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将军百战声名裂

在毛泽东和林彪逐渐决裂的过程中，林立果推波助澜起了重要作用。吴法宪说：“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并向下普遍传达，实际上把空军的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正因为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才能建立“联合舰队”；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周宇驰才能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空军内部建立14个秘密活动据点；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才草拟出《“571工程”纪要》，准备“实行暴力突变”以夺取全国政权；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密令林立果动用空军的兵器、火器，从轰炸机到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图谋杀害毛泽东；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指使林立果私调三叉戟飞机，妄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并在后仓皇北飞叛逃。

林彪对林立果是寄以厚望的。林立果的类似特务组织的那个小舰队也是在林彪的卵翼下形成的。林立果当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后，林彪向儿子面授机宜：“一员猛打猛冲的大将，充其量只有匹夫之勇，而成不了帅才。真正的帅才应该会组织人、指挥人、利用日。要做到这点，首先要笼络人。要得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

林立果按照乃父的指导行动起来了。首先抓人事，抓干部，抓队伍。空军军以上干部的提升，要由林立果代表林彪接见谈话。他在空军司令部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自任组长，成员有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刘世英、处长刘沛丰，副处长于新野，这是小舰队的雏形，

1970年5月2日晚，林彪破格召见周宇驰、王飞、于新野、刘沛丰和他们的妻子，看内部电影，并合影留念。这四名中下级干部当然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闲谈中林彪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周心领神会答道：“当然是立果领导我喽。”这次接见的意义是林彪批准了小舰队的成立。

第二天，小舰队第二号人物周宇驰召集受接见人员开会。他说：“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这一段文字是周宇驰亲笔，作为罪证留在人间。

林立果继续发展他的组织，调动各方面人才，先后加入进来的骨干分子有：上海空四军原政委江腾蛟、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武汉陆军某师政委关光烈、广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顾同舟、南京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四军组织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计划处处长郑兴和、广州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伯羽、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朱铁铮、空军司令部情报部副处长王永奎、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副处长许秀绪、空军司令部外事秘书兼英语翻译陈伦和、空军司令部管理局副处长兼汽车队队长王琢、南京空军司令部气象处副处长陈玺等。

年10月，林彪庐山受挫之后，要搞武的，联合舰队正式命名。某日，林立果约周宇驰、刘沛丰、王永奎、王琢、许秀绪等到毛家湾看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受了电影的启发，林立果提议：“我们的组织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从此，调研小组变成了联合舰队，又称小舰队。林立果的代号是康曼德（司令官的英文音译）。组织内部进行了分工：周宇驰是参谋长，协助林立果总管舰队事务；刘世英是办公室主任联系各方；刘沛丰负责空直机关和广州方向；于新野负责民航总局和杭州方向；李伟信负责上海方向、广州民航和外贸部门；程洪珍负责济南方向；刘沛丰和于新野共同负责成都、昆明方向；王永奎负责情报；许秀绪管理电信器材；郑兴和负责武器供应；陈伦和负责翻译；王琢保障用车。

林立果强调，组织原则是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个别做工作，不能同不清不白的人来往，看准了再打招呼，正面提高觉悟，不要轻易点破，先过渡到舰队外围，然后再加入舰队。活动原则是以北京为中心，兼顾沪穗，技术掩盖政治。上上下下都要保密，泄密者、动摇者、叛变者，严加制裁，要让他们掉脑袋、杀子绝孙。

年1月24日，毛泽东突然决定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叶群大为恐慌，叫林彪早拿主意。林彪集团内部有两大块，一个是以黄吴李邱等人为首的老字辈，这些人跟随林彪南征北战出生入死，都是亲信将领；但在毛林之间作出选择，他们顾虑多多，不敢冒险犯难。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黄永胜以下就更不行了。所以林彪虽有“反”意，始终没有和黄吴李邱说破。另一个是以林立果为首的小舰队成员，这些人中像周宇驰、王飞、李伟信、于新野等，是林彪集团的铁杆死硬派，是些小野心家，他们敢冒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拼个鱼死网破。在毛泽东步步紧逼之下，小舰队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叶群的秘书兼内勤王蓝多回忆说，她在叶群的枕边发现过一张被叶群一直保留的写着“与其坐以待毙，何若起而伐之”的纸条。（参见焦烨所著《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与林彪》，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版）这张纸条反映了当时林彪集团内部的主导思想。林彪曾对叶群说过：“一个权字，一个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夺权的代价要小小小，收获要大大大。时间要快快快。可是要找这样专诸的刺客也难难难。”这是林彪研究政变经得出的体会。（参见少华等人著《林彪的这一生》）只要能找到专诸那样的刺客，“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杀毛成功，就能把政权拿到手。那时再运用军委办事组这个现成的机构，整合军队，控制政局。政变的第一阶段，林彪靠儿子的小舰队，不动用黄吴李邱，自有他的道理。

3月21日至24日，在上海巨鹿路889号一幢日式楼房的地下室里，林立果接受父命，找上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起草了“武装起义计划”，林彪策划的武装政变进入了实施阶段。

林立果说：“现在首长（注：指林彪）接班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B-52（为毛泽东起的代号），实行武装起义。根据目前形势，要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首长叫先搞个计划。”他直视于新野，接着说：“这件事我已和首长谈过，就由你先写。”林立果把这个计划定名为《571工程纪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纪要》的核心杀毛夺权。说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大的封建暴君。”说与毛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何时动手？“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是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纪要》制定的策略是“打着B-52旗号打击B-52的力量。”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B-52就范”；或“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杀害毛泽东。

《571工程纪要》写成后，林彪、叶群看过没有？看过。据李伟信1971年10月13日交待：

“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自己夸耀说，林立果把计划和一本于新野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了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刘沛丰1971年8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睡觉，吃不消。”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的代号也全部要去了。”

3月31日夜。在上海新华路一幢小楼里，被林立果命名的“三国四方”会议正在进行。参加这次会黑会的有：“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林彪拟任命他为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未批准，说“此人不可重用”林就叫江在空军政治部当党委书记，行使政治部主任职权，但无军委主席的任命。江腾蛟升官受阻，对毛非常仇恨）。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上海，杭州，南京谓之“三国”，加上北京的江腾蛟，谓之“四方”。《“571工程”纪要》的第17页“实施要点”

里，记载着“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三姓即：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

会上议论了一阵形势。林立果提出要加强地面武装力量。“上海要成立一个教导队，对外用培训基层干部的名义，选一些可靠的人，多配汽车，机枪，增加机动能力，作为骨干力量。”

“人好办，地面武器不够怎么办？”王维国说。

江腾蛟说：“空军总部给你拨一点，你们想法自己生产一些。还可以把飞机上的枪炮改装成地面武器。飞机要进行攻击地面目标的训练，高炮要训练平射打地面目标。”

林立果说：“京、沪、杭是我们的根据地，上海是我们的大本营。今天定的各项任务要很快落实。从现在起一个月到半年以内，可能出现大的反复，我们要有应付反复的准备。以后，你们几个要互相支持，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由江政委拉总。咱们这个会议，就叫‘三国四方会议’。”

王维国回到上海空四军，立即组建了教导队，下有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12人。

选人的条件是身强力壮，身高1.70以上，老实服从，不要高干子弟，不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不要城市兵。班以上干部都由王维国审批。由小舰队成员蒋国璋统领教导队。组建起来以后驻在新华一村，这里的房子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时修建的。每人都配轻型冲锋枪和手枪，班有机枪，每个区队一辆卡车，两辆吉普。经常进行擒拿格斗和射击训练。政治上灌输“对林副主席、林副部长无限忠诚”，成立第一天每人发一本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强调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不许有丝毫怀疑和动摇。5月22日，组织全体队员宣誓，誓词如下：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林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拒绝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主持者是要教导队为林家父子效忠，为了掩人耳目，虚提了一句“永远忠于毛主席”，这成了反叛者欲达成目的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几年来林彪掀起的对毛崇拜的狂热，有的战士把毛的像章别在胸脯的皮肉上。没有军官敢下谋杀毛主席命令，没有士兵执行谋杀毛主席的命令。这是他们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林彪集团要闹乱子的蛛丝马迹。1971年8月15日他又南巡了。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劝说各路诸侯与林彪划清界限。8月16日，他到达武昌，停留了12天，于16日、17日、25日和27日先后找刘丰（武汉军区政委）、王新（河南军区司令员）、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谈话。他指名道姓批评了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他说：“我看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介绍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位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是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他还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8月28日专列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分别同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党政军负责人华国锋（华国锋是北京赶到武汉和长沙听毛泽东谈话的，兼有保卫毛的重任）、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当着各方面负责人的面，毛泽东点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一方面是叫丁、刘与黄永胜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是叫在座的其他的党政军领导人与丁、刘以及黄永胜等划清界限。毛泽东在长沙说的有分量的话是：“预计我于23日回京，15日至29日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会议上要端出林彪的错误，要增补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增补为副主席。”华国锋很快就把这个重要精神打电话告诉了周恩来。

月31日，毛泽东到南昌。在南昌，他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谈话两次。他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可见心里有鬼。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之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是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为林家办过一些事情的程世清要求向毛主席单独汇报。他揭发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庐山会议刚开，叶群找过他，告诉他坚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第二件是7月上旬周宇驰来南昌，将委托江南修造厂仿造的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第三件是林立衡过去来南昌在他家里住过，曾严肃地对他妻子说：“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毛泽东提高了警觉。

月3日零点，毛泽东从南昌到了杭州。他在专列上，召见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林立果指定的杭州的“头”，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一见陈励耘，毛严厉质问：“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你们空军有8个中央委员。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不敢仰视，狼狈不堪。毛泽东说：“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要求大家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谈到军队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几位大将（注：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羽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陈励耘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如五雷轰顶，哪里还敢执行小舰队的任务啊！

这时，躲在北戴河海滨别墅的林彪和叶群，千方百计地刺探毛泽东的南巡路线，在各地的行止时间，见了什么人，谈了什么话，以便选择动手的时机。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把毛泽东同华国锋、丁盛、刘兴元谈话的内容要点，于9月5日密报“联合舰队参谋长”周宇驰，周的电话记录达15页。6日下午，周驾直升机到北戴河，将记录交给林立果。林彪、叶群阅后，忧心如焚，当读到“毛主席要在8月23日回京。25日至29日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会议上要端出林彪的错误，要增补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增补为副主席”时，林彪气疯了，决心拼个鱼死网破。9月6日凌晨6时，陪外宾（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来武汉的李作鹏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密谈。当天返回北京。将刘丰密告毛泽东湖北谈话内容报告黄永胜，黄永胜用保密电话密报叶群。

9月7日，周宇驰驾机回京，向舰队成员下达林立果的“一级战备”命令。他首先找到江腾蛟，给江讲了形势的新发展，然后说：“先下手为强，很快就开三中全会，张春桥要当副主席；开人大，重建政府班子，首长的国防部长可能被拿掉，这样首长就被架空了，说不定被搞下台。就算首长能过关，他们把黄、吴、李、邱搞下去，我们再组织力量就困难多了。”

“怎么下手？”江腾蛟问。

“一组（注：管理毛泽东警卫和生活的班子在中南海被称为一组）现在正在杭州，很快要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是动手的好时机。”

尽管江腾蛟已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林彪的船上，尽管他对毛泽东充满了仇恨，事到临头，真叫他到上海去组织指挥刺杀毛泽东，他还是打怵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掩饰自己心脏的狂跳，尽量平静地说：“那就叫王维国干吧。“

周宇驰拿出了“舰队参谋长”的身份，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王维国太粗。”

“那合适呢？”

“我就是同江政委来商量这件事的。我们现在都是有进无退。要是别人上了台，你这个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还能当下去吗？”

周宇驰这一挑拨，江腾蛟又想起了毛泽东对他的终身判决：“此人不可重用。”不除掉毛泽东，没有我江腾蛟的出头之日。转念至此，他掐灭烟蒂，凶狠地说：“我去。”“江政委能亲自去，首长就放心了。你办成这件事，这可是开国元勋的功劳。事不宜迟，要去就快点去。”

毛泽东在汪庄住了一个星期，据汪东兴说：“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汪东兴午夜打电话给陈励耘安排专列转移事，陈励耘竟然“有事”，派秘书来见。这使汪东兴感到蹊跷。主席在杭州，作为地方大员，天字第一号的事情就是伺候主席，除非他得了急病不能来，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呢？这些情况促使毛泽东果断转移绍兴。10日13：40专列由绍兴返回。14：50进杭州站，15：35离开杭州，18：10就到了上海。

9月8日晚9时，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连夜飞回北京。林彪的手令用红铅笔写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从右向左竖写：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

在法庭上江腾蛟供认，9月8日晚林立果给他看了林彪的武装政变手令，他当即表示“坚决干”，并担任了在上海地区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第一线指挥。

9月10日，林立果、周宇驰又把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一封亲笔信交给王飞在“必要时”送给黄永胜。这封信没来得及送出被查获了。庭审时当场用幻灯投影出示了这封信的原文：“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信中的“有事时”，是他们搞政变的隐语。

林立果亲自向江腾蛟、王飞、胡萍、李伟信等传达林彪手令，研究行动计划。9月8日晚上11：30，他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林立果命令江腾蛟：“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林立果又为江腾蛟鼓劲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林彪）讲过，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油库，趁救火的乱劲上去干掉。”“再一个方案是，在专列行经上海与苏州之间时炸硕放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周宇驰（他是“联合舰队的参谋长”规定：江腾蛟的代号是“歼七”。江腾蛟与林立果约定：“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他离开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但江色厉内荏，迟迟其行，不到上海去。

毛泽东到上海，不下火车，住在专列上。汪东兴下令。当地的警卫部队一律撤到外围。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了中央警卫团的人。他带了100名精兵强将，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还特别在据专车150米的机场油库放了双岗。毛泽东令汪东兴打电话通知南京的许世友司令员立即来上海。11日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与王洪文一起被引到专列上与毛泽东见面。王洪文这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负有谋杀使命的王维国把手枪放在了汽车后备箱里，好像被识破了，不允许他接近火车。中午，毛泽东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和其他被找来谈话的人去吃饭，王洪文特意把王维国也拉去吃饭去了，一顿饭就吃了两个小时，王维国哪也不能去。

9月11日13：12，毛泽东下令，也不告诉立即发车，就在王维国他们在多种谋杀毛泽东的方案举棋不定、互相推诿的时候，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了上海沿津浦线疾驰。第一站就是苏州。硕放桥在苏州和无锡之间，小舰队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放都测量设计好了，他们是按毛泽东于9月23日返京组织实施的，一切都还没有到位，毛泽东的专列安然在桥上通过。18：35抵达南京，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月台上保卫专列通过。

过了南京就脱离了危险区域。毛泽东的专列于12日列车5点到达济南。停车50分钟。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值班室打了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接毛主席，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

1971年8月12日13：10，毛泽东的专列安抵丰台。饱经忧患的毛泽东，头脑一点儿也没有衰老。在斗争中还是那样敏锐机智、高人一筹。他安然回来了。因摸不清北京虚实，毛泽东先不进北京。他在车上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去，询问了北京情况，，说：“黑手后面还有黑手！”命令李德生从38军调一个师到北京南口待命。专列12日16：05到达北京站，在严密的保卫下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根据鲁珉在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出庭作证的证词：“9月11日晚约8时，江腾蛟和我到了北京西郊机场。林立果见到我们就说，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在硕放桥的第二次攻击，再不成让陈励耘派飞机炸火车。”林立果这时仍是按照毛泽东23日回京安排行刺计划的。

9月11日深夜，王维国打电话给周宇驰，代号、暗语也没用上，直白地说：“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在中午离开上海。”

林立果闻讯大哭：“首长（他称自己的父亲从来是叫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呀......”

在北戴河莲峰山96号别墅里，林彪闻讯脸色铁青，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像个泥雕木塑。

谋杀毛泽东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了、林彪决定实行第二个方案，带上黄、吴、叶、李、邱五个政治局委员，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江腾蛟在法庭供认，1971年8月12日晚上，他参加了周宇驰在空军学院一座小楼上布置南逃的秘密会议。在场的人有：周宇驰、于新野、王飞、他和李伟信。周宇驰说，明早8时，林彪将从北戴河乘飞机到广州沙堤机场；7时周宇驰先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前往广州。周宇驰要王飞和他在早晨6时到西郊机场。由王飞给黄永胜打电话，就说林彪找他到机场来，带黄永胜来后，再要他打电话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说林彪要到某地开个会，要他们来机场。周宇驰制定机上的警卫由江腾蛟负责。打算到广州以后，由林彪出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把问题揭开，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成了临时中央，林彪的声音群众都熟悉。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周宇驰作为“舰队参谋长”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他干了四件大事：1、命令胡萍准备五架飞机，配好机组人员。2、和广州顾同舟派来的人接头，要广州方面做好接机的准备，并在白云山准备好房子。3、把王飞、鲁珉、贺德全、刘世英、于新野、朱铁铮、郑兴和等召集在一起，研究确定了联合舰队南逃名单；4、令李伟信给上海的王维国打电话，通知他13日早晨有一架伊尔-18在上海着陆，让机上的警卫团二中队下机，空四军教导队和上海的联合舰队成员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

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在审判林彪反党集团作证时交代了为南逃广州安排8架飞机的情况。他说：这8架飞机是三叉戟256号和254号两架，伊尔18型703号和902号两架，安12型231号一架，安24型402号一架，云雀直升机两架。

林立果和他的姐姐林立衡对于父亲的政治出路有一场争论。林立果说：“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割据局面，到广州另立政府；下策是逃往苏联。”林立衡三条都不赞成，她提出：“父亲能不能像朱老总那样，靠边站，什么也不管。”林立果说：“他只能是刘少奇的结局。像咱们老头子那身体，住三个月监狱就得死。”

林立衡很关注家里的动向。9月12日下午3点，叶群让林立衡和男朋友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让父亲高兴一下。”林立衡顺从了。晚上8点在96号楼放映室放映香港电影《假少爷》和《甜甜蜜蜜》。把不执勤的警卫、服务人员都吸引到那里去了。林立衡和未婚夫也在那里看，8点10分，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了，背着手枪，献给姐夫一束鲜花作为祝福。然后，林立果就到林彪房间里去了。林立衡悄悄出来，发现情况有异，他们真的要跑，就决心向中央报告，阻止这个家庭的毁灭，挽救父亲的半世英名。

中央警卫团派出保卫林彪随驻在北戴河的是二大队的四个区队，共160余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由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大队长（编制相当于营，但干部配置的都比较高）姜作寿统领，林彪外出都是二大队执行保卫任务。林彪家人和他们熟了。

林立衡找到二大队值班室见到姜作寿，像正规军人那样向前一步说：“姜大队长，我有事报告。”姜大队长让她坐下，她也不坐，眼睛看着值班参谋等人。姜会意，把豆豆（即林立衡）带到隔壁一间空房子里，豆豆仍觉隔墙有耳，于是两人走出楼房，到一片空旷的小树林里。

“什么大事啊？你慢慢说，别着急。”

“叶群、林立果欺骗首长，他们要带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

姜作寿一听，头都大了，再看林立衡，精神没毛病，就问道：“你说的这些，可靠吗？”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啊！你看我该怎么办？”

“这事首长自己知道吗？”

“他们骗他，他哪里会知道。”

回到值班室，姜作寿马上向副团长张宏报告。张宏要通中央警卫团的电话，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林立衡的话如实报告。

张耀祠说：“我立即向东兴同志报告。”

汪东兴报告毛泽东以后，毛命令中南海和钓鱼台进入一级战备。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22时左右，接汪东兴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邬吉成问。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挖好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

9月12日22：30，汪东兴向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报告。

过了一会儿，张宏又给汪东兴打来电话，说林立衡第二次报告：“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停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汪东兴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突然停止了开会，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他的办公室，要通了吴法宪的电话，叫吴法宪立即查清。隔了一会儿，吴法宪向周恩来报告：“我问了一下胡萍，确实有一架飞机到了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点故障，暂时飞不回来。”

周恩来挂断吴法宪的电话，因山海关机场属于海军，又打电话给李作鹏。周对李交待：“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李作鹏知道事情严重了。周恩来的机敏老练实在令人钦佩，他这一个电话把林彪集团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粉碎了。所谓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实际上是要经周恩来批准才能放飞，说四个人一起下令，使林彪集团无法抗拒，也无可挑剔。

当晚11时半，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电话：“不好了，总理查256号飞机了，总理要把它调回北京去。”正当林彪、叶群、林立果商量对策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叶群拿起耳机是熟悉的周恩来的声音。

“叶群同志，林副主席好吗？”

“林彪同志很好。”

“北戴河有架飞机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是我儿子坐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要上天转一转。”

“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原来想去大连，这里天气有些冷了。”

“晚上飞行不安全。”

“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语带双关，主要是提醒他们政治气象不好，冒然行动不安全。然后又说：“我要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

叶群非常紧张地说：“总理不要来，你一来，林彪同志就紧张，总理千万不要来。”

林彪和叶群认为他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周恩来一到。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得你哪也不去，等着当俘虏。林彪当即下了决心对叶群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

平静的别墅马上乱了营。

夜里11：40，林彪的避弹“大红旗”以时速100多公里的速度呼啸而出。大队长姜作寿站在马路中央打手势要停车，叶群在车里命令：“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过去。”若不是姜作寿身手敏捷就被轧死了，坐在司机旁边的警卫参谋李文普，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去大连呢，后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李大喊停车，司机老杨习惯听他的命令，车停下来，李文普跳下车，喝问：“你们要把首长带到哪里去？”林立果拔枪就射，李文普一侧身，膀子上中了一弹。大红旗疯了一样，穿过海边大桥，向机场奔去，13日0时18分驶进山海关机场。

林立衡为父亲洗刷，说林彪是服了安眠药神志不清的状态下被叶群、林立果架上汽车逃亡的。也有研究者认为李文普是自伤。即使是这样，有人下车、开枪这样大的动作和声音，是足以把林彪惊醒的，他在老婆、儿子面前还是有绝对权威的，只要他说声不走，汽车就得转头开回去。

林彪一行，包括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迅速登上256号三叉戟专机，在没有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的情况下，于1971年9月13日0：32强行起飞，向苏联伊尔库茨克方向飞去。256号专机起飞时，山海关机场报告了李作鹏，李作鹏没有采取措施，推脱说：“可以直接报告总理。”这样一个打电话的时间差，把256号放走了。

大陆有一本记述“913事件”的书，说256号“飞机起飞20多分钟，留在96号楼林办人员听到飞机返航的声音，96号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飞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机场的命令，地面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意思是林彪飞上天，又后悔了。想飞回来，但毛泽东、周恩来下了封机场的命令，即禁空令，不让他降落。这是个重要的历史关节，不可不澄清。

当时李德生作为中央代表在空军坐镇，空军司令部作战参谋朱秉秀协助他上承下达。这位朱参谋是下达禁空令的见证人和执行者，他提供了准确详细的史料。历史的真相是：

周恩来指示，要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按：256专机驾驶员）沟通联络，要他飞回来。北京西郊机场、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此时吴法宪也在西郊机场指挥所亲自手握话筒不断地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飞回来。一切都好办。但是始终没有听到潘的回答。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50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飞机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后消失的位置；同时还示意我赶快拿起笔做记录，一句一句地复诵着电话里周恩来传达的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记完后我又向李德生复诵了一遍。他说没有错。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由于林彪出逃当时是绝对机密，命令下达后所及的人将很多，所以在命令上不能不出现林。梁（按：空军参谋长梁璞）同时对我们两个作战参谋说，赶快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我与徐心德（当时任作战参谋）分工，由他接通电话，由我传达命令，流水作业。从1：56到2：20左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禁空令传达完毕。

问题的关键是禁空令下达的时间。256号专机起飞的时间是9月13日0：32，就算是20分钟以后林彪想返回山海关机场，那是0：52左右，这时并没有下达禁空令，他完全可以下得来；是在一个小时之后，即1：50，256号专机飞出国境，进入外蒙领空以后，周恩来才让李德生下禁空令，作战参谋拨通第一个电话时已经是1：56了。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出逃升空后向回来，毛周不准他的专机降落的问题。

当周恩来正在与毛泽东谈论林彪出逃的经过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给汪东兴打来电话，说“林彪的飞机将从张家口方向飞出河北，进入内蒙，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汪东兴说：“你等一等，我马上报告主席。”汪东兴向主席报告后，毛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要他飞吧。”

下达禁空令以后，13日凌晨三点多钟，空军司令部报告：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驾驶员陈修文，副驾驶陈士印五人。汪东兴马上又去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因陈修文巧妙地同小舰队的几个人周旋，不执行他们叛逃的命令，在空中转了一圈，又回到京郊怀柔上空，在沙峪降落。周宇驰开枪打死了陈修文，陈士印装死躺下。三个小舰队成员相约开枪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当场死亡。李伟信放了空枪被捕。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接到外交部转来中国驻蒙古大使徐文益的报告：9月13日凌晨3时，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一架坠毁，机上9人，8男1女全部死亡。

后经鉴定，1号尸体上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二号尸体是林立果，三号尸体是刘沛丰，四号尸体是机师邵起良，五号尸体是林彪，六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八号尸体是叶群，九号尸体是飞行驾驶员潘景寅。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何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蔷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辛弃疾：《贺新郎》）

林彪半生征战，盖世英名，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只能使故人长绝了。

林彪出此下策，孰令致之？林立衡说：“真正逼爸爸出逃的是毛泽东。”这话是对的，但不全面。往大里说，毛泽东、周恩来，往小里说，叶群、林立果，都是影响他思想行为的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他自己。直到爬上飞机，林彪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没有人能够强迫他。林彪读到毛的南巡谈话后作出的决定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与毛对着干；是周恩来那个256号专机四个人批准才能放飞的电话，四两拨千斤，打乱了林彪集团南逃广州的计划；后来周恩来又要到北戴河来看望林彪，林彪认为林立果的杀毛行为可能已经暴露，周恩来是来抓捕他的，这成了促成林彪马上出逃的直接动因。林彪如果不出逃，坏是刘少奇的结局。但刘少奇临终前有信心地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和人民都没有辜负刘少奇。林彪就没有底气说这句话。他支持极“左”路线，大跃进饿死了3000多万人，毛泽东本该下台以谢国人，恰在这时林彪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以300万人民解放军撑住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后来又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与全党作战的强大后盾。离开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离开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林彪后半生的历史和业绩，就没有他的政治地位。他想反毛，就像《571工程纪要》写的那样，做纠正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救世主，这个角色转变是不可能完成的。党和人民对他的后半生，不敢恭维，不会原谅。临到后，林彪陷入拥毛拥不上，反毛反不了的尴尬境地。他无颜见全党同志和全国父老，只有离开这个国家了。那时，中苏对立，林彪反对毛泽东与美国和解，借用美国的力量反制苏联。或许能够在苏联反华反毛的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可能是林彪飞往伊尔库茨克时的“活思想”。

林彪死后，无端生出许多谣言。海外出了一本书《林彪的阴谋与死亡》（姚明理著），说林彪死在北京西山，是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纯属天方夜谭。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1994年3月8日报道，29岁的自由撰稿记者彼得·汉纳姆为了解开林彪死亡之迷，从1993年5月开始，用了6个月的时间往返于苏蒙等国，查清了林彪死亡的真相，向世界发表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6个月过去了，汉纳姆足迹所至6个国家。后在莫斯科的一个军事资料室里，他获得了一份克格勃档案。那份档案当时仅有4个人看过：两位苏联病理学家，以及已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后者为当时的克格勃头目。据档案记载，前苏联在事发地点秘密进行过仔细的尸体解剖。结果证明：林彪及其夫人和儿子在坠机事件中确死无疑。

新近披露的这一证据，结束了多年来关于林彪神秘死亡的种种虚妄猜想和离奇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