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军委办事处代替了军委

中央文革支持各地造反派乱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在南京被造反派抓住，装进一条麻袋里，一顿毒打，打掉了8颗牙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上海舰队招待所不明不白被人头朝下塞进井里，溺水而死（这个案子至今没有破）。军队许多高级将领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这些情况报到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和军委秘书长叶剑英那里，徐向前和叶剑英等心急如焚。

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陈、江矛头指向肖华，指责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政治部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总政主任肖华是“资产阶级政客”，“解放军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责令肖华当晚到他们已经布置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深知批肖就是批自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聂荣臻也提前退出。叶在退出会场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此事。

第二天，军委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江青继续在会上纠缠肖华的问题，追问他昨晚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叶剑英为昨晚收留肖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警告说：“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的状。

在听完叶的汇报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要江青来一趟。

根据吴法宪回忆录的记载，下午3点，江青来到林彪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同志的诬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这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但是，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组员，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肖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听到这里，林彪火了，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林彪说：“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这时，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副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这个时候，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拦在他们中间，哭哭啼啼，苦苦哀求。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主席，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拉住林彪的腿不让林彪往外走。叶群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肩负重担，在这困难时期不要闹，有话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叶群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肖华，抓肖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说道：“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林彪不吭声了，开始坐到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定下来了。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陪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紧接着在21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通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传达毛主席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了肖华本人到场。江青派关锋到会，其他人都没有来。关锋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作了检查，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1967年7月23日《林彪日记》记载：

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林彪坚决抵制了毛泽东要江青在军队挂职的图谋。毛泽东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在军委办公厅或总政治部挂个副主任的职务，我问：“的主意？我不相信主席有这样的安排。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一风吹。’”

1967年2月11日、16日下午在怀仁堂开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元老重臣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文革派。这两次会议是在陈伯达、江青受到毛泽东和林彪批评以后召开的，江青暂时失势，请假缺席；老帅和副总理们胆气较壮。几位元帅和副总理跟文革派唇枪舌剑，还拍了桌子，被文革派称为“二月逆流”。

11日会议上，陈伯达坐定后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搞定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过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

叶剑英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

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了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你们凭空捏造刘志坚（注：原军委文革组长）是“叛徒”，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

在16日的会议上，谭震林单挑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北京）了吗？”（陈丕显是华东局书记，周恩来关照把陈丕显接来北京，保护起来）

张答：“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40年来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捕鱼问题（注：1966年12月初，谭震林指示担任海上捕捞任务的渔轮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只能轮流进港学习。陈伯达说这是生产压了革命，逼谭震林做检讨）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那一点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

“我就不让她保！我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着谭震林站起来：“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罢夹起皮包要走。

周恩来拍了桌子：“不要走，你回来。”

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怎么样？

周恩来听了赶紧表态：“我有错误，应该检讨，整得对嘛。”

李先念说：“《红旗》13期社论（注：说派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出来后，干部都被打倒了，我们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注：联动全名是“北京市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北京八一中学为首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因为干部子弟较多，主张保老干部，反对打倒一切。江青指使蒯大富组织一万多大学红卫兵，砸了八一中学，抓了很多人。）

聂荣臻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周恩来接过话问康生：“13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总理目光盯着陈伯达时，陈说：“我也没有看。”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泪。”

余秋里正被计委造反派“勒令”检讨，气愤之下也拍了桌子。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回到钓鱼台，马上对笔记，由王力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会议记录，就到11楼找江青汇报。江青暴跳如雷，说：“这是一次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符合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江青马上给毛泽东打电话，秘书徐秉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秉夫回电话：“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他们。”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都去了，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关于延安整风一些话时，毛泽东发了脾气。谈到周恩来责问康生、陈伯达，《红旗》十三期社论应该给“我们”看看时，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谭震林这次担当了与后党斗争的主将，回到家中他余怒未息，提笔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封信，我所以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指江青一伙）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不少，谭启龙、江华等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但绝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经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

......（此处复印稿缺2页—原书584，585页。）

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反对文化大革命，让刘邓上台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待毛泽东发完脾气，周恩来出来转圜，主动承担责任，说怀仁堂风波是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并建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毛泽东同意了，要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率领她的文革成员对四位元帅三位副总理逐个批斗，并布置蒯大富、聂元梓等造反派，在北京市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二月逆流新反扑！”的大标语、大字报，声讨“四帅三副”的游行示威每天不断；3月14日，中央文革组织了10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喊出“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

批判“二月逆流”，使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七位政治局委员处于“半打倒”的状态，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早已是“半打倒”状态，刘伯承沉疴在身，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再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政治局瘫痪了。从此，在中央高层权力机关，与文革派相对立，能对文革派有所制约的元老派阵营不复存在，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不仅代替了书记处，而且代替了政治局，成为行使党内高权力的执行机关。名义上周恩来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人，好像他是代表毛泽东领导中央文革，实际上是江青代表毛泽东领导和监督周恩来。毛泽东的交班部署，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林彪那个接班人，是个摆设，是震慑刘邓集团和老干部的，实际上高决策权在毛手中，高执行权在江青监督下的周恩来手中，林彪什么权也没抓到。党和国家的高权力悄悄地在向江青手中转移。

2月19日凌晨。叶群开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家里，把毛泽东天威震怒说的那些话一句一句念给林彪听。林彪反复听了三遍，才开口说话：“主席说我的地位不稳，有人要夺我的权，这是要我彻底解决军队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不止是两个司令部，是五个司令部的问题。”

“哪有那么多司令部？”叶群不懂。

“一个野战军就是一个司令部，还有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这不是五个司令部吗？现在我的权力主要在北京，在空军、海军和总后，连总参、总政的权都没有完全在我手里。杨成武、肖华不知为什么一个劲儿往周恩来那里靠。除了北京，南京军区、武汉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你算算看，哪个军区司令能像吴法宪那样死心塌地地跟我走？”

“广州军区黄永胜没有问题，能死心塌地跟你。”叶群说。

“现在不是算不跟我的嘛！说我是接班人，能不能接班靠什么？靠实力。如果多数军区不支持，还是接不了班。那些有二心的军区司令，每人后面都有个元帅支持，不消除这几个元帅的影响，我统不起来。”

毛泽东一句林彪地位不稳的话，离间了林彪和其他元帅的关系。从此，林彪以叶、徐、聂元帅为盟友抗御中央文革的局面不复存在。当林把矛头对准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时候，毛泽东又做好人出来保护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林彪在军队孤立了。这时候他还没有看懂毛泽东更深一层的考虑，不知道自己是毛泽东为了打鬼而利用一下的钟馗，认认真真地想接班，他以为这样想，这样做，是符合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的。

“要解决大军区的问题，要从武汉下手。武汉军区那个政委钟汉华，在延安就整过我的黑材料，说我参加三青团的那个材料就是他写的。1965年我们到武汉，那个司令陈大麻子不露面，是黄永胜从广州赶到武汉接我们，要是徐向前到武汉，你看陈再道接不接？！”叶群越来越精明了，很能跟得上林彪的思想。

于是，林彪接见吴法宪，说他不放心有两大军区，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吴法宪立即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说：“你们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能跟大军区跑。”

南下串连的军内外造反派打着北京来的旗号，在武汉市刷出大标语，“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武汉大乱特乱起来。

群众迅速分裂成两大派。一派叫“工人总部”，受中央文革支持。戚本禹明确告诉“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要揪出陈再道（注：武汉军区司令员）、孔庆德（注：副司令员）、韩东山（注：副司令员），后台是徐向前。”另一派叫“百万雄师”，多是党政系统的机关干部，工厂的老工人以及大量街道居民，全武汉市的共产党员有85%参加了这个组织，人数达到了120万，故称“百万雄师”，受到军区的支持。他们认为，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17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党政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两派都有后台，都想把对方压下去，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乱，武斗愈来愈升级，军区抓了朱鸿霞，宣布“工人总部”是反动组织。一场大乱酝酿着。

1967年7月20日，王力和谢富治到了武汉，代表中央文革明确表态支持“工人总部”，激怒了“百万雄师”，酿成两派群众组织全市性大武斗，20日这天，受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上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解放军、机关干部，排成四路纵队，进行武装游行。高呼“打倒王力！”“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游行队伍冲击了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他们不知道你知道住在这里）。武汉军区第29师和独立师的干部战士也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和群众一起造反了。他们冲进东湖宾馆百花二号把王力揪出来，塞进汽车，拉回军区大院，痛打一顿，秘密扣押。这就是所谓“720”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将领，徐向前的老部下，据此推论，说徐向前是“720”事件的黑后台。

7月20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要见林彪。这时毛家湾修房子，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叶群住在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

继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相继到达，江青叫把叶群找来。后，周恩来也来了。

这是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林彪主持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碰头会。会议的内容和结论，据叶群会后对秘书张云生讲：

武汉出大问题了！王力和谢富治在武汉挨打了，这简直是翻天了！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打了他，就等于打了中央文革。主席正在武汉，这也是把矛头指向了主席。现在令人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

会后林彪还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由张云生记录，经陈伯达、戚本禹等修改后，署上林彪、江青两个人的名字，送信的特使选中了邱会作。临行前江青亲自交待：“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邱会作把这封信装在贴身的衣袋里，于7月20日下午两点十分飞抵武汉。五点多钟，邱晋见毛泽东时说：“林副主席、江青派我来送信，叫我把信亲自交给毛主席。外面形势不好，可能要发生兵变，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担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转移。希望给林副主席、江青同志回个信，哪怕几个字也好。”

周恩来到汉后，立即和汪东兴等商量，决定把毛泽东转移到上海。毛泽东每临大事有静气，不失幽默，谈笑风生。21日凌晨2点，毛泽东坐空军的汽车，在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的陪同下，绕道前往王家墩机场。到机场后，邱会作再次讨回信，毛泽东说：“不写信，你回去同林彪、江青说说，就这么办。”毛泽东的专机在上海降落，张春桥从北京赶来“接驾”。据张春桥说，主席到了上海的别墅里一夜没有睡觉。当晚，外电报道“武汉发生反毛叛乱。”毛泽东对张春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还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这里面说的“他们”，前一个指的是外国人的报道，后一个指的是在北京的林彪和江青。毛泽东在政治上确有超凡的锐敏和洞察力。他感觉到林彪在“调动”他，在北京要甩开他行使中央的权力。

第二天他睡足了觉起来，见送来了一大摞各地的报纸，就坐在沙发上翻阅，见各种报纸，中央的、地方的，各种红卫兵小报，反复出现林彪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翻着翻着，念念有词，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在场的人，他说：“封了我四个官啊！”在场的人，从杨成武以下直至卫士，大家面面相盱，也不敢问话。本来，封的，报纸上印得明白，毛泽东心里也清楚，不需要告诉他。只听毛泽东又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毛泽东放下报纸，要杨成武陪他到院中散步。在修葺整齐的林荫道上，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杨成武答。

“他会反对我吗？”毛又问。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杨成武回答得体。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从武汉就出不来了。”

这时，林彪正在北京得意忘形。

王力在武汉叫群众揍了一顿，回到北京成了英雄，江青决定要在天安门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

7月25日下午3点，离大会开始只剩下2个小时了，林彪亲自打电话给江青：“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际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议，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中央文革的人当然一致拥护，“请”林总一定参加。关锋还建议：“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可以参加，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注：指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就可以不参加了。”江青把这个意见告诉林彪。林彪同意了。

下午4点多钟，林彪像众星捧月一样在中央文革成员和他的几员爱将的簇拥下登上天安门城楼。虽然还是右手挥舞着小红书，但今天他是主角，所以兴致很高、由蒯大富给林彪戴上了“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红卫兵袖标。林彪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目韩爱晶说：“事情发展到坏的极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在谈话中，王力点了徐、叶两帅，点了南京、福州两个军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他们不满意。蒯大富冷眼观察林彪，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蒯大富在会上说：“林副主席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高级干部多。‘720’事件就是四方面军陈再道搞的，后台是徐向前。林副主席提出的‘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这些人来的。林副主席对我说要做大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对他的力量全部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这位“蒯司令”对形势的分析，是相当透彻的。

7月27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的职务。任命刘丰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随后武汉军区下面的领导班子都作了调整。

正当对陈再道和钟汉华等人的迫害步步加紧的时候，杨成武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主席有指示，请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注：独立师政委蔡炳臣）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于是周恩来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了。但林彪不甘心。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他指使吴法宪去放炮，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向前，同徐向前划清界限。到了会上吴法宪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然后提高嗓音咆哮：“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愤而退出会场。

谢富治发言说：“720事件是陈再道这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暴乱。矛头是对着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当陈再道起来检查时，吴法宪、刘丰带着几个打手冲上来，撕掉了陈再道等人的领章、帽徽，带头动手打了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周恩来批评吴法宪，江青却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

1967年八一建军节快到了。“八一”前夕，毛泽东把代总长杨成武叫去吩咐：“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顶上的‘八一’军徽砸掉。”

“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他觉得口说无凭：“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紧拿起纸笔，只听毛泽东说道：“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杨成武说：“还是老帅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述一遍，毛点点头说：“就这样。”杨成武带着重大使命回去了。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否定了林彪在北京主宰一切，发号施令的地位。改建军节，林彪和江青鼓吹得起劲。毛泽东的“打响第一枪”的经典式表述后来上了社论，从此林、江再不敢提此事了。

“揪军内一小撮”本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途他改变了主意，要团结“军内一小撮”抑制林彪。毛泽东是想削弱徐向前的势力，但并不想加强林彪的势力。他要利用林彪削弱徐向前的势力，当林彪要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展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巨大作用的时候，毛又适度扶持徐向前和保护四方面军的干部，使林彪在政治上的得分大大打了折扣。

林彪是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不让他致祝酒词，让杨成武致祝酒词；不是让杨成武向林彪报告，而是让他向总理报告；明确指示让朱德、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几位元帅都在建军节招待会上露面。四两拨千斤，把林彪在7月25日天安门城楼上那点威风全打掉了。

这年8月1日《红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修改定稿，陈伯达签发的。林彪正在拉关锋，叫他当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管“解放军报”。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彪同志直接指挥，有军权转移的危险，这是毛不能容忍的。所以一见社论，毛泽东脸就拉长了，说了一句：“原来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军队呀！”再往下看，落脚到“揪军内一小撮”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照武汉的局势看，既然军队支持的造反派敢把王力打了，再揪下去，矛盾激化，可能会出更大的事情，如果军队挑旗子造了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他决定改变“揪军内一小撮”的既定方针，对武汉军方采取安抚政策。想到此处，他提笔挥毫，在《红旗》社论的天顶上写了“大毒草！”三个字，又批“还我长城！”毛泽东把军队比作长城，说“揪军内一小撮”意味着毁掉这个长城。8月12日周恩来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文革小组见毛泽东对军队文化革命改变了方针，知道有人要为此做出牺牲，一片惊慌。

王力被毛泽东封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后，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处在昏昏然的状态。8月7日他?到外语学院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夺陈毅的权。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就被夺了权，被红卫兵押着到王府井卖《批陈战报》，外国记者纷纷拍照，消息传到华盛顿、伦敦、巴黎、莫斯科。。。。。。8月22日，外事口各路造反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周恩来忧心如焚。派杨成武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带去了王力的“87讲话”、国际上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反应等材料。毛泽东考虑了两天，把杨成武找去说：“我考虑好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向周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杨成武正确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话。临回京前，杨成武去辞行，毛泽东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杨成武记下，又念了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回到北京，按毛泽东的交代报告总理，由周恩来通知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找到姚文元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汇报，主席指示也要由他传达，你回趟上海，摸摸主席的底。”

风风火火，姚文元从上海回来告诉江青：“主席说，这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钓鱼台16楼召开中央文革内部生活会。周恩来被请来参加。坐在主席位置上，陈伯达、康生左右相陪。江青主持会议，由王力、关锋检讨，大家作批判发言。后江青宣布：“根据主席批示，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周恩来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给了江青面子，事情办得漂亮。王力、关锋“请假检讨”与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不同，陈毅等只是不参加政治局会议，起来、关锋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毛泽东居中操纵，左右开弓，先打了“二月逆流”，又打了中央文革，是为了保证实现他的主要目标：顺利召开九大，彻底打倒刘少奇。

由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没有彻底摧毁，打倒“九级司令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还要借重林彪的支持，所以对林彪制约的同时又有所让步，他批准林彪成立军委看守小组的建议。军委看守小组于1967年8月17日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组成，吴法宪为组长。军委看守小组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处理驻京机关、部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陈毅、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诸帅不再过问军务、但几位元帅并没有倒，他们在军中影响力依然存在，林彪并没有一统军权，他所耿耿于怀的“五个司令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提名杨成武参加军委看守小组，改名军委办事组，由杨成武任组长，组员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是对林彪的小班子掺沙子。杨成武几次随毛泽东外出，执行毛的指示，每次回京只向周恩来报告，不向林彪报告。林彪不能容，半年以后，即1968年3月，他伙同江青制造“杨、余、付事件”，逼毛泽东同意，打倒了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林彪提名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战士，毛泽东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