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刘少奇的悲惨结局

与中南海汪东兴管辖区内对刘少奇生活上的虐杀相配合，那边厢江青为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刘少奇制造着伪证。

1966年12月18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里，谢富治、汪东兴召集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来的四名干部开会，宣布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任组长。1967年3月21日政治局常委决定把有关刘少奇的材料“叫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谢富治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文件上批示：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打倒辽宁造反派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1967年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300红卫兵，三人一组，分100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看见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这位炮兵出身的军人专程来沈搜集“重型炮弹”了。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七人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地时间里，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江青不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公室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警察局—法院—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担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画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恐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进行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你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按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立即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畸、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

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片割脖子。

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关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1968年向全党公布的中央专案小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被捕后叛变革命，上书张学良感恩戴德，并在中东路事件中充当内奸等等。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

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确实不知道。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老实交代，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918”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个月一个月地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被捕地点。刘多荃说：“听说破获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塘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刘少奇被捕地点的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者的身份，刘多荃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产党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高领导人的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总书记。”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多荃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了。刘多荃出狱之后，就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

定刘少奇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8份主证中7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潜（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1929年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与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奉天纱厂被奉天警察局逮捕。因没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件有关，被取保释放。为了将刘少奇打成叛徒，1967年5月22日，江青控制的专案组宣布对孟用潜进行“隔离审查”。据“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交代，审讯取证是这样进行的：“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时讲不出了，或者讲的不符合专案组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胁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漫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7天。。。。。。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供了。”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先后写了20份申诉，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都是编造的，没有事实根据。”

但定案材料附件上还是把孟用潜被追逼7天，在强大压力下写出的假供当作定案的依据。

根据康生的高见，王光美和刘少奇是一案。只要把王光美打成特务，刘少奇就是内奸。1946年国共两党和谈期间，王光美当过军调部共产党代表团的英文翻译。突破口就在这里了。介绍王光美进的军调部呢？中共地下党的崔月犁。文化大革命初期崔月犁是北京市副市长，于是，祸从天降，崔月犁被关起来了。对他的审问是这样开始的：

问：“你知不知道美国在北京的特务机关所在地？”

答：“不知道。”问：“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答：“我也不知道。”

问：“你数数字，从一数起，数！”

答：“1、2、3、4、。。。。。。。35、36、37、38.。。。。。。”

啪！一个嘴巴，把崔月犁打了个趔趄。崔莫名其妙，问：“为什么打人？”

答：“你还装糊涂！东四六条38号，你不知道怎么能说38？你早知道38号，为什么不说？然

后又拿出一张照片，叫崔月犁辨识。

崔说：“不认识。”

“会背百家姓吗？背！”崔月犁像个启蒙童子：“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审问者又开打。把刚才的照片翻过来，叫崔月犁念写在背面的名字。

崔念：“杨成祚。”

审问者：“你知道是杨成祚为什么不早说？”

杨成祚，解放前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杨成祚夫妇有亲属在美国，就变成了美国特务，被投入监狱。要杨成祚承认是他发展了王光美成了美国情报局的“战略特务”。但这还需要旁证。又找出一个无辜的人张重一，让他证明老朋友杨成祚夫妇是美国特务，这样才能把案定死。

那年张重一67岁，患有肝癌、1967年11月9日专案组写给江青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做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转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我们创造了7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的27天中，突审了21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审讯录音带有80多盘。精彩的是后的对话。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答：“我。。。。。。。有这个具体印象。”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答：“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问：“谁的信？”答：“还不是信，就是咱们政府公报上我知道的。。。。。。”

这就是江青领导的专案组制造伪证的一个断面，掐头去尾的运用这些口供，内幕之黑暗超过军统。

粉碎“四人帮”后审判江青时，1980年12月3日上午，法庭还就江青伙同康生诬陷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肖孟在1967年5月至11月间，曾任“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

肖孟在法庭上作证说：“1967年9月3日晚上，康生打电话通知我到钓鱼台的住处去一趟。等了很久，康生叫我上楼，楼上只有康生和江青二人，江青说：‘今天晚上不能专案组要写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案了。逮捕王光美的报告要赶快搞出来。’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因为很多调查工作还没有进行，更没有确凿的材料，报告很难写。但是明知这不写不行，又不敢不写，便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尽管写了‘基本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但是江青看后划了个‘？’”肖孟说，他知道江青生气了，不敢再去问。拿着报告去找康生。康生看了说：“你们写的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体会我和江青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康生说：“报告你们不用搞了，我亲自写好了”。后来，这位制造伪证不力的专案组组长被江青清除出专案组，并被关进监狱五年之久。

肖孟说，事后我们看到康生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不仅肯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还硬加上“日本特务”和“蒋帮特务”。在康生的报告上，有江青的亲笔签名。“由此可见，诬陷王光美是‘特务’，完全是江青、康生一手策划制造的。”

江青在炮制完毕对刘少奇诬陷、栽赃的三份所谓“罪证材料”时，1968年9月16日在材料上作批示，记录下了自己的“成绩”，她半得意半疯狂地写道：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阴险、凶狠、狡猾、歹毒的阶级敌人。

隐藏如此深，如此久，如果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暴露和揪出来？

江青只顾眼前不顾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把刘少奇提到这样高的位置的？提拔刘少奇的这个人如此失察，一定是个大白痴、大混蛋；长期以来领导刘少奇的，也就是刘少奇的“上线”，一定是个更大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江青丑表功，想给自己的丈夫脸上擦粉，却把丈夫的面目涂黑了。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原中央委员97人，

去世10人，被打倒47人，实到中委40人，不足法定半数。从候补中委19人中，挑选了10人（而不是按顺序）递补为中央委员，使中央委员人数达到50名，稍稍超过半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74人列席会议。

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通盘考虑：“我们估计大概要搞三年，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江青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人证、物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公报说，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通过时没有表决器，也不是无记名投票，而是举手表决。在毛林高压之下许多人只好违心地举手；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她就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这说明了在中共党内人心不死，正义尚存。

刘少奇并没有及时听到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直至24天以后，即11月24日，刘少奇70寿辰这一天，江青安排专案人员给他播放《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公报》录音，刘少奇听完，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260/130，体温升高到40度。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摩顶放踵的人，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人，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自己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后，在自己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挽救了毛泽东所造成的亡党亡国的危机之后，竟是这么一个离奇、荒谬和悲惨的结局。

1969年10月17日晚上7点，奄奄一息的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针，用一条棉被裹身，被抬上了担架，让共和国主席卫士长李太和护送，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秘密送往开封。

在开封市人民政府大院（已经清空无人）的东北角，有一个独立的小院，解放前看是金城银行的金库。小院的每个屋门，都由厚厚的钢板制成，窗户上装有拇指粗的钢筋，是插翅难飞的地方。为了万无一失，还在小院四面的屋顶上架了四挺机关枪，派了两个排的解放军看守。这就是囚禁刘少奇的后一个地方。小院外设有中央文革派来的专司监管刘少奇的“特派员”办公室，从开封陆军155医院调来一位姓刘的医生，两名男护士和两名女护士，组成监护小组。

18日上午8时，经过反复审查挑选的刘医生率领护士们来到刘少奇住的房间。在检查身体之前，先拿出毛主席语录，刘医生念一句。护士们跟着念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这算是站稳了立场，和病人划清了界线。然后，北京随来的曹护士递上一叠病历，并介绍说：“他原来患有糖尿病，长期用维生素和D860，已经停用了。他现在还患有心脏病和大叶肺炎。。。。。。”

这位刘医生，当然是坚定的左派。但在左的面貌下面，他仍有一颗人道主义的心。

这从他写的监护日记中可以看出来。

第七天---1969年10月23日，刘少奇咳嗽复发、刘军医提出为病人化验，透视拍片建议。第八天---1969年10月24日，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拍透视片不行。第九天---1969年10月25日，刘医生为刘少奇化验尿样和血样，他在监护日记中写道：经过化验，总算搞清楚，他得的病本来不是什么难症，只是治疗不及时，才引起多重并发症。加之病人长期僵卧，造成双腿肌肉萎缩，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过多，也被扎烂，使全身血管局部坏死，引起心力衰竭。。。。可是他的生命力还是那么顽强。这从医学角度似乎是难以解释的。第十天---1969年10月26日，刘医生提出给病人勤翻身、擦洗，防止生褥疮。又准备向上级提拍透视片和会诊。

第十一天—1969年10月27日，刘医生要用D860，但上级不准用。第十三天—1969年10月29日，病人咳嗽复发。刘医生提出透视、拍片、会诊建议。第十四天—1969年10月30日，病人轻度发烧，开封药品告急，上级不准购买。第十五天—1969年10月31日，上午给病人翻身擦背，下午上级通知：病人不适宜透视、拍片、会诊，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问题。

第十六天—1969年11月1日，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中写道：已经过去第二周了。这一周末，他的病情明显恶化。这不能不说与药物的减少有关。同时，他们又否决了我提出的透视、拍片、会诊的建议。我算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监护，而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第二十一天—1969年11月6日，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中写道：好危险！像他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又那么衰弱，高烧40多度，已近生命的极限。可他的神智似乎还是那么清醒，还是那么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今天，他的高烧总算退了，体温持续在37.2度。他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第二十二天—1969年11月7日，从北京来的卫士长李太和和曹护士被送回北京。临走时，李太和俯下身子，把嘴凑到刘少奇耳边，轻轻地告诉他要走的消息。

刘少奇脸上表情木然了，两颗混浊的泪珠从他的眼中流出。曹护士也将脸贴上刘少奇，轻声叮嘱：要活下去，活下去！第二十四天—1969年11月9日，刘少奇的体温是39.7度。而退烧药已用完，上级不准买，北京带来的D860也被带走。第二十六天—1969年11月11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浑身哆嗦。第二十七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40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两分钟后，刘医生和护士才赶到、刘少奇是在没有得到抢救的情况下死亡的。

当李太和赶回开封为共和国主席收尸时，停尸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白被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扭曲变形，嘴角流出一片淤血。。。。。。他保卫了多年的共和国主席，就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地死了。他带来一把剪，给死者剪去一尺多长的白发，剪短了胡须，穿上衣服和鞋子。专案人员照了相，以便向江青和毛泽东交代。然后，把尸体放在担架上，抬上一辆军用吉普，车短身长，死者小腿露在外面，拉到了火葬场。一个排的兵力警备森严，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姓名是：刘卫黄，无业。办完以后，专案组宣布：也不准泄露出去，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

直到1972年8月16日，刘少奇的子女们要求看望父母，毛泽东在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刘少奇的死讯才透露出来。

历史应该用浓墨重笔记下：毛泽东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非法囚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并将其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