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江青初露锋芒

毛泽东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江青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夫人。她知道，第一夫人是现代社会的说法。倘在封建社会，就是皇后。她的这种封建思想在一次对女服务员发脾气时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她怒气冲冲地说：“倒退回几百年去，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住在中南海，那浓重的历史氛围，强烈的帝王气息，使江青念念不忘自己至尊的地位。回想年轻时从山东老家出来捞世界，先到了大上海，又到了红都延安，阴差阳错，认识了毛泽东，自己慧眼识英雄，嫁给了他。转战南北，跟着吃了不少苦，但值得，如今熬出头了，生活的一切，应有尽有。光汽车她已经换了四辆，开始是一辆雪佛莱，缴获的美国车；以后换一辆毛利克，又换苏联的吉姆·吉斯，吉斯当时是高档次的，政治局委员配的专车。

毛泽东不许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曝光。进入北京后，派给她荣耀的一项任务是以主席夫人身份代表毛主席给宋庆龄副主席送行—开国大典后，宋氏回上海去。这次在北京站她给孙夫人留下的印象很好，宋庆龄对身边人员说：“江青很懂礼貌，讨人喜欢。”

住进丰泽园，毛泽东和江青分居两室，很少在一起。虽然江青风韵犹存（进京时她35岁），但毛泽东情有别移，很少眷顾于她了。怎样巩固与提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是怎样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让她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江青进城初期昼夜萦怀的一个大题目。

“两性关系只是头几个回合起作用，能长期保持利益的是权力。”这是江青悟出来的“道”。这话她后来跟一个外国记者谈过。意思是像她这样身份的女人，经过头几个回合打入毛泽东的生活圈子以后，要想长期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有在巩固和发展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上面对丈夫有所贡献。她按照这个既定方针行动起来了。在以后20多年中，江青逐步获得了成功，毛泽东虽然对她时有批评，但那是做给“外人”看的，实际上是越来越宠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权在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党的总书记之上。我们且看江青是怎样一步一步地爬上权力顶峰的。

1950年3-5月，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这部电影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以戊戌变法为主题，编导和演员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抱着扼腕痛惜的心情的，对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是着力揭露鞭挞的。这部电影的进步性和爱国主义，是普通观众一看便知的，用不着多深的马列主义修养。

公开放映之前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放映专场时，毛泽东没有去看，刘少奇及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夫人看了。在和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胡乔木闲谈时，刘少奇肯定了这部片子。陆、周、胡认为，一部电影片，党和国家二号领导人点了头就行了，没有再请示毛泽东。江青认为这是毛泽东大权旁落的苗头，问题不在于这部影片究竟如何，而在于树立树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高权威问题。她鼓动毛泽东要出来讲话，单独调演了《清宫秘史》。毛泽东此时不愿为这么个小问题与刘少奇摊牌。后由江青出面，找了陆、周、胡，指责《清宫秘史》宣扬了卖国主义，要组织批判，但江青并不说明哪些意见是毛泽东的，哪些意见是她的这使陆定一等非常为难，当时答应下来，组织人写了文章，后来没敢发表。因为毛泽东并无明确的指示。如公开批判，少奇同志那里怎么交待？搞得不好会弄成挑拨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主管意识形态的几位领导人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件事悄悄压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写了一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批驳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反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小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1年春，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新片《武训传》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是根据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遗愿和提供的史料创作的。编导孙瑜青年时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1949年7月26日在北京饭店全国影协成立大会上，孙瑜将拍摄《武训传》之事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取了孙瑜的汇报，指示了三条：“1、站稳阶级立场；2、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3、武训后对兴学的怀疑。”这三条成了编导的指导思想。

武训原名武七，生于1838年，死于1898年。父亲是个贫苦农民，早年去世。他跟着母亲到处流浪，乞讨度日。十几岁给地主扛长活，地主欺负他不识字，克扣了他的工钱，他痛感不识字的苦处，决心创办义学，让穷孩子读书。他把分家分得的三亩田卖掉，加上自己行乞要来的钱，积攒起来，存在一个富绅家里（那时没有银行啊！）让他去放债生利。为了募集办学的钱，他吞瓦片，喝脏水，让人当马骑。经过了三十多年，武训积攒了二千多两银子，他仍然“居不求安，饥不择食，服则褴褛，卧无枕衾”，继续受苦受难。1888年他在堂邑县柳林镇办了第一所义学，第二年又在馆陶县办了第二所义学，1896年在他临死前在临清县办了第三所义学。这就是武训的愿望。

根据这个原型和周恩来的三条指示，编导进行了艺术创造。武训兴学的本意是为了穷人，当他听到考第一的学生赵光远说学成以后可以做官的时候，他失望地痛哭流涕，给学生们下跪，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了咱穷人。”当封建统治者的代表—皇上赐给他“黄马褂”表彰他办义学时，他拒不跪谢皇恩，以装疯进行悲剧性的反抗。为了指明武训办义学的历史局限性，编剧又写了当过太平军的车夫周大领导囚犯们进行狱中暴动，组织起农民武装队伍，与官府恶霸进行英勇斗争。为了指明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作者又在故事结尾的时候，用心良苦地增加了一段道白：“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所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他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如此小心翼翼，如此曲意迎合，还是没有过关。

1951年2月21日晚上在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放映《武训传》。周恩来在胡乔木陪同下来了，朱德携夫人康克清也来了。大约有百余名中央机关干部一起观看。但毛泽东和江青没来。看完电影，朱德和编导孙瑜热烈握手，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

2月26日子北京举行《武训传》首映式，观众踊跃，一片赞扬之声。各种报纸连日发表群众写来的观后感。一位教师写道：“我做教育工作仅仅两年，好几次不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犯冷热病。当我看到老年的武训摇晃着歪辫，坚定地走在北方的原野上时，我的眼被泪水模糊。。。。。。《武训传》教育了我，虽然武训的斗争方法与道路，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但他那坚忍不拔的性格，将指引我更踏实、更细致、更专一地为孩子们工作。”

江青抓住《武训传》做文章，是因为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尊崇武训，生前积极提倡和支持拍摄这部电影。陶行知对江青有大恩也有小怨。恩在两次帮助她，怨在一首诗。

1933年夏，江青（那时叫李云鹤）离开青岛，第一次来到上海。在著名戏剧家田汉家落脚。田汉介绍她参加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办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师，陶行知收留了她。

1934年夏天，江青第二次到上海谋生。晨更工学团已遭封闭。陶行知又介绍她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现在单说这“怨在一首诗”。江青嫁给唐纳后并不安分，蜜月未满她借口回乡探母，又去天津与前夫俞启威鸳梦重温。1936年6月26日唐纳追到济南，从江青的姐姐处知道江青负心抛弃了自己，愤恨莫名，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在旅行社服毒自杀，幸而及时获救。但他那时留给阿萍（江青艺名蓝萍）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媒体公布，大小报刊竞相转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的唐纳自杀案件》为题报道。为此，陶行知写了一首新诗《送给唐纳先生》，发表在邹韬奋主编、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报》上，诗的第一节如下：

听说您寻死，我为您担心！你要知道，蓝萍是蓝萍，不是属于您。您既然陶醉在电影，又何必把她占领？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要问一个分明。人生为一大事业来，爱情是否山绝顶？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谁也高兴听喜讯。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这“飞去的夜莺”是把江青比作水性杨花的娼优。这是江青兴风作浪积极主张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深层次原因。他要通过批判“武训传”兼带否定陶行知先生作为平民教育家的一生。

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杨耳的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暴露了这深层次的历史恩怨。这一层原因连毛泽东也未必知晓。

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朱德审片的情况，并点明《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是周恩来青年时代的同学。周恩来、朱德一捧场，全国的报刊都在吹捧这部电影。江青的耸动听闻的报告和如此下去将大权旁落的分析，使毛泽东心动了。江青下令从中国电影公司华北管理处调片子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决心干预此事。1951年5月20日他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章以高权威的语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的名义发表出来，全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被惊得目瞪口呆。党内小道消息也在迅速传播：“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又由党内传到社会上，更增加了人们神秘莫测的惊恐。

这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第一篇指鹿为马的文章。目的在于取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言权，确立自己的话语权。

为了证明《人民日报》5.20社论的正确性，《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由13人组成：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王燕飞（平原省文联）、陈蕴山（平原日报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壁（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调查团的实际领导人是化名李进的江青。所到之处的各级机关，都知道李进就是江青。所以，在调查团和被调查人见面之前，接待单位都已经在群众中做了布置。

调查进行了一个月。回到北京由袁水拍、钟惦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在1951年7月23-28日《人民日报》连载发表，后来还印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

《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通过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和江青主持的调查，硬把武训的历史颠倒过去了。一个行乞兴学的贫苦农民被打成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由于共产党的崇高威望，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这一指鹿为马的事件被党的领导集体接受了，也被全国人民接受了。于是《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写影评的，发表观后感的，为发表这些文章提供园地的主编、编辑，各级宣传部门领导人，乃至在小组会上赞扬过这部影片的观众，纷纷作出检讨。

由于江青在电影评论上连连“立功”，1951年11月，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处长。胡乔木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批复：“此件很好，可照此执行。”

按孙瑜的回忆，1952年春天，周恩来到上海。“在和我握手时他微笑地问我：是否听见了他在北京对《武训传》所作的检讨？我从来没有想到，周总理会因《武训传》而在党中央做检讨！”“第二天上午，组织了在文化广场向一万多名干部作国际形势的政治讲话时，又顺便简略到底提到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和批判的事，说他也应负一部分责任。。。。。。孙瑜、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以周恩来的检讨而告结束的。

在武训的历史上颠倒黑白，不过是江青（当然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小试手段，初露锋芒。但由于中共领导集团对指鹿为马的容忍，18年以后，即1969年，还是这个江青，以中央专案组组长的名义领导调查并主持写成调查报告，经毛泽东亲自审查修改，经党的“九大”一致通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由把武训打成“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到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大内奸和大工贼”，这中间中共应该吸取的教训太辛辣、太深沉了。

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代表了中共对批判电影《武训传》一定程度的反思。胡乔木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

1953年，又发生了如何评价《红楼梦》的争论。五月，《文艺报》第九期介绍了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说该书对《红楼梦》“作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与俞平伯观点不同的文章，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他们写信问《文艺报》，像俞平伯这样的权威学者可不可以批评，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九月号上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李、蓝两位青年学者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正在观察全国动态企图掀起更大波澜的江青，在九月中旬的一天拿着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九期来到《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热情接待。江青还是老办法，并不说哪些是毛泽东的意见，哪些是她的意见，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位青年的文章。邓拓表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奈难同意；但可请示中宣部请《文艺报》或光明日报转载。于是，在一年以后，即1954年10月16日，引出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全文如下：

各同志：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发出了他们的文章《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了北京，有人（引者注：这个人就是江青）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引者注：这个人就是邓拓）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代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侯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1954年10月16日

在这封信的信封上面，毛泽东亲笔注明给哪些人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的第一号收信人刘少奇，对信中说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一事，竟如蒙在鼓里，丝毫不知是给他记的一笔账。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质问刘少奇：“为什么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与伟大领袖唱反调？”时，刘少奇才有机会答辩：“我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至此才弄清楚完全是江青在毛泽东耳边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但毛泽东这时已下了从根本上打倒刘少奇的决心，这个小小的误会的解除已经没有意义了。

毛泽东这封信，表面上是堂堂正正的大道理，隐蔽在字里行间的负面作用是，对江青从评《清宫秘史》、评《武训传》到评《“红楼梦”研究》所起的无事生非、挑拨离间的恶劣作用，作了积极的正面的肯定。江青所追求的就是这个。尽管暂时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给江青高级的和重要的官职，但江青知道，她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稳固了，提高了，只要耐心等待，总有登上政治舞台的一天。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55年，又发生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这一案件是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的恶性发展，整治胡风也是江青挑起来的。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见何梦觉编《鲁迅档案：人与神》第216页）这是毛泽东决心要整治胡风的起因。

胡风，本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1902年生于湖北掸春县。父亲为做豆腐的小贩，母亲是雇农孤女。幼年从事牧牛拾柴劳动，11岁上村学，1920年到武昌上中学，后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22年终北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研究会。1933年，因在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文化团体被日本警方逮捕，7月被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初任宣传部长，继茅盾之后任左联常务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为中共中央和鲁迅之间传递关于营救方志敏的信息。1934年秋，因左联一盟员被捕，出狱后向左联诬告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胡风愤而辞职，退出左联，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活。1936年支持鲁迅提出的“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与主张“国防文学”为文艺界联合战线口号的周扬等日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自此与周扬结怨。抗战初期，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文协成立后，任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1938年7月至1941年9月，主办《七月》杂志，发表抗日进步作品；同时为《新华日报》主编《文艺周刊》。1942年5月毛泽东发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庆左翼文艺界对如何贯彻《讲话》精神发生意见分歧。居主流地位的的多数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认为主要应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连续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论中庸》，提倡“主观战斗精神”。中共南方局文艺方面的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批评胡风的思想倾向，胡风不服，与一些党员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隔阂日深。1949年进入解放区，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诞生，歌颂毛泽东。案发前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在文坛上声誉颇隆，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戴光中：《胡风传》）这些桂冠给胡风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灾难。

1952年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文艺界进行整风。《论主观》一文作者舒芜写了一篇检讨认错的文章，发表在5月12日的《长江日报》上；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但胡风拒绝检讨认错。于是中宣部决定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又授意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写了《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先后在《文艺报》第二、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还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不服，于1954年3月21日至4月30日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这年6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合起来，以《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总题目，共约30万字，后称“30万言书”。他绕过了与他有嫌隙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于1954年7月22日面交习仲勋，请他转呈毛主席。

“30万言书”主要对立面是周扬，说周扬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泽东的英明政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周扬“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在处理这桩公案中，毛泽东有力地支持了周扬作为党的代表在文艺界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1955年1月12日，毛指示将胡风的意见书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以便展开讨论。

1月15日，胡风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主动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希望不要公开印发他给中央的报告，如要印发，他要附一个初步认错的声明，欢迎大家批判。周扬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的。毛于当晚批示：“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既定部署，胡风的“30万言书”随《文艺报》作为批判的靶子送到读者手中。

四月，舒芜在强大的压力下，为了表示坚决与胡风划清界限，交出了40年代胡风给他的十几封信。周扬责成舒芜将信件分类整理摘编，准备配合胡风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看了之后，亲自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写了编者按，按语和材料在5月17日报纸上登出，从此将胡风及其追随者定为反党集团。在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批材料时，毛泽东在按语中加进了“反革命的胡风分子”这一新提法，于是，胡风的问题进一步升级，由“反党”变成了“反革命”。

6月10日，毛泽东在公布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的勾当。”这就把第一、第二批材料的“反党”性质的胡风问题，向“敌我矛盾”性质推进；从而把此刻已被逮捕的胡风及其同仁们推进“反革命集团”的深渊。把文章向“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顺势“做”过去，胡风事件成立不可替代的过渡和桥梁。至1956年底，这次内部“肃反”一共查出81000多名“反革命分子”，有130多万人交代了各种“政治问题”。（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就是这样在知识分子中立威，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绝对统治地位的。

毛对桀骜不驯的、在文艺上有一定能量的胡风派的斗争，断断续续十多年，用毛的话说，“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经有多次了”。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这次文化围剿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了马力，开展以搞臭胡风及其追随者为目的的大批判。仅毛亲自撰写序言和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小册子，全国就印了700多万册；有本以妖魔化胡风及其追随者为能事的漫画小人书，印数达千万册。我记得，这本漫画连环小人书，当时在北京城是挨家挨户散发的。

在公布第三批材料时，毛泽东共写了17条按语，其中一条说：“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划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30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周扬成了晁错，成了“今上”的股肱之臣。这则按语大大加强了周扬在文艺界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地位。但怎样回报主席的支持，毛泽东在支持他的背后对他有什么要求，周扬缺少“乔木式”的世俗的聪明。江青就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既然在评《清宫秘史》、评《武训传》和评《红楼梦研究》中连立三功，自然应有升赏。这件事只能由江青的直接首长提出建议来，任命江青—譬如说，副局长、局长。周扬不通此道，或者他心知肚明，但不愿那样做。结果，招致江青怨恨。周扬的宠幸时代很快就过去了。文艺口的工作越来越难做，怎么也做不对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周扬不再是晁错那样的股肱之臣，而成了30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收监入狱，这是后话。

1955年5月16日晚，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带领几个陌生人，来胡风家搜查。至17日凌晨1时半，胡风在家中被逮捕。公安人员继续搜查，大约天色将亮时分，胡风夫人梅志也被逮捕。因胡是全国人大代表，5月18日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办手续，取消胡的人大代表资格。

在随后的五月至六月的黑色日子里，一场席卷全国的搜捕胡风分子的风暴开始了。

被捕的知名知识分子有：北京的路翎、绿原、徐放、谢韬、刘雪苇、牛汉、鲁煤、杜谷、闫望、於行前、冯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贾植芳、彭柏、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张中晓、罗洛、何满子、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天津的阿垄、鲁藜、芦甸、林希、李离。。。。。。，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洪桥。。。。。。，浙江的冀访、方然、孙佃。。。。。。，陕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郑思、武禾。。。。。。，湖南的彭燕郊。。。。。。，广东的朱谷怀。。。。。。，辽宁的晋驼、侯唯勋。。。。，重庆的何剑熏、刘异。。。。。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悲剧。

路翎，这位曾经被一些现代文学专家认为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优秀的作家，被捕时只有32岁，在狱中，他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默默无言，便是长时间狂嚎。他一度被保外就医，痊愈后又不断上书申辩，再次入狱，被判20年徒刑。1975年被释放后，由街道派出所监管在胡同里打扫卫生，靠每户交的一毛钱清洁费维持生活。哀莫大于心死。他那贫民窟一样的家里，甚至不再有一本书。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

196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胡风不是完人。他的思想、作品都有缺陷，他孤高自许，目无余子。他和许多文艺界同仁不能友好相处。但胡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真正的罪名是和江青争论：文艺界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鲁迅的思想？而这个“罪行”又上不了台面。当法院宣布判他14年徒刑，形式主义地虚伪地告诉他可以上诉，可以请辩护人时，胡风说：“这次判我14年，材料在哪里呢？我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愿辩护，只是心安理不得！”

“文革”高潮中，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送，把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转到了位于四川省芦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这里夫妻还能在一起，一年多后被分开。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一度单人囚禁。1969年5月，他因14年刑期已满，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答复却是“关死为止”。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发明了“文艺黑线专政理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她“率领群众”把周扬作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头子揪出来了，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正在四川劳改农场服刑的胡风被管教干部找去谈话。

“周扬被揪出来了！对他的问题你可以揭发，可以控诉。”管教干部说完又给他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叫他学习参考，提高觉悟。

胡风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揪出来示众了，但是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靠这样的一篇大批判文章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来批判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这就是胡风的文人本色！正直、无私，以直报怨，绝不落井下石。

其他参加整人的人后来也很惨：舒芜揭发胡风有功，但在“反右”时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反胡风的积极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文革”，先被打到的就是指挥反胡风运动的陆定一、亲自签发逮捕令的罗瑞卿；追随周扬整胡风的一批积极分子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到残酷批斗。。。。

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撤了对胡风的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在“左”的路线下曾经整过胡风，后来又在“左”的路线下被整的周扬，这时已经平反，他为给胡风平方奔走于各个有关机关。拿到中央为胡风平反的文件，周扬到医院探望胡风和夫人梅志，亲自把平反的喜讯告诉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位争吵半世纪的文化老战士和解了。

在周扬的积极推动下，中央办公厅又在1988年的补充通知中，撤了平反通知中关于“错误言论”和“宗派活动”的提法。补充通知说，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关于“宗派活动”问题，“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做出政治性结论。”至此，胡风冤案不留任何尾巴，彻底平反。

1985年3月14日，胡风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24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漫长写作生涯中后一篇文字。他告诉读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在的精神力量而写。”

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5年6月8日，中国现代文艺家、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文化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胡风的骨灰盒上，披着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捧上了天，他说：“二十年来，这股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伟大和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正确、勇敢、坚决、忠实、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胡风是很认真地看待这段话的。他坚持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就因为这个，给胡风和他的追随者们招来了灭顶之灾。幸亏鲁迅死得早，如果他活到50年代，活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可能比胡风的下场还要惨。据著名演员黄宗英回忆，罗稷南亲口告诉她：

“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第22版）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曾任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1933年1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时，罗稷南曾代表19路军到瑞金谈判，与红军代表张云逸共同签署反蒋抗日协定，并为苏区运去急需的药品、布匹、食盐、医疗器械等，为此，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曾在瑞金设宴招待罗稷南。罗稷南与毛有过这么一段交往，所以敢于向毛泽东提出那样一个带点挑衅性的问题，而毛不以为逆，还认真作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