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

1958年10月25日凌晨3时，彭真给湖北省委打来电话，秘书长梅白接的。彭真说：“现在有个紧急通知，毛主席的专列将在明天即26日下午4时左右在湖北孝感站外岔道停车两三个小时。与15军座谈。任重和你参加，请通知廖冠贤同志；并要同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和一位生产队长、一名妇女代表座谈。任重和你参加，请告诉任重同志准备好。”梅白问：“谈什么内容？”彭真说：“毛主席对中央向湖北提的今年年产600亿斤粮食要摸个底，究竟能搞多少？”梅白立即向第一时间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作了报告。

26日下午，驻孝感的空降第15军政委廖冠贤周密部署了专列外围的警戒，与王任重，、梅白提前赶到孝感车站东段岔道迎接一号专列。毛泽东先接见廖冠贤和15军的领导干部。这时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和大队书记都来了，大家在外面等候。

送走廖冠贤等军队领导干向毛泽东汇报。部，叶子龙引导王任重等登上专列，进入一间宽敞的会议室。简短寒暄后，由梅白代表王任重（因王发低烧）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日子不好过，自己骗自己，这也许是下情不能上达。”梅白说：“彭真同志说主席对湖北年产600亿斤粮食要摸个底，允不允许讲真话？”

毛泽东说：“就是要你讲真话。”

梅白开始了他的讲真话的汇报：“我刚从我的家乡黄梅回来。在黄梅我秘密调查了60个生产队。在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4.2两粮食（注：中国市制计量单位，16两为一斤，相当于500克，一两相当于31.25克）。李家湾的支部书记说实话，平均每人每日4.4两。黄冈地委还要从黄冈调出40万斤粮食，老百姓就要饿肚皮。我提议取消这个决定，经姜一和任重同志同意停止了调粮。从调查情况看，我估计全省1958年能搞到200亿斤左右，至多220亿斤。”

毛泽东说：“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发热，决定一切呀！”然后伤感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梅白讲完，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说：“梅白同志说的符合我们孝感地区的实际情况。”

孝感县委书记王振民说：“高指标是中央压省委，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一级一级压出来的。”

这时被指定晋见主席的妇女代表晏桃香来了。由于连日夜战，她感冒了。一到专列前就打了个喷嚏。叶子龙怕她传染给主席，不让她上车，她说：“是组织通知我来的。”正在交涉，毛泽东看见了，说：“快让她上来。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少年也没有传染给我。来，小姑娘，请坐。”晏桃香怯生生地坐在毛泽东对面，主观上是想离主席远一点，别把感冒传染给他老人家。。不料刚坐下又打了一个大喷嚏，喷了毛泽东一脸。地方官员们面面相看，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脸都没擦，和颜悦色地说：“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能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这几句话，气氛顿时缓和了。

毛泽东问：“你怎么感冒了？”

晏桃香说：“报告主席。。。。。。”

毛泽东一摆手：“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接着说：“昨夜我开通宵夜车锄棉埂，天亮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之前我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三百瓦电灯，还有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满意。”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差十万八千里。”

“那你想如何办呢？”

“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毛泽东转向劳动模范官木生：“你就是官木生，是国计民生的‘生’啊！”

官木生说：“现在的生产指标，不造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压地委，地压县委，县压到我头上。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

毛泽东动了感情流着泪说：“你们要我实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们实事求是。我不该同意给湖北600亿斤的指标。600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任重，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

毛泽东又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同叶子龙说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呀！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这件事让晏桃香回家说了，全家都流了泪。

基层干部和群众离去了。毛泽东对省、地、县委书记们说：“多好的人民呀!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有句诗：“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然而毛泽东是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从1958年11月初到1959年6月，这8个月中他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1至27日）、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9日在武昌举行）、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海会议（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举行）等一系列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重大失误。每次会议，他都作基调性讲话。在这几次会议上。他的姿态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借用《纲鉴易知录》卷一对纣辛的评价）综合他在几次会上的讲话，其要点有五：

一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广大农民是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大跃进中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笔者按：这完全是伪造民意!这和毛泽东在孝感火车站说的‘对不起人民’。‘国有流亡愧此生’的话，简直是判若两人。）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做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私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决心固守的一道防线，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要在这条防线上与全党和全国人民作战。

二是“一个指头”的错误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

“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举起群众运动的盾牌，毛泽东就避开了自己的责任。“一个指头”的错误没有他的份儿！三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给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以指导，纠正他们“急急忙忙向前闯”所出现的偏差。

11月9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印发了他给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四级干部写的一封信，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号召大家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领导与会者读斯大林的书，边读边发议论说；“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这里批的是陈伯达。陈伯达主张产品调拨固然该批，但所谓“理论家”陈伯达是没有自己的理论观点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自己的灵魂的。他完全是靠刺探、揣摩毛泽东的意图，得先机之利，拉大旗做虎皮，在党内冒充先知先觉的。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的“左”倾冒进思想开始回头时，陈伯达按毛泽东原来的思路继续往前走，碰了个大钉子。其实，违背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主张产品调拨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他在80天前，即8月18日北戴河会议上说：“所有计划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省委书记调东西的“条子要灵”。

毛泽东又批评说：“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是把三级所有的界限模糊了？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又是毛泽东。他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一大二公”，所谓“一大二公”就是变生产队所有制为公社所有制。他钦定的公社宪法--《嵖岈山卫星公社章程》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这一交哪里还有什么“三级所有”呢？后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毛泽东掩饰公社化运动失败的一块遮羞布，队为基础公社就名存实亡了，但人民公社的牌子不摘。

四是他对强迫几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必要性作出解释。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3日武昌会议上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铁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几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愿意钓鱼就钓鱼，愿意画画就画画，愿意唱歌就唱歌，愿意跳舞就跳舞，怎么行呢？如果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他的这种新颖的思路，新颖的语言，当时在党内是很得彩头的。但如果冷静一想，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试问，1958年以后和以前，没有强制几千万人的大炼钢铁，哪里出现了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的荒谬现象呢？

毛泽东对吃饭不要钱情有独钟，在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20日）期间仍在提倡。12月7日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30年，人们都高兴这个制度。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想把公共食堂坚持下去，是一种政治上作秀。他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在毛泽东时代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掩盖和歪曲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生产和分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民仍然要参加劳动，而且这种劳动必须要有所收获，农民才可能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并无区别。粮食仍然是农民自己种出来的，收不到粮食就仍然没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也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粮食收获后，不再分配给个人，而是集中到食堂；各家各户不再起伙做饭，而是到食堂吃饭，农民付出了劳动，也就不存在“不要钱”即“白吃”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恩赐给农民饭吃，还是农民自己养活自己。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放了一炮，他综合自己在六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所见所闻，以他惯常的坦诚和直率在会上发言：“大家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后果不光是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训练，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担心彭德怀的意见影响别人，急忙插话表态：“德怀同志，你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一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我看仅仅是枝节问题，仅仅是下面同志贯彻不力的问题。”

彭德怀忙声明：“主席，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你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才这样讲，我应该讲。”

毛泽东微微一笑：“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

洞察幽微的周恩来会后找彭德怀个别交谈：“彭总，我们都是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了，如今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都要随之转变过来。主席不是多次讲过，要树立党的威信和对待两种崇拜观点的问题嘛，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娴于辞令的周恩来这番话的要害是“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按照中共党内的语言习惯，中央政治局的“班长”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怕彭德怀闯祸，也怕这位忠心耿耿的老将吃亏，作此善意的提醒。

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对总理的话理解了，但回了一句：“我认为还是少讲些崇拜，多讲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稍顿，又说：“总理，我是个臭嘴媳妇，免不了有失公公婆婆体面的时候，请主席和总理海涵。”

辞别周恩来，彭德怀回北京处理西藏叛乱问题。从1959年4月26日至6月13日，他率领军事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虽是出国访问，但国内形势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故乡之行的见闻给他脑海打上的烙印太深了。无论是坐在飞机上，还是坐在火车上，一闭眼就回到了湖南。。。。

那是1958年12月16日，彭德怀元帅在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穿一身青呢子服，圆口布鞋，全然是乡下老倌模样。在湘潭县乌石公社，那是元帅的家乡。彭元帅到来的消息传遍村村寨寨，乡亲们沸腾了。

按照接待中央首长视察的规矩，先把彭德怀请到公社办公室，由公社领导人汇报。当公社书记谈到他们的“小、土、群”炼出了640多吨钢时，彭德怀追问：“是怎么炼的？”

公社书记说：“为保钢铁元帅上马，我们是不惜血本的，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配，青壮男女齐上阵，县里还从外地调来劳力支援。燃料主要靠砍伐森林，还拆了一部分房子，挖了一些坟墓。。。。。”

听到此处，彭德怀火了：“砍森林，拆房子，挖祖坟，砸锅炼铁，真算得是天下奇迹，哪朝哪代见过？”

公社书记吓了一大跳。

彭德怀又耐着性子询问粮食的产量。公社书记说：“今年是大丰收，亩产上千斤的队不少。”彭德怀接住话茬：“附近有没有千斤队？”答复是“吴公塘就是个千斤队。”彭总叫把生产队长找来。队长听说公社书记汇报时碰了钉子，先就有些胆怯，支支吾吾地回答彭老总的问话说：“亩产怕会有。。。。。。千把斤。”彭元帅笑了：“一队之长，连本队产量数字到现在还无得底，不太好吧。”队长说：“劳动力都炼钢铁去了，忙不过来，收回的谷推在禾坪至今无晒，还有几丘田收都无收。”彭德怀一听，明白了，说道：“你领我到无收的田里看看。”队长带路，来到一片禾叶枯焦的稻田，彭德怀数了数一丘田的褐篼数，又蹲下拔出数了数棵树，然后对跟随的干部说：“你们看，禾篼这么小，种得这么浅，能有上千斤的产量吗》我那时候在家作田，一亩田收上500斤就算好禾咧！”有人低声插话说：“现在的产量都是喊出来的。”彭德怀接着说：“我近看了很多地方，都说亩产上千上万，我就不信那一套！你们是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鬼话了吧？说假话，吹牛，无一点好处，既害国家又害百姓。”

回到村里，彭德怀被少年时代的伙伴拉到了幸福院。彭总进了幸福院，见锅灶正在冒烟，上前接口锅盖，见是一大锅野菜，几粒米上下翻滚着。他黑着脸，坐在灶旁一个小凳上不说话。

彭德怀盯着这位老伙伴蜡黄浮肿的脸，说：“我看看锅里，看看你们的脸色就明白了。你们这名字好听：幸福院，饭都吃不饱算什么幸福院？”

这里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三场孤寡老人都围了上来，其中有几个老红军挨着彭总坐下。附近的群众闻讯也来了，屋里屋外都站满了人。

“彭总啊！”一位老红军说：“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的人，只要是共产党的话就听就信。共产党说办公共食堂，吃饭包起来，乡亲们就把什么都拿出来了。现在，搞成这样子，每人每天二三两米，毛主席知道吗？”

一个抱着娃娃的老婆婆说：“年轻人可以勒勒肚子，老年人可以咬咬牙，娃娃们咧，他们忍不住饥，要叫哇！”

彭德怀上前看看这个孩子，骨瘦如柴，头显得特别大，不禁掉下眼泪来。脑子一闪，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饿死的小弟弟，想起了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弟弟出去讨饭的情景。可那时候，还能讨回一些剩饭，记得多一次讨回了三升米，如今到处是揭不开锅的公共食堂，讨饭都没处去要。32年前，因为贫困，因为没饭吃，领着穷人造了反，那是平江起义，南征北战。如今打下了天下，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自己被封为元帅，可家乡成了这个样，对不起父老乡亲啊！这样下去，江山能稳吗？正是这种江山不稳的责任感促使他在上海会议放炮，在庐山会议上书。

“老彭啊，你回来就好了，快给我们出个主意吧！天灾我们能对付，现在兴的那些规矩，都说是毛主席叫这么办，我就不信，改一改不行吗？”

又有人说：“别的地方不是一亩十几万斤稻谷吗？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动员他们支援一下我们嘛！”

彭德怀苦笑：“你们这里报纸上登的不也是亩产万斤吗？”

“那才是哄鬼的！一万斤，在地上铺一层要占多少地？”在场的人愤愤然。

“万把斤哄鬼，十几万斤就是真的吗？”这算是彭德怀对那位要从别处调拨粮食支援湘潭的答复。

大家不说话了，有的叹气，有的掉泪。

“老彭，你说为啥子搞成这样？”

“老彭，这里的事毛主席知道吗？”

彭德怀说：“毛主席派我来，就是叫我了解真实情况，我要向毛主席报告的。”

离开乌石，彭德怀又去了韶山，那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周小舟悄悄告诉他，这个大队吃了“偏饭”（意思是省里给了特殊的照顾），1958年也只增产14%。彭德怀看到，韶山的百姓在食堂也吃不饱饭，苦不堪言。

1958年12月21日，彭德怀到了平江。这是他领导平江起义的地方。对于军事统帅来说，这比家乡还亲。平江县委的王书记跟这位平江人引为骄傲的彭元帅说了实话。彭德怀掏出小本，一一记下。

“平江1958年开始大跃进。九月，将953个高级社合并为15个人民公社。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砸烂千家万户的锅灶，城乡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根据大跃进的精神，全县提出‘212’的口号（即稻谷亩产2000斤，红薯亩产10000斤，人均收入200元）同时提出40天大办工业的口号，到年底建国营工厂23个，由手工业社组扩建的集体工厂128个，国家对县里的工业投资469万元，添置各种机器设备110多台套，但由于土法上马，追求高指标，不顾质量，产品大部报废。根本不能用。全县为支援大炼钢铁，发动10万劳力上山砍树烧炭50万担，烧掉木材10500立方米，另砍木材50多万立方米。毁掉的林木，超过15个正常年景的生长量。粮食亩产高的800斤，年景本来不错，但丰产不丰收，壮劳力都被调上山烧炭，炼钢，许多庄家没有收回来，烂在地里。因为虚报了产量，上面征购征调的多，全县年人均原粮（带壳的稻谷）274斤，大家吃不饱，还得继续苦战，继续跃进。”

年底，彭德怀到了株洲，恰与薄一波相遇。谈起经济形势，心直口快的彭德怀把在湖南的所见所闻，都对薄一波讲了。彭德怀说，：“上个月武昌会议时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食数字时，谭老板（指谭震林）的报告，建议公布数字可定为10500亿斤，我就不赞成；又有的同志说粮食有9000亿斤，哪有那么多！后头谭老板问我：‘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你说怎么办？’我说：‘公布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7500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彭德怀迟疑了一下，又说：“今年征购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农村会饿死人的。这是我担心的事情。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一波同志，你给中央打个电报吧。”薄一波对彭总说的情况深有同感。但他1953年财经会议被整，1957年跟周恩来一起反冒进又挨了批评，觉得自己说话，主席不一定会听。或许联系以前的事又批一顿。转念至此，就说：“彭总，还是你来打这个电报，可能会引起主席的重视。”彭德怀说：“好，请你写吧。”于是由薄一波起草，彭德怀签名，给中央发了电报，建议统购粮减少300亿斤。

彭德怀在上海会议放了一炮就出国访问去了。1959年4月2日至5日，会议转成了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议作出了1959年“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宏伟计划”，钢产量1800万吨，粮产量10500亿斤。

会议进行中，每天晚上有舞会、电影、戏曲等文艺节目。一天晚上，演出湘剧《生死牌》，因为是家乡戏，毛泽东专门去看了。演的是明朝的海瑞，秉公断案，大义凛然的清官戏。从剧场回到华山路1235号别墅，毛泽东即吩咐秘书借一部《明史》来。这天晚上，他专心阅读了《明史》中的《海瑞传》。

4月5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工作方法16条。但旁征博引，议论纵横，极有吸引力。他号召各级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毛泽东扫视会场，双目如电，接着说：“现在党内说假话成风，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看风转舵，风（看风）马（拍马）牛（吹牛）盛行。要学习海瑞。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批评嘉靖皇帝说：‘嘉靖，加价皆净也。’还把这话写进上疏里。后来他被送进了监狱。有一天，牢头给他端了酒菜来，他刚刚吃下去，从牢头嘴里知道嘉靖已经死了，便嚎啕大哭起来，把刚吃下去的东西又吐出来了。可见，海瑞虽然对嘉靖批评得很厉害，但他对嘉靖还是忠心耿耿。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要像海瑞那样，做到五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用右手举起《海瑞传》说：“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大家可以学习这本书，尤其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更应该学习海瑞精神。我送了《民生·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上，然后又捡起了看一看，又丢到地上，然后又捡起了，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但终究把他送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回答：看了。）”

海瑞（1514-1587）明嘉靖举人。嘉靖45年（1566年）上疏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很生气。吩咐侍臣，看住海瑞，别叫他跑了。侍臣回奏说：“海瑞上表前，连棺材都买好了，打发走了家中僮仆，与妻子行了告别礼，现独居一室，就等万岁爷抓他杀头了。”海瑞坐牢半年，嘉靖死，新皇帝隆庆继位，赦免海瑞。隆庆三年，任命海瑞为应天巡抚。海瑞为民做主，抑制豪强，被誉为“海青天”。

会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急急忙忙赶回北京，找到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向吴晗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两篇介绍海瑞的文章。吴晗对毛泽东素来敬重。1948年他出版《朱元璋传》特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选集》出版后，毛也曾亲笔题款向吴晗赠书。这些文字交往使吴晗对毛泽东的信赖无半点保留。听完胡乔木的传达，吴晗说：“主席号召宣传海瑞，我义不容辞而且尽快交卷。”1959年6月15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谈海瑞》；第二天，他又用笔名刘勉之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这时候，彭德怀还没有罢官。1960年底，他又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请，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演出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奉命做事的吴晗，万万没有想到《海瑞罢官》导致他家破人亡。此是后话，按下慢表。

历史人物海瑞，被毛泽东一鼓吹，在中国文化历史领域活跃了十来年。开头是被歌颂，后来又受批判。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动机何在？是真希望有人上书提意见，批评当今皇帝，还是钓鱼？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是钓鱼。但是他初要钓的不止是彭德怀，还有周恩来、据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上将在军队系统传达：“后人写了海瑞传，叫做‘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风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定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这一谈话很有深意。他在鼓动周恩来对他“大胆批评”。他深知所谓“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三面红旗是错误的，造成了目前的严重困难局面。1956-1957年周恩来反冒进是正确的，对周恩来的批评和整治是错误的，周恩来一定不服。一定有话要说。他认为在核心领导层，刘少奇已经在反高饶斗争中被制服，朱老总是个招牌，挂不起帅来；只有周恩来，在国际威望、国内威望、党内追随者等等方面，都有资格出来挂帅与他抗衡，批判和清算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斗争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要因势利导，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先发制人。这些年毛泽东读《三国志》，研究曹操，研究司马懿，他心中的丘壑机关越来越深不可测了。在几次中央全会上，他见周恩来态度含蓄深沉，于是打出海瑞这张牌，以观动静。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败象渐露的时候辞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前夕，4月15日，毛泽东召开第十六次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他对下届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做了说明。他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说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合适。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

毛泽东这个讲话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把刘少奇推出来当国家主席，同时也把国家的巨大危机叫刘少奇背上。因为，知道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务的”。大跃进原来毛泽东亲自担任“政治设计院院长”，带领六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代替了国务院的工作，他实际上是国家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被排除在领导决策核心之外。至于具体工作，他管到了农业社发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级社升高级社，管到了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化，管到了种庄稼要深翻七尺（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七册第506页）；工业上他管到了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管到了钢铁元帅升帐，管到了亲自下达指标钢产量1070万吨、如今把农业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文教搞乱了，全国都乱了套，他说他没管具体事务，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刘少奇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高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毛泽东从此在形式上退居二线。

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才逐渐恢复工作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举行。会前并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快散会了，3月2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信函，与陈云一起飞抵郑州参与讨论毛泽东的会议总结和《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草稿。

4月30日。周恩来接到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通知。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发言说：“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形势很好，但产量指标搞高了，打被动战。总想知道一点，摸不到底，心情有些苦闷、不安。去年定的1959年敢的生产指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上海会议和人大又把指标提出，还是问题。要注意党在国内外的威信，向党提出的东西，自己没有把握，不能泄气，要想办法，情况让大家了解后，大家想办法，共同努力。”这番话道出了大跃进以来周恩来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的苦闷和彷徨。

5月11日，周恩来出席政治局会议，会上，陈云建议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关于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1958年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1959年4月上海会议降至1650万吨。周恩来支持陈云的意见，建议降至1300万吨。并发言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周恩来还建议由他会同八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后确定。

5月16日。周恩来约八位副总理谈话，建议在20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的重点地区视察，六月十五日左右返回北京。他还郑重其事地向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报告：“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问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经济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除此以外，对市场供应，农业生产等问题也就近进行一些了解。”这是大跃进以来周恩来第一次管工业，管钢铁生产。一个国家总理过问一下钢铁生产情况，本是份内工作，却要如此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扭曲了的领导体制所造成的。中央经济小组组长是陈云，副组长是谭震林，按毛泽东1958年6月10日所说“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的规定，中央经济小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位在国务院之上，所以，总理、副总理的调研结果，是“以求实现中央经济小组的要求”。而总理去过问一下钢铁生产，要事先向总书记报告，否则就有擅权、越位之嫌。1959年5月23日周恩来出发到河北天津、邯郸、石家庄等地视察，6月1日致信邓小平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来天津8天的工作情况。明确地对干部和群众讲去年农业确实大丰收、大跃进，但由于一时吃多、用多、花多了，今年才出现一时，一部分物资不足的现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且彻底地讲增产节约是大跃进中的两条腿走路，这是结合生产和消费、结合局部和全面、结合今天和明天的必不可少的积极的绝非消极的方针。9月13日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采纳了周恩来、陈云的意见，确定1958年钢的指标为1300万吨。1958年10月25至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继续跃进”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没有参加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破例没有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只作了《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的报告；而会议主题—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是由计委主任李富春作的。直至1960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十年总结》的讲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时，才给周恩来恢复名誉，并破例地请周恩来谈农业方面的问题。这之后，周恩来才负起总理责任，把国民经济全面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