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人类历史上大的文字狱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开谈话会，即席发表讲话，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各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排队，算一个账。过去好像一讲矛盾就不得了，其实有什么不得了。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处都是矛盾，都在唱对台戏，但是就不肯承认或混淆两种矛盾。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办法。现在报纸天天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要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们的饭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把矛盾从各方面分一下类，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等。卫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党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灵了。各省、市都要开。报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目的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得不到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该是大家有权有责。同共产党一道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插话：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委员会管教学。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意见和办法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做，不赞成的就不做。这个问题要研究。要李维汉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5月8日起，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的无党派人士共50多人开座谈会。李维汉说：“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至6月3日，这种座谈会共开了13次，有70多位知名人士发表了意见。又从5月15日至6月8日，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25次，有108位工商界人士发言。北京这两个座谈会，每天由新华社发消息，批评中共和政府的意见上了公开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量刊载，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地也都仿效北京，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整风。广大知识分子，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被发动起来了。

带头响应号召出来讲话的是费孝通教授。他是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民盟中央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1957年3月24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说：

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注：指周恩来1956年1月14日的报告，报告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像春雷般起了惊蛰的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因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好像现在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这原是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周总理的报告对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作用是难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窝，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变化。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说来基本上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许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浪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订前排座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自然是领情的，但是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人看起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卷，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太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

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很是很紧，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还是占多数。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的是怕出丑。。。。。。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级评薪，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费孝通这篇文章，是代表知识分子向党交心的真情实话。对共产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溢于言表。如果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毛泽东所首肯，所支持，真正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振兴，指日可待。

凭这篇《早春天气》把费教授打成右派，实在令人费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恭维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作为党的代表。这在毛泽东是敏感的问题。虽说拥护共产党是不错的。但在毛泽东心目中拥护共产党里面的周恩来和拥护共产党里面的毛泽东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妒忌心情，1957年他在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就有充分表露。开头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这些话正式发表时都删去了。但他逐渐形成了唱《拷红》的决心。后来抓住一个所谓“反冒进”的问题大做文章，1958年逢会必讲，就是要把周恩来的威信打下去。

或曰，费孝通等八教授《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是反党纲领，查看原始文件，也属指鹿为马，罗织罪名。5月13日，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两位副主席约集费孝通、黄药眠、吴景超、褚圣鳞、侯大千、李西山、陶大庸、陆近仁等八教授对高等学校应否实行党委制正式提出了意见。这个问题毛泽东在。4月30日天安门座谈会上亲口讲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所以八教授即使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张也没有错，问题是他们没这么说也难逃“反党”的罪名。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说法。在过去反动统治年代，教授治校乃所以抵制反动派向高等学校的侵入。今天的形势显然和以前有显著的不同。教授治校的提法，颇有和党对立的意味。再从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本身来看，也是不够妥当的。1、因为大多数教授的是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行政事务未必感到兴趣，那也只能做到少数教授治校，并不是教授治校。2、教授是高等学校的学术中心，但学校是一个整体，如果强调教授治校，那就有可能把广大的讲师、助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的利益忽视了。

因此我们的意见是：

（1）加强党在高等学校内的思想政治领导。党的中心是党内党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是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

（2）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的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3）设立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地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4）在校务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之外，另行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地吸引教职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

总的精神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

改善中共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尖锐、系统、有代表性的意见，不过如此。硬说这些意见是反对党的领导，主张教授治校，把八教授打成右派是毫无道理的。

更可骇怪者，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遭遇。马寅初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学校党委制的。他在1957年5月15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

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也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说，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学校实行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有8000个正规生，他们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发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有人说，从前肃反、三反时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但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么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就更大了。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会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我认为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我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在整风中表现是好的，以上意见完全是无骨头可挑的左派言论。但马老先生也在劫难逃，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书面发言。这篇文章登在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上，题为《新人口论》，共10个问题：（1）我国人口增殖太快；（2）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3）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4）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错误及其破产；（5）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6）不仅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7）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8）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9）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10）几点建议。完全是忧国忧民、利国利民的意见，怎么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受到批判呢？

这件事情的底牌是违背了“高指示”。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了如下一段话：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长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马寅初大概对毛泽东著作研究不够，一不留神在一个经济科学领域里踩响了一颗政治地雷。毛泽东正要在知识界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自己的至尊无上的权威，如何能容许这种挑战！于是，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大会上，理论打手陈伯达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突然点名说：“马老要做检讨。”定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从此开始了对马寅初的围攻。1959至1960年对马寅初的持续批判从北大扩展到了社会，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但马寅初没有屈服，他表示：“我虽年近八旬，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

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那些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投降。毛泽东的另一理论打手康生下达指示：“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老先生的批判进一步升级，1960年撤了他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由于不纳马寅初的忠言，及时采取控制人口的国策，中国至少多生了4亿人口，成为今天的沉重包袱。

主持中央统战部座谈会的李维汉，每隔两三天要向毛泽东及政治局常委做一次汇报，当李维汉汇报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时，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本想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赢得知识分子的心，逐步确立自己在知识界的思想领袖地位，如今他看到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是不同的，在中共党内高级领导人都把他看做是伟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的时候，罗隆基居然认为他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建立信仰，让他们崇拜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泽东决心要整倒一批“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用暴力树立自己的权威。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中，右派表现得坚决、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下了反右派的决心。继续组织座谈会，具有了“引蛇出洞”的性质，使整风运动中途变质，不再是诚心发动群众给执政党提意见，而是在提意见的群众中抓右派，整提意见的人。从而使共产党失大信于天下。

在1946年旧政协期间，民盟是作为第三党和共产党并肩战斗，与蒋介石国民党作斗争的。新中国成立前后，民盟在国统区乃至全国威信日益提高。经过冷眼观察，毛泽东认为，民盟的政治资本在增加。队伍在扩大，领袖人物的能量也比较大，有发展成为“反对党”的趋势。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反右派的战略部署，重头戏是打垮民盟，改组民盟。所以反右第一个战役就是围剿民盟。他发出的信号是：“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确。就民盟、农工的成员来说，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数人，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关于“章罗联盟”、“章”是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是老资格政治家，时任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罗”是罗隆基，早年留学美国，曾任清华、南开、西南联大教授，《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旧政协期间配合周恩来与蒋介石面折廷争，受到蒋介石和马歇尔的重视和拉拢，不为所动，坚持与共产党合作，为欧美派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森林工业部部长。章罗虽同为民盟副主席，但素来不睦，几至不能同堂议事，这是盟内人人皆知的事情。说他二人密谋反共，无人相信。但毛泽东“钦点”，就是要在民主党派中抓出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司令部来。章伯钧很快就看清了形势，他在家里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决国家的困难了。”御笔钦点，他要是不承认，毛泽东怎会善罢甘休。到了批斗会上章伯钧违心承认了“章罗联盟”，开始说是“思想联盟”，后来承认是“政治联盟”。罗隆基正在国外访问，6月21日回到昆明，看报纸知道了章伯钧的检讨，怒不可遏，连打三个长途电话给章家，责问：“我什么时候跟你结成‘联盟’？怎么联的？”章无言以对，说见面再谈。第二天罗隆基飞回北京，直奔章家，跟章伯钧从下午三点吵到六点，说：“我跟你思想分歧那么大，那会存在‘思想上的联盟’？我们之间，不光是没有组织上的联盟，就连思想上的联盟都压根儿不存在！”章伯钧痛苦地听训。临了，罗隆基说：“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你联盟，现在没有跟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跟你联盟！”说罢把一根手杖折为两截。罗隆基不承认是徒劳的，自有统战部领导民盟、农工左派，落实毛泽东的“钦点”，他们上下株连，广为罗织，编造了一个“章罗同盟”的反党司令部。到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在复查右派时才承认：“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因此，对过去因“章罗联盟”问题受牵连的地方组织和个人，一律作了解脱和改正。

一场反右派斗争，据20年后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对这个历史大冤案的善后处理，是在“两个凡是”阴云未消的1978年进行甄别的。高层决策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说：“毛主席说过，右派问题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说：“我们不是给右派平反，只是给划错了的右派改正。”

邓小平的机智为五十多万右派取得了平反的权利。为了绕过凡是派设置的障碍，平反不叫平反，叫改正。这年8月25日中发第55号《中共中央文件》说：

1957年，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见附件），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当时有些地区和部门未能完全按照文件规定办理，错划了一些人。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1957年中央规定的依据，凡符合划右派分子标准而定为右派的人，是摘掉他们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错划了的，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这样一来，对右派的甄别有两个等级：一曰摘帽，二曰改正。摘帽者是应当定为右派，因为个人表现好，或因党宽大为怀，摘掉右派帽子，在政治地位上仍是“摘帽右派”；“改正”者是压根儿就不该定为右派，从根本上搞错了，还给蒙冤者历史清白。甄别的结果，除了96人外，全部得到改正。未改正者占右派总数的万分之一点八，即一万个人里面不到二人。96个不予改正的右派，也已摘掉了帽子，但是决不能给他们改正。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摘帽右派5人，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彭文应、儲安平。他们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呢？

1957年5月21日章伯钧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过去，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处，就多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实现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开展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这就是被指为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头号“大右派”反党言论的核心部分。还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是所谓“轮流坐庄”，这本是程潜发言时上纲上线批章的话，不是章伯钧说的，大家重复来重复去就变成章伯钧的反党言论了。章伯钧提议“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无非是开放民主，扩大民主，并无恶意。通观其全篇发言，完全是共产党的诤友，绝无反党的意思。如果毛泽东能纳忠言，把自己设计的大跃进方案和人民公社方案交四个设计院论证一下，征求一下人大和政协的意见（按照宪法他本该这样做的），而人民代表大会像民主国家议会那样有权否定总统提交的议案，毛泽东完全可以避免犯那样全局性的、历史性的大错误，这两个大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彪炳功业、半世英名。

罗隆基在1857年5月22日的座谈会上发言，开头他说：“近有两个外国记者到我家去，让我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我说这次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是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发言的后，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建议：

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我以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1、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2、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放”和“鸣”之后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阂。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3、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当时受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中共党内多数均认为是“反党言论”，同仇敌忾。但在20年后，有胡耀邦领导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成了名副其实的“平反委员会”，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中共自己认识平反冤假错案的必要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由于毛泽东个人独裁。无法无天，以言代法，自1957年反右派以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他犯了全局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为了文过饰非，压制不同意见，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党内斗争，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这些罪名，和“右派分子”的罪名一样，没有法律上的界定，也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毛泽东一句话，省委第一书记一句话，各级第一把手一句话，就可把管辖任免的干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停职、罢官或送入监狱。1978年中央组织部统计，全国脱产干部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占17%，即289万人，到1982年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基本结束，实际得到平反的干部是300万人，经中央批准平反的重大冤假错案30万件。

陈仁炳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被定为右派的。据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

陈仁炳承认他是罗隆基反党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说，他从1947年起就靠拢了这一集团，1948年—1949年起完全参加了这个集团。1949年民盟召开四中全会，罗隆基提名他当选了中央委员。在那次会上，罗隆基打击史良等盟内进步人物，陈仁炳为罗隆基作打手。那时。罗隆基经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张东荪、费孝通、曾昭伦等在范朴斋家里开会研究策略。在1951年的民盟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仁炳和罗隆基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激烈反对民盟的阶级联盟性质，怕有非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进来。罗隆基和陈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过潘大逵的工作问题。初他们认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图南的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顺利，准备把他调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传部，继而一想中央宣传部已有曾昭伦，同时四川非常重要。罗隆基认为潘大逵在四川比总不在好，先抓一个副主委也好。此后，罗隆基、浦熙修到上海来，和陈仁炳都有密切来往。陈仁炳还说，他在罗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增高，同为他比彭文应更加“埋头苦干”。罗隆基原想把彭文应搞上一个上海市副市长的职位，后来又想改变以陈仁炳代替彭文应。。。。。。

陈仁炳又说：这个反党集团在上海的成员除他以外，还有彭文应、赵文壁、孙大雨、孙斯鸣、韩鸣等近二十人。他们的活动策略，是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的三种情况，即有职无权、外行领导内行和失业问题，到处挑拨，到处放火。

由此报道来看，陈仁炳并没有什么反党的言论和活动，完全是受了罗隆基的牵连。说陈仁炳1948-1949年靠拢罗隆基就是为了反党，实在是冤枉人。那时的陈仁炳正在演出自己人生中的壮烈的一幕。1948年5月，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学生在交通大学召开抗议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大会，指定几位左派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演讲人之一。大会有15000余人参加。上海国民党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特务。临开会时，其他几位演讲人为肃杀气氛所震慑逃避了，只有陈仁炳挺身而出跃上讲台，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演讲完毕，他被地下党掩护安排从后门离去。虽然当场没有被捕，但上了军统特务的暗杀名单，东躲西藏，直至1949年4月他转移到南京去才躲过这场劫难。

彭文应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介绍他的文章标题是《为章罗联盟打天下—彭文应是罗隆基的一等功臣》。他在大鸣大放中的主要言论如下：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忧，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道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经营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应没有什么过激的、出格的言论，早就应该摘帽和改正。然而他摘帽迟，至死未得到改正，其原因据说是他是“死硬派”的代表人物。彭文应是55万右派中唯一的一位拒不认错、抗拒到底、没做过一句检讨的人。他也绝口不提自己的光荣历史：1933年4月15日在王造时主编的《自由言论》第一卷第六期上，彭文应著文《剿匪呼？剿民呼？》公开抨击蒋介石对朱毛红军的围剿；三十年代，他慷慨解囊给周恩来去救赎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的共产党员，周总理对此一直念念不忘；他因支持上海学生的反蒋斗争，1848年5月初，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手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解放初，他积极协助军管会工作，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由于他拒不认错，生活陷入了窘境。他是以市政协常委的官方身份领工资的，每月180元（相当于司局级工资）。被撤市政协常委后生活断了来源。由于交不起房租迁出原来的宽敞住所，带着6个孩子（妻子在他被批斗时亡故）住进一间15平米的房子。后来家里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小女儿跪倒在他面前：“爸爸，为了女儿，你就承认下来吧。”市委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登门造访说：“你们家的门槛都给我踏坏了，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应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成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彭文应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上海市委统战部既有意照顾彭，为什么不能对这位“拗相公”再灵活一点？原来有毛泽东的面子问题。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彭文应的名，彭文应一句话不检讨，那就是毛泽东错了。毛泽东面子问题的重要性在千百万人的死活之上，毛泽东要错到底，彭文应要抗到底，悲剧就这样注定了。

在1957年6月1日的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器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位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解到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孓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党来考虑解决。

儲安平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说他代表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争天下，在全国大张鞑伐。民主人士向往开国时期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和衷共济的团结局面，这难道错了吗？说造成那种团结局面的毛泽东是伟大的，又说向往那种团结局面的儲安平是反动的，这不是拿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脸吗！

反右斗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摧残是毁灭性的。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有1500人在反右派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了此一生。22年后，又把这1500人全部平反，就是说这些思想敏锐、头角峥嵘的有为青年本来就不是右派。

特别令人扼腕的是有些风华正茂的学子被杀害了。

1958年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被绑赴刑场，临行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某劳改农场逃走被抓回处死。化学系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

中文系新闻专业1954级女生林昭，则是被惨杀的才俊之士的代表人物。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1949年就读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以后曾在《常州民报》当记者。1954年她以江苏省高分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为替打成右派的同学鸣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但她被送去劳动改造时，致信学校领导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

1968年4月1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难友丁芸女士记载了林昭的一次谈话：

我关押在这里，已经快八九年了。一提起我的案情，就要气愤，所谓罪名，都是强加到我头上的，完全是毫无法律根据的荒谬绝伦之事。1954年我在北大新闻系读书，在这座素称民主摇篮的高等学府里，我为北大《自由论坛》编过墙报，将鲁迅先生著作《伤逝》改编成话剧演出，为瞎子阿炳写了一部传记，我那时怀着多么大的信心，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些贡献啊。可是，到了1957年整风期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根据毛主席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向党提了一些意见，但是，真想不到这些由衷之言竟成了罪状，结果被押到劳改场所进行劳动教养。我因病保外就医，押回上海家中。嗣后，一批北大同学到我家里来探望我，并一起到打工妹咖啡馆聚谈，谈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情况，表示对《南共纲领》有较大的兴趣和赞同的看法，结果被人诬陷告密，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党活动，随后我又被捕了，不明不白地被判了20年，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这样，就成了一件不白之冤的冤案，然而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

就凭这些事情，1968年4月29日上午10时，对林昭一案重新审判，法庭就设在提篮桥监狱里，没有陪审员，没有律师，没有记者，更不准家属旁听，法官宣判：林昭由二十年徒刑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林昭没有哀号、没有恐惧，她当即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从容就义。

林昭被处决后，30日下午2时，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林昭家门前，有人呼叫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应声开门。来人说：“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母昏厥于室内。令范交了子弹费，询问：“尸体现存何处？”来人拒不回答，扬长而去。

1980年12月11日，随着全国右派的改正，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布为林昭平反。

2000年4月22日，林昭的亲友同学56人为她举行骨灰安葬仪式。墓地在苏州灵岩山南麓。墓碑后面刻有林昭1964年2月写下的遗言：“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