圜　法

二三年来，物贵而钱荒，虽由当道往复接济，而钱价仍不平者，何也？盗销者多也。盗销何由多？铜价昂也。铜之昂，则由于金之昂。盖中国铜产不旺，民间日用铜器仰仗于外洋者久矣。而外洋行用金钱，往外洋购铜，彼以金钱之价来，中国以无金钱故，率以银折金价与之。近来金价，盖较之十年以前，不啻倍蓰矣，铜之价则不得不随之以昂。钱丰之时勿论矣。以近年论，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一百八十文，以每钱重一钱核之，得铜七斤六两。伸之每百斤约合银十三两五钱有奇，而市上铜价每百斤约值价二十余两。贵贱之悬绝如是，欲奸商之不觊觎也得乎？不及早维持之，其病国病民，将不知伊于胡底矣。而所以议维持之法者，又不一其说。时贤之建议者，或以银贵为病，或以银贱为病，窃尝非之。昔时黄金一两，易银十五六两，今且易二十五六两矣；是银之贱，未有贱于此时者也。昔纹银一两，易钱十四五千文，今只易十一千余文矣；是银之贵，又未有贵于此时者也。银亦贵亦贱，而国、民交困，故知二说皆非也。故以银贵为病者，谋在国；以银贱为病者，谋在民。

统国计民生而计之，统中外情形而观之，非有以持其平不可。以金易银，而银之贵贱，权操自外洋；以钱易银，而银之贵贱，权操在我。故欲持其平，非分外洋之权不可，非专我固有之权不可。何谓分外洋之权？曰：铸金钱也。通商以来，行用洋货，相沿成习。盖其物精而值廉，民趋之若鹜，不可禁遏。而彼以金钱交易，知金钱为我所无，是以彼国银行故昂其金值以谋利。盖中外交易，皆托之于银行。中国购一货来，付银入行时，皆以金价付银，故金价昂，其利愈厚。加以息借洋款，皆借镑还镑。彼于借出收还之时，故为低昂于其间，而我之隐受其亏，不可言喻。谓宜自兹以往，开采金矿者，皆酌提若干，鼓铸金钱。既可以流行民间，其成色与外洋一律，亦可咨准外洋政府，一体流通交易。然后银价之贵贱，乃不为彼族所挟制。此所以分外洋之权者也。

至于钱荒之病，忧愦之士有言宜专用银钱而废铜钱者，是则有激之言，不可以为法也。中国民情朴俭，物值细碎，使通用银钱，则物价工值，断难持平，此取乱之道也。是则钱荒不可以不救也。以银易金，银宜乎贱；以银易钱，银又宜乎贵。盖银贵则钱贱，钱贱则利在民也。以今日铜价之昂，盗销之多，盗铸之众（丙申岁游宜昌，见行用之钱，每缗中求一官铸者而不得，盗铸之众，令人寒心），欲求之于一旦诚难，而竟坐视而不救，又如国计民生何？无已，其惟有大变之一法乎？

按英国圜法，以二十先令为一镑，即金钱一枚是也；以十二便士为一先令，以八法令为一便士，一法令即如中国制钱一文之用。以时下金价伸算，一法令之值，抵中国银三厘有余，约合制钱四文。从前金价最贱之时，中国银价亦贱，亦将抵至四文之谱。物值细碎，此法断乎不行。

考香港通商之初，华人居其十九，英人察知此法不行，故别铸香港钱以便华民之用。其制以机器为之，细若鹅眼，重仅三分，而大小厚薄，万缗如一，使贯以绳而紧扣其两端，则其光泽竟若铜条然。间尝再三审度，而后叹其立法之善也。成以机器，大小如一，轮廓肉好，文肌理莫不细致绝伦。盗铸者无所施其技也。铜质既轻，盗销者莫由得其利，可不禁而绝也。谓宜仿其法，行之于京师及各省宝局，置办一式机器，务使各局所出之钱，大小、精粗、铜色、轻重，掺和之不能辨而后已。一面收回旧钱，改作新钱。如是而谓钱价有不平者，吾不信也。

虽然，此法亦曾行之矣。如粤东新铸，非不以机器为之也。初铸每钱重一钱者，幕有“库平一钱”四字。后以工本不敷，改作每重八分，则去此四字不用，而铜片过薄，文字笔画过粗，所入肌理不深，恐不数年而磨灭殆尽矣。即上海制造局亦尝为之矣，考求未当，率尔操觚，铜色不堪，姑置勿论，至面幕文字略具影响而已。知其不能行用，乃止而不铸。至今日各处之以旧法鼓铸者，竟与盗铸无异。盖泥于十分为钱之说，必求每重一钱，而铜价既昂，耗折无已，故杂以沙泥，遂使钱质之松，可手折为三，是自售其欺也。必如此重以售其欺，曷若减其轻以明其信之为愈哉？

咸丰间，京师初铸当大大钱，吴孙冯氏曾创“以工为币议”，即主此意。旋复自识云：“闻西人能以机器范铜为之，则此法败矣。”不知以机器范铜为之，恰此法之当行也。盖成于机器而工省，正杜盗铸之善法也。或曰：“自开银元局以来，奸民之仿式盗铸者有之矣，胡独于钱而可杜之？”不知盗铸银元者，工费虽大，而成一小元可值百文，成一大元可值千文，故为之也。今竭力制成而所值仅得一文，彼亦何所图而为之？且伪银元者以铜，钱而既铜矣，更将何以伪之？曰铅也，铁也，掺沙也，则官铸本大小、粗细、铜色、轻重如一者，盗铸乌能掺入？然则今之盗铸，非不一望而知也，而民间竟相沿行用者，斯又何故？是则立法之初，无以防微杜渐之故也。

国家全盛之时，铸钱皆以一钱为率，康熙间更加至一钱四分，未几复为一钱。轻重显出两歧者也。至如均轻、均重之时，则各宝局之大小、厚薄不一也：或偏厚而体小，或偏薄而体大。前后之铜色亦不一也：嘉庆钱每多红铜者，即有黄铜者，而较之雍、乾钱之色已殊绝；道光钱称是。如是而一朝之中，各局之制不同；一局之中，前后卯之制不同。流布民间，掺杂行用，参差大小，莫非官钱。此盗铸者所由而生心，乘间抵隙以入者也。今合天下而一之，彼亦从何得间哉？

铜贵之病，盖不自今日始矣。考唐开元间刘秩上议曰：“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而钱之用给矣。”文宗谓宰臣曰：“物轻钱重如何？”嗣后复对以当禁铜器。是盖议而未行者也。然亦有竟行之者。唐玄宗开元十七年，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代宗大历七年，禁铸铜器；德宗贞元九年，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民间采取其铜，由官价买，除铸镜，不得造铸；宪宗元和元年，禁用铜器；晋高祖天福三年，禁民作铜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凡此盖皆欲借以补救钱荒者也，在当日未始不以为本源之计。然由今观之，犹未治也。孟子有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固不能比而同之也。乃以钱贵故，欲贬天下铜价以裕之；贬之不得，又从而禁绝之：是扰民也。唐宋之后，未必无钱荒之患，乃不闻有踵行之者，其为扰民可知。是则唐宋之后，竟无法以救钱荒矣。

当今海禁大开，西人机器流入中国，此正宜反唐宋之道以行之，使铜价不必贬，而钱乃可裕之时也。且香港行之数十年，商民未尝以为不便，抑且未尝以其小而轻视之也，更未尝闻有盗销、盗铸者也。此吾所谓法无中西，善在则可师者也。天道千年一变，不宜于古者，或宜于今，固不得谓为近于鹅眼、环之币而斥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