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于无声处听惊雷

因为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果盲目乐观，公布的粮食产量是7500亿斤（实际产量是4000亿斤），按照这个基数安排出口，所以1958年出口粮食266万吨，比1957年度（192万吨）增加38%；根据1958年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1959年底粮食产量是10500亿斤。粮食出口量也随之大增，达到419万吨，比1957那增加118%。国家粮库急需补充，各省的粮食却迟迟调不上来。

从1958年夏天起。政府和农民就展开了夺粮大战。1958年底粮食产量，毛泽东钦定为7500亿斤，这个数字是根据省、市、地、县吹牛、撒谎、放卫星的产量综合起来的，根据各级自报的产量征购粮食，大家都得认账。

粮食征购任务是怎样逐级下达直至发展成为政府与农民的夺粮大战的，我们看看河南省遂平县的情况就可知一般了。

据当时任遂平县委副书记的娄本耀回忆：“1958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调子就很高，他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征购，除了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也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于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会下，信阳地委召开小组会。地委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着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表态提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500斤。标杆一定，人们都往高报，唯独平兴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报的产量偏低。结果，路宪文书记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蔡中田找到我私下商议，说‘老娄，你看咱报多少呢？’我说，‘报个300多斤算了，多了咱拿不出这么多粮食呀。’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架得住这么来一家伙呀。’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百姓吃啥哩？’蔡中田说：‘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蔡中田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下，说：‘九千万斤，怎么样？’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不成，去年才征购800万斤。’蔡中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样还过不了关哩。’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蔡中田还说：‘人家淮河南边都他娘的报一亿斤了。’”

遂平县1958年粮食产量是2.44亿斤，大豆4964万斤，芝麻904万斤，总共3.0268亿斤。可县财委账面上记载着上报的粮食产量：10.279亿斤，比1957年增长3.1倍。按这个账面产量计算，全县人均产量1565斤，根本吃不完。蔡中田悔不该当初吹牛，如今把自己套住了，只好报9000万斤。省、地、县三级干部离农民较远，在升官的诱惑和撤职的压力下，眼一瞪，心一横，把高征购指标接下来了，到公社、大队、小队三级就很难落实了，特别是小队长们，他们是农民选出来的当家人，和社员们同呼吸，共命运。和兴公社第11小队队长吴国祥，是条硬汉子。征购开始时，会计问他：“是先交征购粮，后留种子粮？还是先留种子粮，后交征购粮？”

吴国祥说：“先留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

“完不成征购任务咋办？”

吴国祥一拍胸脯：“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没你的事。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吧着留下了万把斤种子和口粮。这样一来征购任务当然完不成。公社一次次催交，吴国祥说是没有，硬扛着不办。乡里急了眼，派出找粮队夜里偷袭进村，从牛棚里挖出了存粮，当场把吴国祥队长五花大绑地带走了。乡亲们不敢拦，流着泪默默地为他送行。吴国祥因为流着泪对乡亲们说：“老少爷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沈寨公社二十个大队，高亩产129斤，低77斤，公社原来报的平均亩产435斤，按照这个“丰产”比例交征购粮，农民就得挨饿。该社三大队六队队长李如意，在征购开始时召开社员大会，他语气沉重地说：“老少爷们，今年粮食征购任务大，咱们要完成了，明年没吃的了，咋办？我做主，咱村先藏七十觔（注：一觔十斗，一斗十五市斤）大麦，明年度荒春。要是上级查出来，我李如意挡着。不过，我要求老少爷们保密，任死也不能说。”经过社员大会商定，把七十觔大麦放在老实可靠的社员陈宽家里。不料，队里出了“叛徒”，跑到公社把藏粮的事告发了。上面一追问，李如意如五雷轰顶，“哇”的吐了一口鲜血，昏倒在地。

据统计，在遂平县和兴、诸市、沈寨、文成等公社，在征粮的头几天里，受批判的干部和群众264人。

尽管政府采用高压手段，农民的藏粮斗争仍在进行，这是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一场斗争啊!

卫星公社第十五大队半截楼村，把扬净的麦子重新掺进麦秸垛里，再把麦秸垛重新垛上，从中抓把麦秸就有半两麦子。

周庄大队让饲养员把麦子倒进牛草垛，上面是牛草，下面是麦子。

王彦庄王朝汉将麦子放在棺材里，上面堆放破衣服。

杨里怀村杨凤珍把粮食用袋装好，封死了口，沉在尿缸里。

大营村张葡萄连夜将麦磨成面，做了十几个锅盖大的烙饼，铺在床上，上面用床单盖好。时间一长，饼子发霉变黑了。还有的将粮食化整为零，分成小包，趁夜晚无人时爬树放进鸟窝里；有的把粮食放在风箱里；有的把墙推倒，把粮食垒进墙里。

藏粮人道高一尺，搜粮人魔高一丈。

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反瞒产运动的指示，中共各级组织，政权机关公、检、法各个部门，都紧张运作起来。

在大跃进中出了名的嵖岈山人民公社，反瞒产动员大会正在进行，到会的各级干部和会计54人。大家眼观鼻，鼻观心，也不说话。会议主持者，公社书记陈丙寅为打破沉默开始引导。那时的各级干部，既挨过整，又整过人，都是老运动员了。对付藏粮的农民都有一套办法。

一个队的当家人就是队长和会计。来参加会议之前，他们藏好了粮食，订好了攻守同盟，甚至发了毒誓，也不能说。在一个屋子里开会是没人开口的，于是宣布生产队长和会计分开，队长进一间屋，会计进一间屋，，由公社干部一个一个地过堂。六连连长（即生产大队队长）刘贺圈没有经过这阵势，吓得拉了一裤裆，当即招认藏了600斤谷子。那边厢是审会计的会场。一连科技包根一入会场就害怕，上牙打下牙咯咯作响。公社干部一眼把他看中，作为重点突破对象。这种会一般选在傍晚开，进行夜战，增加森严恐怖的气氛。说是“教育”运动，大辩论开路，实际场面是让受教育者在会场中间一站，一群民兵围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把人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再把这人拉起来，继续进行“教育”。过了子夜12点，这拨人睡觉，换一拨人接着斗，被斗的人是不能睡觉的，这叫“熬鹰”，直到把受教育者的肉体和精神全部摧垮。包根没经过几个回合就全招了，供出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藏粮500斤的经过以及藏粮地点。朱遂平在队长会场还在为老少爷们扛着，揭发材料一到，立即被揪了出来。他开始昂首挺胸站在屋中央，一阵拳打脚踢，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着头发拉起来。有人搬来一条凳子，让朱遂平站凳子上，一条腿抬起来，这叫“金鸡独立”，他晃晃悠悠还没有站好，有人一脚踹翻了凳子，朱遂平从上面跌下来，又是一顿暴打。就这样他仍然不肯承认藏粮。于是他被捆了个“小鸡凫水”，细麻绳勒进肉里，吊在院子里的树上，只消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已是满脸豆大的汗珠子，脸呈猪肝色。终于，朱遂平也被这种“坚决的教育”制服，大喊：“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这两个典型一树立队长会计们还敢硬扛呢！

硬的一手之外还有软的一手。公社干部在会上宣布：要主动揭发别的队的藏粮情况，挖出的粮食给揭发者分一半。三连连长贾守业先受不住诱惑。他们队200多人已经断粮了，社员们吃糠，吃野菜，甚至剥树皮吃。他自己太老实，没敢藏粮留一手，都上交国家了，对不起父老乡亲们。他太想弄点粮食给那些哭爹叫妈的孩子们，给那些饿得下不了床的老人们。贾守业狠了狠心，揭发二排长（小队长）赵德文在皂角树旁挖了红薯窖，藏着2800斤红薯。公社干部找赵德文谈话，他还装得若无其事，指天发誓没藏粮。当上级把他藏红薯的地点和数量都准确地指出来时，他一下就瘫在地上了，随即发疯似的蹦起来，大声喊叫：“日他奶奶。我也揭发，刘耀西在村东头有六个红薯窖，他只报四个，瞒了两个，也有两千多斤红薯。”刘耀西为弥补损失。幻想从揭发别人立功中分一半回来，当即揭发：“我揭发五排长李春华，他家藏了400斤扁豆。”互相揭发的结果是国家又挖出一批粮食来，过些日子，农村又多饿死一批百姓。据当时的《简报》记载：一连（大队）党支部书记陈世俊成为反瞒产运动中的光荣旗帜。上大会当典型之前，公社领导找他谈话，说：“陈世俊，上级知道你瞒产了，就等着看你的行动，你要是积极带头报粮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陈世俊吓得两天没吃饭，左思右想，觉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与其被整，不如当一回典型，争取上级宽大。他一口气报了两万一，粮食品种、藏粮地点，都不含糊。大小队干部在陈世俊的带动下胡乱报起来。三连三排长赵德志说：“我在阮成金北屋的芝麻叶下面放了15000斤豌豆。”三连一排长钟保才说：“我在陈书青家里放了1800斤黄豆，11000斤黑豆，在靳新春家放了4000斤高梁。”钟清同、钟德江交代：“在刘庄的菜园旁挖了个地道，从屋里一直挖到后山，共放小麦20万斤，稻子30万斤。”公社按照藏粮地点派人去挖粮，一两没挖到。反瞒产运动中继续搞虚夸，遂平县委不光不纠正，而且把这些虚假藏粮数字认下来，与实际挖出来的藏粮数加在一起，向信阳地委报喜，完成了9000万斤的征粮指标。这样做的结果是给上边一个错觉，以为反瞒产的潜力还很大，农村粮食还很多，农民的承受能力远远未达到极限。农村的严峻形势通过了千丝万缕的管道传到城市，传到党政机关，传到军队。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再也不能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了。

1959年5月，传达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号召全党实事求是，讲实话，反对“风、马、牛”，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级干部，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讲了实话，其要点是：

▲“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

▲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粮食、副食供应紧张，就是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

▲人民公社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

▲人民公社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

▲搞人民公社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把两种所有制转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

▲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省、地三级应负责任，因为决议本身就提出先搭架子，由公社统一核算，自负盈亏，；武昌会议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比苏联容易；北戴河会议提过工资制改供给制等等。

▲公社仍应以农业为主，工业放在从属地位，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时过早，原料、技术、设备、产品、销路等等环节，问题极多，且影响农业生产容易造成劳民伤财。

▲公共食堂并非共产主义因素，有三大坏处：排队、抢食、浪费粮食，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

天津市各区党员说出了如下看法：▲否定“大跃进”，认为是冒进了。

▲全民炼钢得不偿失，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成了盲目发展，▲大炼钢铁有四大坏处：1、影响秋收；2、影响整个工业生产；3、炼出的钢铁不能用；4、国家赔了23个亿，结果是劳民伤财，全面紧张。

▲粮食不够吃，市场空前紧张，生产上“跃进”了，生活上倒退了。

▲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

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认为：▲办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也太快太猛。

▲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

▲“全民大炼钢铁”的口号不对，“小土群”可以不搞，1070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这是领导上主观主义的规定。要算政治账，但也要算经济账，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赔的钱可以买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也会使政治影响不好。

广州军区第42军政治部报告说：

▲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

▲有人说：中国大跃进世界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

▲公社成立太早了，太快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

▲苏联建国40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10年，就什么都公有化了。

▲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

▲经济社会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

▲有位排长听战士们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时很反感，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

▲海南军区一个政治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年不如一年。”

▲一位排长说：“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

在国务院工作的党外干部和技术专家也议论纷纷，据统战部搜集的综合反映如下：▲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说：“1958年的成绩，说大也大，说没有也没有。”

▲有人说：“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进。”

▲有人说：“现在物质供应紧张，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

▲四位工程师谈论大炼钢铁，一个说：“炼钢损失了23个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一个说：“如果拿这笔钱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钢都买来。”一个说：“去年炼钢到街上去挖砖，这叫一面建设，一面破坏。”一个说：“给钢铁让路的提法不恰当，不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一机部一位工程师说：“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懂装懂。”

▲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

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于1959年3月29日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山西各县人民公社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所谓“五级干部”是指县、区、社、队、小队五级干部，每个县到会都有四五千人。会前向大家宣布“言者无罪”、“不戴帽子”，“放手发动群众，有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形成大鸣大放的高潮。”比较尖锐的意见是：▲有人说：“你们十个指头都烂了，还说九个指头是好的。”

▲有人说共产党的工农兵学商相结合，还不如阎锡山的兵农合一。

▲有人说：“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五光政策。”以上这些情况，通过专题报告和《内部参考》、《经济消息》等党内刊物送到颐年堂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他阅读后心情很沉重。一日，用毛笔挥毫，以他那别具风骨的毛体字抄了鲁迅的一首诗：

万家墨面没槁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是当时他的真情实感的流露，他听到了中南海地下党的隆隆雷声。

庐山会议前夕，神州大地已经是饥民遍地，怨声载道了。1959年春，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等15省发生春荒。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将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绘制的关于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上送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常委。毛泽东阅后，心情异常沉重。一年的大跃进，放了那么多的高产卫星，到如今2500万人没饭吃。4月17日他写信给周恩来，全文如下：

总理：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1)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15省的表，一件是5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即印30份，以15份，在3日内，以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收，请他们迅速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的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2）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5省），每人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15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毛泽东1959年4月17日下午11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209页)周恩来遵办，并给各省第一书记写一封信：“请你们收到这两个文件后，迅即落实情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除2517万人缺粮的紧急危机。”

毛泽东决定7月初上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6月23日，毛泽东到湖南长沙，24日下午畅游长江，25日由周小舟陪同到韶山。28日到武汉，乘船到九江，29日上庐山。

牯岭的东谷河东路180号，无论就所占的地势，就建筑的风格、气派，就室内的豪华讲究来说，均为庐山众多别墅之冠。这是一座两层楼房，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墙上爬满生长多年的凌霄藤。站在二楼阳台眺望，右有日照峰，左有吼虎岭，极目之遥是汉阳峰，庐山佳绝美景，尽收眼底。这原来是蒋介石的别墅，那时叫“美庐”，盖以夫人宋美龄命名也。山河易主，人去楼空已十余载，今日迎来了新主人，这就是打败了蒋介石，在中华大地上主宰沉浮的毛泽东。

毛泽东进入180号，那里的一切都由汪东兴精心安排就绪，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风格和习惯对室内陈设家具作了改造。席梦思搬走了，换上宽大厚实的木床；锦被毛毯撤走了，换上里面都是白细布的棉被；要看的书籍已经在习惯的位置摆好；写字台上文房四宝已经备齐。毛泽东登山路上得句，在酝酿一首诗。进屋坐在书案前，展纸挥毫，成诗一首：

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又抄在韶山宾馆作的一首七律：

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他给胡乔木、周小舟写信一封，附两诗征求意见。通过胡周两人，这两首诗在庐山流传开来。知诗者欣赏诗文，不知诗者也恭恭敬敬地抄在本子上，从字里行间去猜度高领袖的微言深意。从这两首诗的意思来看，毛泽东一路南巡，看到的是一片丰收、祥和的景象，绝对没有饥荒。这表示他已经调整好情绪，换了一副面孔：坚定、自信、绝不认错、还要整人。他解决矛盾的办法不是顺应民心，改变错误政策，而是在庐山画符念咒，呼风唤雨，刮起12级台风和万钧雷霆把他听到的地下的滚滚惊雷压下去，坚决压下去。

刘少奇和朱德是7月1日上山的。

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住在东谷河西路124号。这原是中华民国时代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别墅。刘少奇下车以后，服务员出来列队迎接，齐声说：“刘主席好！”“同志们好！”刘少奇说着进入别墅大厅，坐在迎面的大沙发上。一个服务员捧上一杯茶来。刘少奇说：“你告诉同志们，以后就叫我少奇同志。我们党只有一个主席，那就是毛主席。”

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自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作了检讨以后，小心谨慎，亦步亦趋，紧跟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发烧39度，他绝不停留在38.5度。北戴河会议后，有一天机要秘书刘振德给他送来一份《简报》，说是水稻亩产4000斤，刘少奇看来了笑着问：“你相信吗？”刘振德说：“我对南方的水稻不了解，北方的谷子、玉米、高梁这些作物，高亩产四、五百斤。”刘少奇说：“南方的水稻比北方的谷子、玉米产量高一些，也不会亩产四千斤。人家在骗我们。请你查实一下这份《简报》反映的情况。”刘振德奉命认真地查了，实际亩产不到1000斤。这时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离谱，出了亩产几千斤的小麦和几万斤的水稻。有一次他当着秘书刘振德、吴振英的面很激动地说：“什么放卫星，万斤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浮夸、大话，骗人就是了！敢想、敢说、敢干也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嘛！”后来一打听，毛泽东对这一切都是肯定的，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肯定的，还为这个口号跟李达吵起来了。刘少奇赶紧出巡，于1958年9月19日至28日，在省长惠浴宇陪同下，视察了江苏城乡。据《人民日报》9月30日报道，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的四亩试验田里，刘少奇弯下身子数了一下一蔸有多少棵稻谷，然后问公社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公社书记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注：深翻是毛泽东提倡的），还能多打些。”当政治家就得当两面派，真难、真累呀！听了假话不敢批评纠正，还要装作天真，说更大的假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他的内心痛苦和难处是别人不能理解的。他深知就是毛泽东错了，也得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在毛泽东自己认识错误，决心改正的时候，才能根据他定的步骤和分寸，协助做补救的工作。如果他当时就把窗户纸捅穿，把和平公社的书记批一顿，对一切高产卫星表示怀疑，并出来纠正浮夸风，他也许就当不上国家主席了。从当上共和国主席那天起，他更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警惕自己，一定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大事小事都要一致，同时要避免造成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印象。不许服务员称呼“刘主席”，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反映。

朱德和夫人康克清牯岭东谷河西路359号。这是民国时代另一位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朱德改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本来朱德是有资格出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恐怕形成新的权力中心，不让他做，还逼他作了检讨。虽然朱毛共事多年，毛泽东知道，就私人感情来说，朱德更倾心于周恩来。如果朱德当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手，权力中心就可能转移。朱德在党内的地位，不是靠毛泽东提拔；而刘少奇是靠毛泽东的提携，上升到第二号人物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的。在当时来说，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做，毛泽东更放心些。上得山来，朱德醉心林泉，神游物外，他知道自己戎马半生，与战友们一起领导党、军队和人民，打下了这个天下，如今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作为总司令该退隐了。只希望在经济建设上不要发生大的偏差，政通人和，使国家富强起来。7月7日，朱德作诗一首，与董必武唱和。诗云：

庐山面目何难识，扬子江边一岭奇。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婉转创新陂。行游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元老林伯渠，填词《浪淘沙》一首，词云：

牯岭雨声喧，气象万千。爱听东谷水潺湲。日照香炉知何处？雾里云端。智慧何人先？卡尔开山。重峦叠翠更新鲜。一二三四大手笔，宝藏兴焉。

所谓“一二三四大手笔”，指《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林老的词落脚到对领袖的歌颂上，这同朱德的心境是一样的，他们知道大跃进搞得天怒人怨，但还得歌颂大跃进；知道毛泽东犯了大错误，还要歌颂毛泽东的伟大英明。当时许多高级干部都是处在这一种矛盾状态中。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7月1日上山。他给自己挑选的是446号。这不是别墅小楼，是一幢筒子楼，原来是英国人盖的一所医院，是平房，解放后加盖了一层，改为庐山交际处招待所，接待中档客人。“高档”的住别墅，“低档”的这里也进不来。周恩来住楼上201房间，邓颖超住对面207房间。在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周恩来受命主持会议，为了处理会务方便他住在了这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为周恩来的助手也住在这幢楼房。

陈云因为健康原因未上庐山。邓小平因运动中不慎腿骨挫伤正在疗养中。

秀才们特别活跃。一日，田家英、陈伯达、康生结伴同游。走的路线是从含鄱口经植物园到五老峰。陈伯达、康生结交田家英，主要是想通过田家英探听毛泽东的动向，他在读什么书，说了什么话，表扬了什么人，批评了什么事，以弄清方向，摸准气候。关键时候表态，惊四座，立头功。他们预感到，随着大跃进的的失败，必有一场大的党内斗争。陈伯达在郑州会议摸错了脉，把话说反了，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这回无论如何不能再搞错。不料田家英口风很紧，只谈诗。但见云雾低迷，峰峦隐现，田家英提议联句。于是，你一句，我一句，成五古一首：

三人结伴走，同上含鄱口；不见鄱阳湖，恨无拿云手。鄱阳忙开言，不要拿云手；只因圣人来，羞言难抬首。五老牛马走，鄱阳紧闭口；东海圣人来，群山齐拱手。若请诸葛亮，西风去借来；晴日君再来，畅饮浔阳楼。

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是小有诗名的。他的一首初上庐山的记事诗，概括了会议初期所谓“神仙会”的轻松气氛，诗云：

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漫步随吟今古句，高谈且饮雾云茶。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

庐山会议前期（7月2日至6月1日）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省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部长，约百余人。一年多的大跃进，大家都心劳力拙，疲惫不堪。这次有机会放松一下，休息一下，白天浪迹山水，晚上有戏看，有舞跳，自是一件乐事。“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就是指的这种升平景象。“弥撒堂尖”是指东谷中路的庐山俱乐部，原是个基督教堂，误会就在这里举行。从江西省歌舞团、赣剧团中，经过严格的政审，挑了几十名女演员来，再加上能登大雅之堂的女服务员，舞伴就齐了。会议前期，毛泽东，刘少奇等也经常在这里流连。

7月2日，毛、刘、周、朱开常委会一次，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此次会议的十八个问题。

一、读书。中央、省、市、自治区三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第三版）。二、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要坚持。总的来说，湖南省委有三句话：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实际是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任务。今年钢是否1300万吨？能超过就超，不能超就算了。以后年增400万吨，二千三百万吨就超过英国，定要确保质量，不要追求太多数量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三成，即1000亿斤，1964年达到10000亿斤。恢复农业40条，还是12年达到。15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坚持。四、体制。人、财、商、工四权下放了，现在要收回，归中央、省两级。五、食堂。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约归己。能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多种多样。六、学会过日子。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4800亿斤标准过日子。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九、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等）；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新的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十一、农村党团作用。十二、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十三、质量问题。十四、去年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十五、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十六、全国协作关系。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600人受处分，是个分裂。十八、国际问题。

这十八个问题，反映了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他羞羞答答地在对缺点的估计上让了一小步，即由“一个指头”变成了“一、二、三个指头”，90%，80%，至少是70%的成绩和光明面。这是他让步的底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即第二条“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要坚持，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左”。对于自杭州会议至八大二次会议他整治周恩来、反冒进问题，毛泽东没有一句自我批评。周恩来等“反冒进”就是主张综合平衡，周在八大作报告时就提出了“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思想，毛泽东抛开哥伦布，第二次发现新大陆，作为自己的一大发明。

在中共党内，真正把毛泽东的丘壑机关看透了的是周恩来。1958年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并把《海瑞传》送给周恩来看，希望周恩来像海瑞那样，挺身而出，再反一次冒进，底下毛泽东就可以翻脸做文章了。但周恩来唯唯仅受教，自己决不当海瑞；同时关照彭德怀，要“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上了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会务工作，包括编组、日程安排、编辑整理影响会议方向的简报等等。大跃进以来，毛泽东亲自披挂上阵，把主管经济建设的总理抛在一边，现在经济建设出了严重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让周恩来主持会务，即是说让周恩来去引导会议方向，毛泽东冷眼旁观，看周恩来挂什么旗，引什么路，还是等着周恩来出来“反冒进”。老练稳健的周恩来，严格按照毛泽东划定的框框去引导会议。各省第一书记和北京来的部长们按摩足底定的基调发言。大讲大跃进的成绩，然后讲一点缺点（而且已经改了），落实到明年怎样继续跃进上来。田家英在西南组谈了他在四川调查研究了解到的一些真实情况，受到组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批评和制止。比较“右”一点的，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是以严格的自责为主调，决不涉及中央的路线和毛泽东的领导。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吃透了毛泽东为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错误轻描淡写，掩盖农村严重缺粮的基本事实。，成绩是大的，水利、钢铁都了不起，“左”的一套要坚持下去。他说：“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者3600人。坚决清洗。农民的工具，树木，房子都算了细账，退赔了。由于得到群众的谅解。已有95%的干部连选连任。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由于粮食大调动，比历年春荒吃得好，人均一斤。巩固食堂，勉强支撑下来。粮食基本供给制。食堂改革炊具，用磨面机。开辩论会后，现在食堂一个未散，90%可巩固下来。多种经营好的，全省有90%发工资，从六、七元到一元不等。5%自留地，一半在食堂，一半在私人。农业大胆实验，创造了一些经验。大变化在水利。去年600万人上山找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铁厂，算是有了工业。每县有了机械厂，可造锅驼机。每个公社有个修配厂，车床多了。铁今年可以完成60-70万吨，钢5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事实，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了。错误已作适当检讨，怨气还不是太大。不过，党内外讲话顾虑太大。知识分子有三不讲：报上没登的不讲，领导没讲的不讲，同公布数字不合的不讲。这是反右的副作用。河南今后方针：一切为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

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过七次言，有些尖锐的话，如“人民公社办早了。”“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炼钢铁’这个口号对不对？”“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但这些意见整理印成《简报》后，被协助周恩来主持会务工作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棱角磨平了，以致彭德怀看了还不满意，私下对周小舟讲：“有些意见在小组会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彭老总不理解这是周恩来和杨尚昆在暗中保护他，决定向毛泽东直言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