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　涉

处今日而言交涉，已言无可言矣。天下事，曰情曰理，二者而已。始而言情，情不可通，乃舍情言理。事无巨细，此盖尽之矣。今之强邻之逼我也，乃兼舍情、理而不言，所恃以言者，曰势。吾观于此，而既愤且忧，尤引以为深耻焉。欲抒吾愤，解吾忧，洗吾耻，则必有道也。道安在？自强是已。苟不自强，终不可以言交涉。中国自通商以来，交涉之事莫不借助于人。如与日本行成，借助于俄；近为俄、德、法所逼，又欲借助于英是也。夫借助于人者，一时权宜之计耳，岂足以垂久远者哉？故曰：欲言交涉，当先自强。

尝窃计夫自办交涉以来，由初迄终，曾未见有持平之举也。其始以为可拒而退也，坚持以拒之；及知其不可拒，又未悉其性情，徇情以曲从之。遂为彼俗所轻，卒以威挟我，以势逼我，而不得不俯从之。盖由初迄今，未尝以理一相往还也。其始主拒之之谋者，国人莫不曰此攘夷狄之能臣也；继而徇情曲从之辈起，朝士大夫莫不曰怀柔远人以安社稷，此老成谋国者也。而今何若矣？攘夷狄者往矣，怀柔远人者处今日之境，其亦疚心否乎？虽然，羊则亡矣，补牢之计谓犹可缓乎？今之议交涉者，莫不曰舟车之碰撞、华洋之贸易欠负及斗殴命案办理不善，判断不公，动为他人挟制也。各省教案，动赔巨款也。洋人之擅入内地，恣其奔突，不问俗禁，而地方有司转为保护之责也。嘻！其也知夫致此之由乎？盖一误再误，已不自今日始矣。换约之始，苟且模棱以迁就之，不知自为后日地步。迨交涉之案一出，惧开边衅，不敢力争，宁鱼肉吾民以媚之，搜刮帑项以供之。威挟势逼之来，智者不俟今日始知之矣。

尝谓交涉之误，最痛心者，莫若保护教堂一节。耶稣、天主，彼俗之教也，彼而强欲传之中国，听之可也，必强我以保护之责，何哉？既强我以保护矣，则受我之约束可也，又必恣其横戾，不问曲直，教士辄显背条约，强取以去，抑又何也？于是弱者怒以目，强者怒以力，而教案起。盖自兹而黠者遁而之教籍者众矣。呜呼！是奚啻驱吾民以畀之也，又何如举四百兆之人而尽畀之之为愈也。且教士之与我官长抗衡也久矣，教士之言，有司不敢不从也，是教士而有有司之权也。使教民之尤黠者入赀得官，到省候补，教士为请于上官曰：某缺肥，某差优，其为我畀之。上官将不从乎？则争论又自兹起；将从之乎？是不啻以黜陟之权予之矣。纵言及此，恐惧有加焉。故曰：弱之患在国，贫之患在民，既贫且弱，国与民交受其患矣。然尤患之小者也，终为我国之大患者，其教堂乎？可不思有以遏阻之乎？遏阻之术乌在？曰：谢保护之术也。借曰必保护则教士必归我约束也，降而次之，并约束而不允，则教民有罪，有司治之，教士不得过问也。如曰教士有保护教民之条，则应之曰：保护云者，所以保其无妄之灾，非窝藏包庇之谓，亦非无理取闹之谓也。此犹或可稍杀其焰，而渐遏其萌也。犹忆光绪初年，乌程徐赓陛知粤东陆丰，逊事于民教之案，皆照例办结，教士之有干预者，必斥驳之。曾几何时，而事变若此，凌侮之来，谁实致之也？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