睡衣等艰苦朴素的事迹，黯然失色。

毛泽东一生重权力，轻财物。他指使或默许各地在民穷财尽的困难的年代，为他大兴土木，挥金如土，政治上的意义大于享受和占有的意义。他明知住不了几天，也明知不能传给后代。他要用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地位，让全党知道，他虽然“退居”二线了，但仍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他仍是全党供奉着的天字第一号尊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