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　税

封建之世，诸侯各自为治，关稽不征，泽梁无禁，取于民有制，此三代王道之治。暴秦坏法以来，殆不可复。明季之世，盗贼蜂起，军需、饷项难乎为继，乃加征田赋，农夫困蹶，流氓益众。皇朝龙兴之初，鉴及前辙暴征苛敛，痛去靡遗，与民休息，永不复加。岁岁度支，出入相抵；或有不足，别筹他法，田税一事，从不议及。咸丰之初，粤逆窃发，军务日亟，岁增饷项以千万计，司农仰屋，无所措手。一时在廷诸臣，建议于常关之外，创行厘金。于是一岁之中，骤增千余万，应付军饷，而大难得以削平。迩来垂四十年矣。原议军务敉定，即行裁撤；及既肃清，无以善后，不得不留以取资，坐使朝廷失大信于天下。此虽疆臣之过，而其不得已之情则可原也。

至若洋关之设，始于道光二十二年。当时海内晏安，在廷诸臣多讲理学，耻于言利，又不知欧西各国税例，故所定税款，一概从轻。当时未尝不以为意外骤增之款，置之不论不列。迨至修约之时，既不知与约加税，转订一先纳半税，统免子口再征之例。洋税非不略有起色，而内中隐有其欺者，已不可以数计。时贤论之甚详，可勿赘矣。

窃尝考之：地丁、盐课、常关，为中国本有之进款，即以供中国本有之支销。即各货厘金行之既久，亦已视为固有之利，坐享而忘之。惟关税一项，既为从前所无之进项，即当取作从前所无之支销，如出使经费、海军兵轮、各口炮台、船政制造、水师电报、各级学堂、国债利息等，莫不仰给于此。今天子励精图治，降明诏与天下士庶维新，加以各道铁轨，莫非借洋债为之，将来用度之繁，正难逆料。而岁入之款，仍率旧章。贪墨之辈未杀，吏胥之流未除，纵欲求诸民间，徒以肥若辈之私囊，而朝廷转博暴敛之名。是非惟皇上计不出此，即部臣亦不敢出此也，盖铺捐之辙可鉴也。无已，其仍望诸洋关乎？

考初设洋关时，以进口者皆洋货，所征者皆洋税，而所与交涉出入者皆洋商也。既恐华洋之性情不洽，又恐华人之工于舞弊也，故各口税务司，均以洋员任之，迄今几及六十年而不改。太阿之柄，隐然倒持，无异夫加税之说，屡议而屡梗也。或曰：“病不在是，夫税务司，特一司收纳之人耳，其力恶足以及此？”不知欧洲人士以保护同类为重，加税之说一出，彼国政府挠阻于上，旅华商人挠阻于下，而所以知内外之利弊，达上下之情谊者，则税务司也。其力虽不足以挠阻吾议，而足以达情于政府，以阻吾议；尤足以授意于商人，以阻吾议：而议以终于不成。

夫日本，蕞尔一岛国耳。其始也，为欧洲所愚，实与中国同。及其继也，奋然振兴，收回事权，西人无如之何也。盖公法，关税为自有之权，虽极苛敛，彼只能饬令商人裹足，而不能阻我不为也。堂堂大国，曾日本之不若，岂不能为哉？不为耳。

今制洋关于税务司外，别以道员监督，谓之关道，视成而已，无所谓监督也。谓宜于各关税务司外，别设一协理税务司，以华员之勤敏公正者为之。饬令于洋员应办之事，留心伺察，一意学习。数年之后，诸事熟手，然后收回事权，谢去洋员，统归华人经理。然后徐图加税，事或有济也。或谓：“事权旁落者已非一日，恐一旦必欲收回，彼族必有起而争者。”不知西人之遇事要挟，动加恫吓者，恃其势耳。今天子力维新政，惟日不足，中国之强盛，计日可待。数年之后，势与之均，彼虽欲如今日，不可得也。于何以证之？于日本可证之。求理财之道，而欲敛，不为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