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根据斯大林意见建立一党专政政治体制

毛泽东骄傲了。他再没有初入北京时暗暗叮嘱自己不能做李自成那种临深履薄的谨慎。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斯大林的去世使他觉得自己是当今世界第一强人，只要他下决心，挥巨手，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要凭藉中国这个历史大舞台，率领他的六亿子民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要说三道四，要制约他，要阻拦他，要反对他，他就准备和决裂，不管是老朋友老战友，党外人士还是党内同志。他的老朋友梁漱溟先生为农民说了几句话，他在1953年9月17日政协会议大庭广众之中，出言失态，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就是这种心态的充分表露。他指责梁漱溟“班门弄斧”，觉得自己才是了解农民的。但他了解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代的农民，至于土改以后分得了田地的农民的理想和追求，忧虑和担心，他并不真正了解，至尊的地位把他和农民远远地隔开了。在以后的几年里，恰恰在毛泽东认为自己了解、熟悉的三农领域—农民、农业和农村，他栽了大筋斗。

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的农业合作化思想，1952年11月12日作出决定：在省委、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建立农村工作部，专管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年2月成立，调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为副部长。邓子恢是福建龙岩人，早年留学日本，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又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树红旗时的早期追随者，长期做农运工作和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对农民有深刻的了解。

1953年4月3日至23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作了长篇总结报告，提出许多重要的政策思想：

1、影响农民生产情绪的是怕“共产”，目前农村中不少地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就是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现在的方针是把农村安定下来，巩固我们党在农村中已得到的阵地。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从东北黑龙江的材料看，生产积极性高，扩大生产的占24%，缩小生产的占13%，而维持现状的占63%。24%是贫雇农，土改后仍未上升到中农。13%是富裕中农、富农与土改前的地主之类。而问题的关键是那63%，他们是中农，他们多少有些顾虑，不敢放手经营，是现状维持派，也不缩小，也不发展。中农不安的，有顾虑，对我们的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什么时候“共产”，必须使他们安定下来，否则就不能够巩固党在农村中已经得到的阵地。

2、互助合作反对一哄而起，主张慎重稳进。毛主席说要10-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要跟县委书记、县长们讲清楚，他了解这个过程就不急了。我们的前途是集体化。。。。现在是个体农民占优势，互助组的组员、合作社的社员也还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有保守性，不能不照顾。如果急躁冒进，那就不仅单干农民不加入互助合作，而且还会影响互助组合作社的巩固。参加互助合作是为了多生产、多收入。组员社员都是小私有者，如果加入以后，生产不好，或者生产多分得少，他们就不来，就是打耳光也不来，耳光打了思想是打不丢的。虽然经过了土改，土改时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从共产党手里得到了土地。但土改后，互助合作搞不好，对他们不利，他们怕吃亏，当然就不来了。这我们不能怪他们。

互助合作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按照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办事，由小而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步巩固一步，有阵地地前进，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而起，一哄而起者必将一哄而散。互助合作关系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根本问题，必须慎重稳进。

3、必须把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对农民私有制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去解决，不能过急。分了土地给他，就不能随便被剥夺了，必须依法保障这种所有权。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就会造成群众恐慌。改造农民私有制是总方向，决不能动摇的，但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就随便去侵犯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

4、限制富农发展，允许富农存在。一条是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化的道路，另一条是让富农泛滥发展的道路。两条道路我们走哪一条？我们走前一条，这是总路线。但今天的问题是既要限制富农发展，又要允许富农存在，不能说不允许富农存在，而且完全不让富农有一点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富农发展一点不要害怕，总的方针是限制富农发展，这个是决不能犹豫决不能动摇的。这个改变了，那么进到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但又不能完全杜绝富农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是矛盾的。在这方面掌握起来是要很艺术的。

5、有条件地允许“四大自由”雇佣自由的口号可以提，是不是雇工会有增加呢？当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没有人敢雇工的问题，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对雇工的工资问题，雇工的各种待遇问题，当然不是允许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

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贷。农民要借钱。。。。。规定几分利就是高利贷，几分利不是高利贷，用意是好的，但如没有国家的农业贷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社事业的发展相配合，则其实际效果不大。因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贷。允许自由借贷是否就是让高利贷泛滥发展呢？不！我们要搞信贷合作，低利借贷，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慢慢战胜高利贷，减少高利贷，直至后消灭高利贷。单纯用行政命令，高利贷是禁止不了的。

土地买卖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规定了，今天还不能禁止。但这种自由的范围很小，实际上也许孤寡烈军工属没有劳动力从事耕种的人出租土地。将来是否要禁止土地买卖，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去禁止土地买卖，中央还没有考虑。今天土地买卖是可以的，但是否随便买卖呢？不是的。我们要尽可能帮助农民克服困难，要从各方面来帮助贫困农民，如贷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卖地，卖去土地对他们很不利，卖了就更加贫困了。所以这个自由很有限度，并应尽量缩小这个自由的范围。商业买卖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国营贸易的领导和节制下。所谓领导就是控制。贸易自由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有控制的，不是让其自由泛滥。但是不是不让私人做买卖呢？不是的，包不了的。去年调整了商业后，私人商业有些发展，这是必然现象，不要怕。

6、办社中一定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互助合作社的内部问题，基本是贫农和中农的关系问题。对中农要照顾，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不能像土改时那样，土改时是搞地主以满足贫雇农，那是对的；今天揩中农油以满足贫雇农，那就错了。今天的贫雇农将来也要成为中农的，今天要他揩中农的油，将来就会让别人揩他的油，这就使贫雇农上升增加顾虑，结果两头不讨好。

必须把互助合作办好，确实做出成绩来。走这条路，确实多分红、多打粮食。中农是左右摇摆的，我们办得好，确实有利，多打粮食，多分红，生活有改善，中农就过来了，就不再恐慌了。互助合作对中农、贫雇农是好的，就是对富裕中农也没有什么不好，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不要再揩他们的油就是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以后，尽管刘少奇当即表示尊重毛的意见，但刘始终认为“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实际政策上，刘少奇支持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不热心发展动摇私有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又不能违背毛泽东规定的农业合作道路，于是强调照顾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特点，稳步前进。企图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待国家有大机器装备农业了，再办集体农庄。邓子恢的就职演说讲了六条，实际上也是这种主张。

在一定条件下，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确实能够增产，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农民欢迎。据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1952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概况》提供的资料，总计全国共有互助组600余万个，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000余个，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3500余万户，约占全国总农户40%左右。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本年度全国兴建及整修小型渠道74300条，塘坝圩堤等160余万处，打砖井455000眼，共扩大灌溉面积2290万亩，超过1951年扩大水田面积两倍以上。山西省运城、临汾、榆次、长治等四个专区组织起来开渠打井，安装水车，以及合理用水即增加灌溉面积44万亩，等于1951年全省增加的水田面积。平原省互助打井的农户约占50%左右。在防治病虫害方面，互助组也起了很大作用。如热河、辽东两省曾组织起来51万多群众，编成防虫队，划分防虫区，进行防虫灭虫的斗争。湖北省天津专区前后发生蝗灾291788亩，发动群众80630人，广泛组织互助，订立合同，保证完成灭蝗任务。河北省有些县群众普遍组织起来治棉蚜虫集体配药，互助根治收效很大。像这种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农民是乐于接受的，对发展生产确实是有利的。

但如果再向前多走一步，看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当时有些基层干部企图动摇私有基础，动员农民带着土地和牲畜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农民就不干了。据河北大名县委提供的资料：“强迫入社的结果引起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四区小龙杨文选社，未并社前社员生产都很积极，盲目并成144户的大社后，冬季积肥和副业生产搞不起来了，社员闲了一冬天，社里的20多垛花生秧子和一堆堆谷挠子都丢在村外场里任风雪飘没，无人经管。一区儒家寨村里村外满地粪无人拾，遍地棉柴无人拔。五区小寨张遂学社扩大后运输歇业，磨粉数量较1951年冬减产50%，积肥数量也大为减少。社内的61个牲畜因断草料都饿瘦了。又六区老庄朱秀亭社共有13头牲畜，已饿死母牛一头，还有三头瘦得要死。”“群众被威胁入了社，现在有很多社员来要求退社，有的社员为了达到退社目的，故意毁坏社里的工具，企图叫社把他开除。该社一个社员反映：“俺社50多户，如果允许自由退社的话一天就能退40户。”（1953年《河北大名县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犯盲目冒进错误的检讨》）像大名县这样的情况华北其他省区、东北地区、中南地区都有发生。

邓子恢上任后，1953年3月8日向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汇报全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建议。中央采纳邓子恢的意见，于当天发出《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给各大区的指示》，指示说：

关于农业增产的五年计划数字和互助合作五年的发展计划以及1953年这两项的指标数字，各大区所已经提出者，现在看来都嫌过高。在农业增产方面，不能根据三年恢复时期中每年的增产率来计划今后五年的增产，因为发展时期的增产要比恢复时期困难得多。证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农业增产的计划也不能订得太高。而且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机器投入生产农业，农业增产主要还是靠农民群众积极性与互助合作，靠兴修水利与若干新式农具和初步的技术改良。如果计划一开始就订得太高，完成不了，将大大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中央现在正考虑将农业五年计划增产数字缩减到1952年实产为基数的30%。其中1953年的指标是增产7%。在互助合作方面，计划订高了，也势必发生急躁冒进，贪多贪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地区）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因此，中央现在考虑将互助合作的发展计划，五年之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数的80%左右，新区控制在70%左右。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均控制在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新区平均控制在20%左右；常年组新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是30%左右。以上两项数字都是初步拟出的平均数字，望各大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把你们原定的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在3月20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汇编新的计划。

到1953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的急躁冒进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七月间，华北局向中央报告说：“纠正冒进的结果，农民生产情绪已趋安定，部分地区卖土地、卖耕畜、杀猪宰羊、伐树等混乱现象已停止，抗旱播种任务已顺利完成。干部认识到冒进对工作的危害，开始转变了重社轻组的错误认识，曾消沉一时的互助组，又开始活跃起来并有了发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局在1953年7月向中共中央送的这份报告中，提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根据目前条件，必须坚持以互助组为中心”。刘少奇和邓子恢1953年10月4日向全国批转这个报告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此作了肯定。批文说：“华北局在此报告中，确定当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的条件下，从全国范围看来，互助组依然是适合广大农民群众生产要求和文化水平是一种合作形式；同时也是目前在克服生产困难和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便于广泛地发挥农民群众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

毛泽东见邓子恢就任农村工作部部长之后，没有积极贯彻他的思想，却和刘少奇配合默契，对邓子恢非常不满意。于是，趁邓子恢外出公干的时机，毛泽东直接找陈伯达、廖鲁言两位副部长，委托他们在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推翻了22天前中共中央对全党发出的《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的指示，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命令摊派下去，第一次把全国农村搞乱。

会前（10月15日），毛泽东同陈廖谈话，不指名的批了邓子恢。他说：“‘确保私有制’。‘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借用孔子的话，赋予调皮的新解。批邓子恢言不及“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真是难矣哉！”

毛泽东急于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1952年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会上宣布，苏联以前尖锐、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这对毛泽东影响很大。粮食对他来说，不仅是军需民食问题，发展工业、发展城市需要粮食，积累资金、出口换汇需要粮食，偿还外债、与苏联等国发展易货贸易需要粮食，特别是支持世界革命，需要取之不尽的粮食—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他要扮演世界革命领袖的角色，指导世界革命，光有思想指导，没有物质支援，世界革命领袖是做不成的。正如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开始，因陈伯达不会讲普通话，先由廖鲁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主管你要到干部刚刚端正了的指导思想，一下子吹到了“左”边。到11月4日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接见陈伯达、廖鲁言，对当年春天进行的反冒进提出批评，不仅批邓子恢，也批了刘少奇。由廖鲁言在会上传达他的讲话：“批评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32000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但是估计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100万个，也许不止100万个。”

这是毛泽东绕开书记处，绕开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领导两个副部长，直接指挥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一次把全国农村搞乱。他给强迫命令正名，说：“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摊派”怎么能不“强迫”呢？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从注重互助组转向注重合作社的转折。从此，互助组被认为是过时的落后的形式了。一上来就办“动摇私有基础”的合作社，根据毛的指示，全国六大行政区摊派的结果是：从1953年11月间开会时全国现有14171个社，到1957年要发展到70万个社，占全国总农户的16%。中央通过决议时又加码10万个，变成到1957年要发展到80万个，占全国农村总户数的20%。

这次会议上，各大区与会者带着毛主席的新指示和摊派的数字，回去后向所属各省委摊派，省委向地委摊派，地委向县委摊派，县委向区委摊派，区委向乡委摊派，乡委向村支部摊派。1954年，以土地入股、土地分红为特点的初级社在全国出现了“大发展”

（实是大摊派）的高潮。

毛泽东责令：“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并把是否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化运动作为考核干部的标准，上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纲。党的领导发出指示，各级干部也不敢怠慢，也不甘落后，于是层层加码，都要超过摊派数字，超额完成指标。

动员农民入社的办法越来越简单有效。浙江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跟他们一样。”农民害怕重划成分，与地主、富农一样挨斗，有痛哭流涕要求入社者，这被认为是“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证明。

强迫入社，农民认为要“共产”了，引起极大的不安，生产力开始遭到破坏。其第一个信号是大量屠宰出卖牲畜，包括生产用的耕畜。据中央商业部1954年12月发出的《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报》指出：

第四季度以来，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收购计划大大超过，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牛、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这种情况几乎在全国各大城市均有发现。热河省出现大量宰杀耕牛，山西北部牲口向绥远倒流，四川农民养猪数字大减。

中共热河省委1954年12月报告：入秋以来牲口市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反常现象，各地牲口价格普遍下跌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大批牲口有价无市冲击市场。国营公司第三季度收购牛14842头，超过计划99.4%，超过去年同期10.2倍。第四季度两个月又十天的统计收牛171442头，羊168276只，其中有一部分是耕畜母畜。有些地区还发生宰杀耕畜现象。据宁城县报告，全县杀驴149头；凌源十区七个村杀驴21头，杨大营子一个村即杀了10头；喀喇沁、平泉、朝阳、赤峰等地亦发生杀驴现象，有的农民因政府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喀喇沁旗卖耕畜的农民见国营公司不收购耕畜，先把牛牙打掉，装作退役老牛牵到市场出售。

中共华南分局送来古大存、赵紫阳的调查报告：在1954年12月下旬，各地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猪价陡降。中山县张家边乡杀死母猪70多头。小猪仔的价格从过去60万元（旧币，相当于人民币改制后的60元）至100万元一担的正常价格陡降至14万元一担。粤东潮安县九区发现一天即杀母猪40多头，台山县一农户将刚生下来的10只小猪全部弄死。总而言之，农民认为要“共产“了，不过了。春耕大忙季节，不积肥，不添修农具，入了社的出勤率很低。再加上1953年施行农产品统购统政策，强迫农民卖过头粮，加剧了农民与共产党的严重对立。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绑了八九个人，竟将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捆起来，由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秤粮食，不卖的当场捆绑起了（捆了2人）。将用部分粮食喂鸭子的一个中农拿来斗争，甚至没收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全乡没收了3户）；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该区依坑乡搜屋36户，十区东园乡封了一户富农的屋，将一老怄封在屋内，致删掉自杀。部分干部认为，斗争富农就是合作化高潮。全县应逼粮造成的自杀事件111起。群众反映：“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新会、高要县农民反映：“共产党变了脸！”“共产党要整死人！”

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从1955年1月至3月接连下发五个紧急指示，以遏止农村的严重混乱。

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48万余个，在现有社中，约有10万个是1954年春夏建立的，还有30多万个是秋收前后建立的新社。这些新社由于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无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条件下建立的，又由于1954年11、12两个月全党正集中力量进行粮食统购工作，没有对这些新社进行整顿。因而在许多地方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的现象发生。整顿和巩固这40万个社，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指出：“近几个月来，不少地区发生大量出卖耕畜，畜价猛跌，和滥宰耕畜的严重现象，优点省估计至少杀了30万头，有的省估计耕畜减少20%。。。。。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部分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政策还有某些误解，部分地区在政策执行中也存在着某些偏差。例如过早过急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而估价也偏低，价款也不按期归还；或者是合作社使用私有牲畜所给的报酬过低，于是有牲畜的农民往往入社之前卖掉牲畜。”“大量出卖和滥宰耕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如果不及时扭转，不仅今年春耕受到阻碍，而且今后将农业生产的发展，亦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耕畜的大量损失，不是一两年能恢复的。为此，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把保畜工作列为当前重要工作之一。”

2月25日中共中央、政务院发布《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因为强迫命令，硬赶汉区，建立所谓“直升”合作社，引起群众骚乱的事实，“要求各地党委，认真研究和检查中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工作，防止和纠正这种‘硬赶汉区’的冒进倾向。”

3月3日中共中央、政务院发布《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说：“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而发展生产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生产积极性的任何损害。必须认识，粮食的购是具体表现工人阶级同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到既取得粮食，又能巩固工农联盟，既照顾国家需要，又照顾农民的可能。这里，政策的界限具体表现于粮食统购数字和粮食统数字的正确规定。”并下达了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900亿斤（比上年多20亿斤），售指标为753亿斤（比上年减20亿斤）。“国家的购计划已经确定，售数字已经没有增加的可能。突破这个计划，就将陷我们于完全的被动，引起严重混乱。”

同日，政务院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春耕生产的决议》，提出：“按照国家的计划，1955年要求粮食产量较1954年增加200亿斤，棉花总产量增加约450万担。”为了保证能够增产，《决议》正面看到了一年来农业合作社的大发展，因为这是总路线，这是大方向，在“但”书后面纠正“左”倾冒进的做法。这个意义文字上是这样表述的：“农业生产合作运动，一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1955年2月初，已经有近60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已达1500万户，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正常的。”“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较快，而我们的经验不足，准备不够对于合作社的多项政策缺乏统一详明规定，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就难免有些地方未能切实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在处理有关社员实际利益的种种问题时照顾不周，或者使贫农吃亏，或者损害中农应得的利益，也由于对合作化的政策和步骤宣传不够或解释不很恰当，甚至发生了强迫命令的错误，有些地方急于并大社，急于实行牲畜农具归社公有，过早降低了土地报酬，主观要求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以致引起部分农民对合作化的怀疑和误解。去年秋收前后各地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批新社，紧接着就忙于粮食工作，而放松了对合作社的整顿和巩固。”“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的正常的发展，农业合作运动的步骤应放慢一些，在春耕以前，应停止发展新社，集中力量围绕着春耕生产这一中心要求来整顿现有的社，认真贯彻自愿互利原则，把它们巩固下来。”

周恩来签发这一文件用心也是良苦的。他以自己和政务院的名义，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承担了1953年冬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下令摊派数字，强迫发展合作社，搞乱了全国的责任，把毛泽东放在“永远正确”的第二线。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次会议标志着《共同纲领》的终结，标志着民主联合政府的终结。

中共原来打算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再着手制宪。建国前后，反对“一边倒”的声音多来自民主人士。在斯大林眼里，中国充斥着民主人士的“联合政府”若长期存在下去（至少按中共规定的时间表来说已经太长了），可能导致中国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所以坚持要中国提前制宪。根据苏共操纵建立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的经验，为中国设计了体制转换的模式，通过看似合理合法的选举，将还稍微有点“民主协商”味道的联合政府改换成一党政府；而改换成一党政府之后再“给其他党派以恩惠”。如此既可将民主人士从权力结构中基本排除，把他们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点”，却又令他们必须对共产党感恩戴德。通过这样的巧妙安排，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转换。虽然依然保留政协，但是它已由之前的代行“国会”变成了咨询机构，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由宪法规定为议行合一的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它与政协一样，政治仪式的作用要更大一些，也可以使民主人士的安置有了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原来民主人士占主要成分的政务委员会取消了，原来拥有大量民主人士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也取消了（这个委员会曾担负讨论国家政策和重大行政举措的职责，所以非同小可）；取而代之的是高国务会议，参加者有严格的限制，由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组成，也就是说，民主人士基本上被从高国务会议中排斥出去了；原来的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权力有所扩张，不过副总理中却连一个民主人士也没有了，政府各部长中民主人士也大幅度减少（在36个部委的正职负责人中仅占12席），这些尚保有部长位置的民主人士在此后的几年内逐渐退了下来。此前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的政务都转移到了高国务会议，原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时政协委员得列席参加，大家七嘴八舌发言讨论的情形从此再也不可能重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新中国政治演进和制度变迁中起了非常关键的转折作用，通过制宪仪式，中国完成了体制的转换，确认了转换的合法性。这一转换，民主机制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在民主制度建设上是一个倒退。

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基本上和蒋介石的独裁体制一样：党在议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理论上讲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一致的，问题是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怎么办？是党拍板还是议会表决？后决定权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按照宪法程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让人民当家作主，是可以避免这场浩劫的。说是党拍板，也不是中央委员会讨论表决，而是领袖拍板，毛泽东乾坤独断。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当年刘少奇也是这么说的。直到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共和国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的时候，他才想起了民主宪政。他没有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建立起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不能保护他了。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5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是假民主，真专制，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彭真兼秘书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公务员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国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高人民法院院长为董必武；中国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张鼎丞。

在政府系统的高级职务作了合理安排之上后，1954年8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过一个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设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没有另外的的的军委。这次政府系统军委改称国防委员会下有委员81人，成为安置原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的统战机构，并没有指挥军队的实权。重建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刘少奇、周恩来不再担任军职，朱德、彭德怀由军委副主席降格为委员，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说：

我国在1949年至1952年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在恢复期工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36.9%。在建设期间，工业发展的速度当然要低些，但是1953年总产值仍然比1952年增加了33%。1954年预计现代工业总产值将等于1949年的4.2倍。如果加上农业和手工业，那么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等于1949年的2.2倍。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旧中国是不能设想的。

我国的那样做土地改革以后有了新的发展。1952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的高年产量。预计今年的粮食产量可以等于1949年的1.5倍，棉花产量可以等于1949年的2.8倍。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改建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约有600个，大家知道的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141个项目就是其中的骨干。这些建设项目的完成将使我国的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自己生产汽车、火车头、拖拉机、飞机，并将使我们有新的工业区域和工业基地，使我们目前工业分布上的不合理状态开始发生变化。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将在1958年完成，其余部分要将近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由于毛泽东那些天马行空的大计划尚未提出来，国民经济基本上在务实的周恩来主持的政府系统的控制之下，按部就班地发展着。虽说成绩很大，但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总体水平只是超过了旧中国所谓的“历史高水平”。例如粮食，旧中国高产量是1936年的1.5亿吨，1949年为1.1318亿吨，1952年为1.6392亿吨，棉花1936年为84.9万吨，1949年为44.4万吨，1952年为130.4万吨；钢，旧中国产量高的年份是1943年的92.3万吨，1949年为15.8万吨，1952年达到135万吨；棉纱，旧中国高年产量是1933年，达到45.5万吨，1949年为32.7万吨，1952年为65.6万吨。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是相当严肃认真的。195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沼文六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主持“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八月，写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带着草案前往莫斯科征求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意见。1954年4月，调整工作班子，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八人小组，成员有高岗（未参加实际工作）、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写出《五年计划纲要》（初稿）。毛泽东阅后，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八月，在陈云和李富春主持下，起草小组接连举行17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逐章逐节地讨论修改。十月，毛、刘、周三位高领导人聚会广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讨论修改“一五”计划草案。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11天时间讨论“一五”计划草案，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1955年3月，召开中央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中国民经济的一个五年计划》。11月9日和12月9日，国务院先后颁布命令，将“一五”计划下达各省和各部执行。

这个苏联模式的“一五”计划，指导方针是：首先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选拔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一五”计划投资总额为新人民币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计划规定投资比例是“工业部门占58.2%（其中重轻工业的比例为9：1），农、林、水利部门占7.6%，运输、邮电部门占19.2%，文教卫生部门占7.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部门占3%，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占3.7%，其他占1.1%。计划注意了财政、物资、信贷的平衡，不留缺口。

整个计划安排比较符合实际，预订的发展速度是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5.3%，农业平均每年增长4.3%”

“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助和改建的156项工程为重点，后因情况变化实际动工的为150项。这150个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来华帮助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达到3000余人。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禁运的情况下，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对中国的这些援助是非常宝贵的，帮助中国初步建立起了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对此，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当然，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在1954年至1959年期间，中国向苏联提供了钨砂16万吨，钢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大量的农副业产品，作为对苏联援助的补偿。

不怕慢，就怕乱。只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变，搞上三四个五年计划，一切都有了基础，上了轨道，再说改进和创新，中国也会发展起来，至少不会把造福于人民的经济建设变成一场大灾大难。但毛泽东是个不耐寂寞的人，似这样编制经济计划，依靠经济专家，依靠技术专家，依靠统计专家，他这位大英雄是没有用武之地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两年多，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跑到第一线，他把总理和国务院晾在一边，以执政党主席的身份亲自指挥经济建设。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睡醒一觉一个主意，游着泳心血来潮就决定钢产量翻一番。指标天天变。他先搞乱了农业，又搞乱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后把“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冲了个一塌糊涂，把全国的经济搞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