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共产主义地狱（上）

就在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宣告“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以后的四年里，发生了饿死3755万人的人间悲剧，这是人类历史上时间长、规模大、为害烈的一次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毛泽东亲自设计、亲自领导建造的共产主义天堂，变成了人间地狱。本章史料取自互联网，笔者做了一些去粗取精的整理，所有的典型案例，必具姓名、地点、时间三大要素，都是身当其时、身经其事的人留给后世的信史。

大跃进实际分成两次。第一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1958年底就陆续发现了大跃进问题严重如能及时纠“左”转弯子，也就是饿死几百万人。庐山会议后，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毛泽东在全党发动反右倾运动，然后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这二次跃进作孽大，时间长达一年多，就是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底。第二次跃进又失败了，粮食产量更低了。

1958年9月3日，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在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3700亿斤，增到7000几百亿斤。。。。。。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10000亿斤。”这个牛虽然是在国内吹的，但外电纷纷报道，早已传遍世界。春种秋收。突然各省说交不出预期的粮食来，这下毛泽东急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亲自拟稿于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全国，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仓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凡教育必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毛泽东用“坚决”修饰教育运动，有深意存焉！怎么“坚决”法，他不明说，给下级干部留下了充分地想像发挥的空间。以“坚决的教育运动”为手段“反瞒仓私分”，把农民的口粮挖上来，是大规模死人的主要原因。

河南省1958年秋收有50%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1959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195亿斤，省委书记吴芝圃却按各地委虚报的450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的伟大，将当年产量的75亿斤交了国家。

信阳地区1959年实际产粮食40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83亿斤。省里要征购9.6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报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10.4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掠夺而去，平均只剩下100多斤口粮，仅够食用4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还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

据原信阳行政公署专员、党委副书记张树藩回忆：

1959年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要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地委书记）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量）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语，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经把我定为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兴县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的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季刚完，许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的现象。很多石头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还在召开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有大问题。于是我就到下面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其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经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的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到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围着许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面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是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3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的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边缘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尚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的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产包工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帐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数县农村工作部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福鸿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

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和我一样（被撤职）了吗？过来谈话也好嘛。与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时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说怎么半个月四个老人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还对我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留一会儿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的掉了眼泪。接着我又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人饿死都没有人埋。

张树藩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在他还当专员的时候，派他到遂平县反瞒产，挖粮食，他开仓放粮，遂平县在1958年秋天没饿死人。十月他被罢了官遂平就开始饿死人了。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只保护谎报产量、残害百姓的干部，却不保护张树藩这样的好干部。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解决的教育运动”的精神，我们看看信阳专区的干部是怎样“坚决”地整治农民的。在潢川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演出《刘介梅》的戏，批评农民“忘本”，以体现“教育”；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主持，在会上斗真了60多人，并从监狱中提出4人公开审判，威胁群众。但到会6000代表，都是面黄肌瘦的农民，其中有40%患浮肿病。在当天的大会上，就饿死一个人，抬走尸体后继续开会反瞒产，以体现“坚决”。会议结束后，又有19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这样的大会各县都开，固始县就开了40次。固始县在郭陆滩公社开了三次万人大会，第一次要每人带5斤粮向大会献礼。粮食搞光了。第二次要每人带鸡、鸭、鹅、猪向大会献礼，家畜搞光了。第三次要每人带其他东西向大会献礼，结果，大门的铜环、破衣服、棉被等稍微值一点钱的东西都交给了大会。有四个农民，在会上被逼把身上的破棉袄的旧棉絮挖出来上交。

1959年11月8日，光山县槐店公社梨树大队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认为“有粮不交”，为“教育”群众，大队干部派民兵把徐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六天后死去。徐传正一家六口随后全部饿死。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粮不交，遭到毒打，五天后死去。晏妻黄秀英给孩子们偷炒麦子吃被发现，开群众大会批斗，会后捆绑起来，11月天气，往身上泼冷水，被折磨致死。家中留下5个孩子，除14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个小的被活活饿死。有多少农民被这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教育得家破人亡啊！

据原遂平县委副书记嵖岈山卫星公社创始人娄本耀回忆：大约在（1959年）11月中旬，我在医院接到刘班庄群众一封来信，信上写道：娄书记，俺庄已经死了62口人，外出跑到黄河北的有几十口子，剩下的人只有一口气，你快来吧，晚了就见不到俺们的面了。我大吃一惊，摇摇晃晃地出了医院，到县委找到办公室秘书赵文亮和通信员徐文堂，由他俩架着我向刘班庄走去。天下着大雪，路很不好走。我们一口气走到八里杨的场地里，准备靠到麦秸垛上休息一会儿，忽然发现麦秸垛下有个死人。我们也顾不上休息了，就一口气赶到刘班庄，时间是下午五点多钟，天已经灰灰的了。我们走到村西头两间西屋，见当门处坐了一个妇女，脸肿得小盆子一样，吓人，眼睛肿成一条线，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有吃饭了，饿得很。再一看，她家三个小孩全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禾棍。床头还有一个老头，剩下一口气。我又走进堂屋，门开着，全家四口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下饿死两个，屋里冷冷清清的。我们就去找队长，队长是个女的，出家门时脸红扑扑的，家里两个孩子活蹦乱跳的哩。我到乡造纸厂，找到了魏厂长，想让他弄点粮食给老百姓吃，魏厂长作难地说，厂里也没吃的了，十几个男女工人都饿跑逑了。我打电话找到公社书记魏祖提，让他找几个人。把村南头几间屋子打扫一下，把村上所有浮肿病人都背到那里去治。我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又继续往西走，先是到酒流村，一打听，村里死了九口人。又走到小岗村，一问村里死了十口，又走到一个村，村里死了三口。我们连夜走到关帝庙，见到公社书记别守志。别守志介绍说，苗庄饿死厉害，十室九空。我们三个人就急忙往苗庄赶，走到苗庄东地碰上公社妇联主任陆桂英。我问她干啥去了。她说去苗庄安排群众生活了。我问她安排的咋样？她说有吃有喝，一天三顿饭，顿顿有菜吃，我说我得去看看。她慌忙劝阻说，时间晚了，别去了。我没听她的，和小赵、小徐一直奔了苗庄。苗庄很静，连声狗叫都没有了，狗都没有力气叫了。月光冷冰冰的，雪仍在不停地下。走着走着碰到一个光屁股小孩，在雪地尿泡。我问他队长家在哪儿住？小家伙说往东走第三个门就是哩。我找到队长家，队长叫苗长富，49岁，说：“我身体不好，没上河工，你看我这腿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着呜呜大哭起来。我一问，村上百十人口，已经饿死20多口了；全村200多亩地。全年打五万斤粮食，可今年一下子就征购了十万斤，村里连块红薯都上交顶任务数了。苗队长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逑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早就开始吃红薯秧子了，又苦又涩，人在8月份就浮肿了，小孩饿得到地里拾豆子吃，天天拉稀，社里还在反瞒产，挖粮食。”我连夜赶回公社和别守志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生长在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康健，毕业于嵖岈山高中，曾在北京某部队当兵。复员后在驻马店地区宣传部、报社工作，以其亲身经历以及不懈地调查、采访，写了一部反映家乡在这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纪实著作《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1998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下面是本书的片段摘录：

12个活蹦乱跳、天真可爱的娃娃，把张庄村闹腾得分外热闹。一向贫困的张庄村解放以后，村民的日子逐渐富裕了，山外的姑娘争着往张庄跑，把张庄的光棍汉们乐得合不拢嘴。新媳妇一过门，不出一年都养出一个白胖胖的娃娃，把个打扮的花团锦簇的娃娃往外一抱，全村上下生动活泼。老人们擦着喜泪说：“托共产党、毛主席老人家的福啊，张庄人丁兴旺。”可是，一入这年（1959年）冬天，12个娃娃再也出不了门，村里不见了娃娃们的笑声、闹声，娃娃们都被饿得坐在家里站不起来了、生产队会计苏全明把娃娃们的口粮减少一半。每顿只给孩子们半勺饭。这半勺饭也是清水煮红薯叶，放了一点盐。娃娃们饿得哇哇直哭，在地上爬来爬去找东西吃。抓着草根，吃；抓着草虫，吃。。。。看着娃娃们饥不择食的饿相，大人们的眼泪往肚里流。村东头的小强吃了糠，几天拉不出屎来，他连拉屎的气力也没有了，疼得哭爹叫娘，后活活地憋死了。村后的毛旦瘦得只剩下一根筋，临死时嘴里吞了一把黄土。。。。。12个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个月里死了8个，剩下4个也骨瘦如柴，奄奄一息。

这一年的爆竹声没有了，人们出门拜年问好声没有了，村村都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唯有风雪扑向原野。这就是1960年的春节。雪原上艰难地蠕动着几个人，张吴楼大队民兵营长董运秀背着老套筒枪，押着一根绳子拴着的6个人，向大队走去。这六个人都已经浑身浮肿。脚步蹒跚，随时有倒下的可能。他们全都因为偷吃了大食堂的菜，而被民兵营长董运秀抓住狠狠打了一顿，押送大队听候发落。走着走着，高秀亭一头栽倒在雪地，嘴急急地地吞着雪。董运秀走过去给了他一枪托，骂道：“还叫你吃。”拉他起来时，高秀亭嘴里含着雪，人已经硬了。这五个人被押到大队，关在房子里，董运秀锁上门扬长而去。等几天以后，干部们把门打开，五个人全部硬邦邦地倒在地上，有的嘴里塞满麦秸，有的嘴里塞满棉袄中的破套子，有的满嘴是黄土。遂平一中退休教师魏玉超回忆说：“我在韩楼住队，看到一个富裕中农老头，饿急了眼，把队里的羊偷杀了，煮到半生不熟时，让民兵营长碰上了，当场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住，挂到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把老头用绳子往树上一吊，不管了。从上午一直挂到夜里。老头不停地惨叫：‘我活不成了，救救我吧。’我不忍心，说：‘把人放下来吧，人快吊死了。’民兵营长蛮横的说：“这事你别管，死了与你无关。”夜里，老头被吊死了。民兵营长派人用绳子拉到河坡里，在死人身上堆了点麦秸，一把火烧了起来。”

1960年春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然而，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90%的人是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要求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许收留农村来的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大人之所以有恃无恐骄横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一件为得意也具资本的功劳：他治下的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经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路宪文还怕个鸟？！

（揭盖子以后）据中共河南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100多万人！这是何等令人发指的暴虐啊！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十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饿死8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饿死10万人的新蔡县，至今还在贫困线上挣扎。

人民公社的发祥地----嵖岈山人民公社仅4万人，三个月期间就饿死了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竟达12000人之多。

河南省饿死200万人（比较准确的统计是293万人）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扒毁民房160多万间。

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有的年轻人想当然地不相信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过那样一场大饥荒。认为那是“右派学者”编造谎言诋毁毛主席。他们振振有词地叫板，要求列出一个名单来。认为中国没有一个村子能提供这样一个名单。

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与他的父亲吴永宽一起，收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2004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了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黑暗、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以下是隽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碑文

1959年我刚满15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叙不完的苦。那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得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还有吴德桐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几个人把他活活地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我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受到队长吴永寿的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11月3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我那时候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任务无法上学，连病都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

1959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12000斤，豆类3500斤，上述这些油料、棉花全部上交到国库，其中夏季小麦每人提留30斤，秋季水稻提留30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可是后来搞起了反瞒产，把收的粮食全部交到国库还不罢休，说还有好多粮食（要）交出来，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那个时间仍然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面找野菜和刮树皮吃，到了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120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70多人。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中共中央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也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的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吴永宽2004年4月

名单

1959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园子小队120人中有72人饿死。

死者姓名性别现家属姓名死者与家属关系备注1李兴奎男李传如祖父

2吴德勤男吴永富、吴永炳父亲

3吴永厚男吴向发父亲4吴根林男吴向发弟弟5吴二毛女吴向发妹妹6吴德荣男吴向能祖父7吴德金男吴永宽父亲8吴德才男吴永宽三叔9吴老友男吴永金三弟10余才运男余思礼祖父11余黄氏女余思礼祖母12余敦山男余思礼父亲

13余思义男余思礼二哥

14余思信男余思礼弟弟15吴冯氏女吴向明祖母16吴永应男吴向明父亲17吴小油女吴向明妹妹

18吴二孩男吴向明弟弟19吴三孩男吴向明弟弟20李成奎男李福寿父亲21李王氏女李福寿母亲

22吴德润男吴永明父亲

23吴德桐男吴永明二叔

24吴永冠男吴永明大哥25吴少山男吴桂霞祖父26吴德炳男吴向军祖父

27冯长友男绝户

28冯小二男绝户

29冯云毛女绝户30杨世英女绝户31吴永昌男绝户32潘秀英女绝户

33吴小成男绝户

34吴二毛女绝户

35吴德立男绝户

36吴永恩男绝户37吴德刚男绝户38徐乃典男绝户39徐乃韶男绝户

40徐之太男绝户

41余敦海男绝户

42余陈氏女绝户

43余小富男绝户

44余自明男绝户

45王福汉男绝户

46李明奎男绝户

47李福喜男绝户

48李刘氏女绝户

49李小毛男绝户

50徐安义男绝户

51徐小照男绝户

52吴永清男绝户53吴小成男绝户54吴二娌女绝户55吴大孩男绝户56吴云毛女绝户57陈友来男绝户

58陈刘氏女绝户

59吴松山男绝户

60吴华厚男绝户

61吴王氏女绝户

62徐乃珍女绝户

63吴小油女绝户

64吴舍毛女绝户

65吴四毛女绝户‘

66吴向山男绝户67吴桂氏女绝户

68吴永才男绝户

69吴王氏女绝户

70吴永堂男绝户

71吴马氏女绝户

72吴向成男绝户

合计72人，分别在1959年农历10月，11月死去。

河南干部作风如此之坏，是反右倾、拔白旗的直接结果。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国的“反潘杨王事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纠集“左派”，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撤换了一大批具有老革命传统的、说实话办实事的好干部（包括不脱产的基层干部整了20多万人），把一批风（看风）马（拍马）牛（吹牛）干部提拔起来，是大跃进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是“左”倾路线下面的一个“好”干部的典型，是吴芝圃的爱将，也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多次表扬、向全国推广的第一个卫星公社就是路宪文抓出来的。农民深恶痛绝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不就是依靠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路宪文式的干部才得以在全国推行开吗！他在信阳地区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还真不是为了自己，就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产量不能动摇，否认1959年代产量不如1958年，就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他是在忠实地贯彻庐山会议的精神。不把粮食挖出来，怎么能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呢？让大城市的人饿饭，在城市如果饿死人那还得了吗！反正粮食不够吃，毛泽东为自己的面子又迟迟不批准进口粮食，总要有一部分人饿死。宁可农村饿死人，也要完成征购指标，支援城市，这是没写成文件的中央精神。路宪文是这一精神的忠实的铁杆执行者。

信阳事件曝光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下令逮捕路宪文和信阳地区16个县委第一书记和县长，撤职查办下面的干部983人，逮捕法办275人。吴芝圃将罪孽深重的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改成了死缓。就这样受处分的干部还是不服。杨守绩向省委申诉：“我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信阳事件的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边。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西屋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边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被查处的县委书记们不服是有道理的。他们执行的是省委的指示，不择手段地搜刮粮食是要完成省里压下来的高指标，他们是吴芝圃的替罪羊。吴芝圃执行的是北戴河会议精神、庐山会议精神，是毛泽东关于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从根本上说，饿死人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秦始皇”—空想加暴政的政治体制，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在救济灾民问题上，毛泽东的暴政连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济灾民、抚恤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个月降一级，晚报三个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免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返流民、设粥场施粥、发放衣物药品、修房补助、借发种子、以工代赈等等。在大跃进年代，今日的总督巡抚—第一书记和省长们以掩盖灾情（实为人祸）为第一要务。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个部门是负责关注救济饥荒、抚恤流亡的，关注的是饿死人以后如何使“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损失。因为饿死人的事传到外面去就是给“三面红旗”抹黑，给毛主席抹黑，而毛泽东的威信是高于一切的。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饿死人，另一方面各县的粮库里又都堆满了粮食（各省大体类此）。干部们干的事情不是开仓放赈而是封灾情，饿死人不报；开仓放赈的专员张树藩被撤职查办，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人祸所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河南信阳专区从邮局截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报灾求救的信件有10000多封；不是抚恤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村庄不许饥民逃荒和把逃到城镇的饥民抓起来。毛泽东建立起来至今受到维护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信阳事件惊动了北京。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1960年5月，董必武将两位处长的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常委，毛泽东看到报告批示定调子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又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责成讲“良心”的总理周恩来起草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来称之为“十二条”）。可见毛泽东知道信阳事件是党的农村政策出了问题，作出反革命定性的判断，是用阶级斗争掩盖路线错误。根据毛的批示，中共中央派出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为首的由几十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河南，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率领庞大的工作组下来了。中央工作组带来了毛泽东的指示，首先统一河南干部群众的思想，给信阳事件定调子，第二位的任务才是救济灾民。他们造舆论说信阳事件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漏网的地主、富农“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所造成的，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路宪文领导的遂平县出了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赞扬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然后，粮食产量放卫星，大炼钢铁、大办食堂、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瞒产，继续跃进，他们无一不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如今被中央工作组“点金成土”，这些“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好干部”一下子变成了“混进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漏网的地主、富农”。这种做法，有深义存焉。

在改组后的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中说：“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

“必须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这一补课任务是艰巨的，应该掌握以下几个重要环节：（1）正确认识信阳事件的性质，提高阶级觉悟，明确指导思想。（2）要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民主革命补课，同时，还要彻底反‘五风’，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3）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这一独具匠心的“理论创造”，要害是破除认为“信阳事件是我们党犯了错误”的观点，树立“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的复辟”的观点。这一破一立，使毛泽东这位饿死几千万人的罪魁祸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高扬阶级斗争的旗帜，再次成了人民的救星。

信阳地委的报告说：“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高潮已经出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斗争坏人坏事，彻底打倒阶级敌人，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舆论中心，街谈巷议，奔走相告。群众说：‘毛主席知道了，派干部来了。’‘真诚地回来了，老八路回来了！’有的群众对着毛主席像说：‘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就是说，整个领导信阳地区大跃进、公社化的是“假共产党”，现在来的这一拨工作组，才是真共产党。毛泽东接信阳地委报告如获至宝，于1960年12月31日批发全国：“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407页及注3）信阳报告转发全国，就是告诉各地。用阶级斗争掩盖“左”倾路线，巧妙地转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视线。信阳的经验和这两句“御批”使毛泽东瞒天过海，由这场大灾大难的罪魁祸首变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由此得到启发，后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四清运动”。

吴芝圃炮制信阳报告这一“功”，抵了饿死294万人的罪，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吴芝圃灰溜溜地坐在后排，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当着中央和各省大员的面作了一个不寻常的政治姿态，以他那湖南高腔喊道：“之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面来！”

这样，吴芝圃保住了中央委员，不久，调任中南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