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　矿

天下有识之士，莫不知开矿为今之大利源也。明代矿政，以竖官为之，所以骚扰民间者，无所不至。本朝有鉴于此，故悬为厉禁。通商之后，习闻外事，而后知固为利国利民之事，徒以办理不善，政滋扰累耳。然而偶议及此，犹多挠阻者，何也？尝窃计之，有二故焉：一曰风水之惑太深也；一曰集股之信已溃也。请分言之。

三代以上，无风水之说也。或曰：“《书》云：‘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至于洛邑。’《周礼·天官》：‘维王建国，辨方正位。’非风水之说耶？”不知周公之“相宅”乃慎于建都，所相者以控制形势。言《周礼》“辨方正位”者，建国之始，辨正疆界之谓也。至于《孝经》“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则为孝子慎终之意。盖古者大事则卜，葬亲为事之大者，故卜也，初非近世谬悠荒诞之说也。此谬悠荒诞之说，殆起于晋郭璞《锦囊经》，恐其言之不足以动当世，又假托一青乌子《葬经》以实之。盖自是而《海角经》《拨沙经》等书叠出于唐、宋之间，而其说大行，信奉者日众。于是著书者故托失名以为秘传，相地者故为诡异以炫其术，驯至于谬悠荒诞之说充塞天地，流毒至于今日，胶执牢固，竟有白刃可蹈，此说不可破之势。吁！患深哉。

盖尝默计之：佛、老二氏之说，未尝不充塞天地也，然信者半，辟者亦半，信奉者不如是之众也。汉、宋诸贤注疏经义亦附圣教，以充塞天地也，然尊宋抑汉者有之，崇汉议宋者有之，信奉者亦不若是之众也。以诸贤之经学，佛、老之邪说，卒不得敌此谬悠荒诞之说者，以其能祸福人若确凿焉而有据也。祸福之说可以惑愚民，而不足以欺智士；可以罔小人，不足以蔽君子。天下君子寡而小人众，智士寡而愚民众，宜乎信从者之日多也。

今不欲开矿则已，如欲开矿，非毁尽此谬悠荒诞之书不可，非禁绝此谬悠荒诞之言不可。宜下令：凡有风水之书，限日输诸官，当众焚毁，嗣后如查有私刻及私藏不缴者，科以重刑；有再谈此谬悠荒诞之言者，罪如之。令出惟行，定以重律。若谓此为苛刻，则不过使民间少一蛊惑之言耳，禁一无所可否之事耳，初非强人所难之事，不得谓为苛也。若谓此为琐事，则此令一行，民俗丕变，举数千年之积惑而破之，快事也。民俗既变，邪说不得行，举数千年秘而未发之宝，随地皆可采取，大事也，琐云乎哉？抑尤有可不辩而破者。

郭璞为堪舆家之祖，其术至精。《晋书·郭璞传》：晋明帝能占冢宅，“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曰：‘能致天子问耳。’”审是则君臣交精此术。异夫其自为谋者，当为子孙计久远，都畿陵寝，莫不尽善矣，而何以太宁在位，仅及三年？且终晋之世，纷崩离析，国祚转促也？夫亦可知其为谬悠荒诞矣。吾非好标奇异，故为此矫枉之辩，伤世人之沉迷者，多坐视此固有之利权而不取，恐将不免尽为外人豪夺矣。俟外人豪夺之时，更以此谬悠荒诞之说以争，则欲争此植福之基者，而适成为媒祸之阶。杞忧及此，故不觉其言之冗赘也。

事非独立所能举，必求济于众人。而集股之法出西人，谓之公司。中国之奸商、滑吏偶窃得此名，于是谬指一地、一山，谓为某矿，于通都大邑广行集股。商民狃于招商、电报之已见成效也，群乐附焉。原彼招股者之初心，未尝不冀其成也。及其既也，专于应酬，耽于淫逸，加以乐附者众，适养骄奢。于是出则俊仆，入则美妾，集股一事，竟若习而忘之。卒至于亏累不救，一败涂地而后已。十余年前如此者，盖屡见之矣。近年以来，商民鉴于前辙，即有殷实官、商认真集股者，皆裹足矣。夫如是，安望集股之有成效？安望矿务之可振兴？居今日而必欲维持之，以濬利源，其惟有特旨招商，以鼓舞之乎？诚能明降谕旨，准殷实商家延聘矿师，查勘矿苗；确有把握者，准其呈明地方有司，请旨特准招商，永远专利。地方官为之保护，而不挠阻其利权；国家亦只收其税款红利。然又须严定章程，其有侵吞股本，捏报亏折者，予以应得之罪。如是而商民之气庶几可作，矿务之兴庶几可望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