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　农

农者，上下千古，纵横万国，所恃以自立者也。古者劝农有专官，教农有专书，以保国本，以维民食。故《春秋》于“大有”则书，其重视农事有如此者，夫非独曰“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已也。民富则国裕，地利辟则国帑增，亦理财之本务也。井田废而水利坏，疆界漫，民之贫富不一，地之兴废不常。盖农政之不修，凡二千年矣。迄今而东南人满，西北土满，成一畸重畸轻之势。居西北者皆仰食于东南，而东南未必皆足食也。闽粤素称膏腴之地，而谷米不足自给，岁至江南贩运犹不足食，又以越南、西贡之米以济之。是中国之恃以自存，特江南数省耳。加以罂粟之禁既开，川、滇、徐、晋，遍地皆滋毒草，而民食益缺。故一遇荒歉，强者散而弱者委，饥馑相望，均付于天。呜呼！抑亦知人事之不齐有以致之欤？

人事惟何？水利而已。东南各省，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都有；而民间自为之河堰、水荡，大者灌田以千亩计，小者亦可灌数十亩。故买卖田土者，先考问河堰之有无，水荡之大小，田价视为低昂。即保有其业者，亦必岁时修浚。视之似为弃地，实则善使地利者也。惟西北一带，地势高亢，置水利于不讲，既不知储蓄，更不知宣泄，旱干水潦，悉听于天，良可哀已。议者每以地势过高，无所措手为词。不知西北地势平衍而多散漫，河流飘劲而多浑浊，至有“黄河一石水，六斗泥”之语，从可想矣。他如陕西之泾、渭，山西之沁、汾，直隶之滹沱、永定等河，类皆与黄河无异。故涨则浑流汹涌，患冲决；退则河泥滞淀，患淤塞。故愚谓西北水利不患无所储蓄，患无以宣泄耳。苟能尽力沟洫，纵横相承，浅深相受：水涨则以疏泄为灌输，河无汛流，田无熯土；水退则以挑浚为粪治，土薄者可使厚，水浅者可使深。是昔之以决若淤为患者，今且由我御之，不独不足为患，转可借以为利，尚何有水土交病之虞哉？

若夫山岭之巅，水利所不及，人力所已穷者，又可以自来井一法以济之。（法以二三寸口径之铁管，一端剪之为三瓣，击之略如螺旋形。于山上转之使入土，旋转旋深，土已满中。另以皮带激水入管，则土随水反激而出。一管入尽，别以一管接其端，仍转使下，而激水如前。如是二三十丈或三四十丈，管之下端已及泉源，激入之水自为压力，泉水乃反射而出。然后于管端作门司启闭，须用则启之，勿用则闭之，尝考诸西人云：此井穷一日之力，能出水至三百余担云。）夫如是，则水利已尽，而后教民以种植之法。

江南数省已足敷天下之食，西北尽成沃野，其富余可知。自可择土性之近者，广为种植，以收地利。如若者宜桑，若者宜茶，若漆、若杉、若桐、若柳、苦樟、若松，是皆宜于山者。至于平地，则为麻葛，为蔬果，皆有所宜。即米麦之类亦有宜水、宜旱之分，宜春、宜夏之别。旁及牛羊畜牧，皆农功之事。所宜急为讲求者，为上者无以引导之、鼓舞之，为下者遂相率流于懒惰。谓宜特设劝农专官为之教诱，多设员董为之宣讲利弊宜忌，责成绅士为之奖勤惩惰。如是则多拓一尺之土，即多获一尺之利；多垦一亩之荒，即多增一亩之税。民食裕，国帑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至若西洋各国，多有以机器代农工者。议者多谓宜仿法制造，推广行之。愚则谓：即机器一事，亦有宜忌之处。盖宜于东南，而忌于西北也。何也？东南之民奢而勤，西北之民俭而惰。俭者，故不欲购办；即购办矣，是将以益其惰也：故曰忌。奢者，故厌常喜新，必乐于置办；置办之后，事半功倍，彼且可以藉其余力，以为别业：是非独无损其勤，且将以益其勤也。是在教导者，因势而施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