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旧作：驳袁子才《论语解》

古文简略，不易得解。后人每以臆见解书，各执一说，几成聚讼，而卒不得一真解。遂使学者转无所宗向，而文义益晦矣。

尝读袁子才《论语解》，谓：“孔子仅许颜子以三月不违仁，其他如陈文子、令尹子文皆不许也。至于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乃又有器小、不俭、不知礼之诮。”乃以臆见解之曰：“使管仲而果仁矣，天下有仁而器小、不俭且不知礼者乎？天下之知礼、能俭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腾口说而持之过坚，使前后不合。后世之慎言语、少许可者且不然，而谓圣人然乎？然则何以有此？曰：“《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分。齐人最重管仲，以管仲为仁者，齐之弟子记之也；鲁人素薄管仲，以管仲为无一可者，鲁之弟子记之也。”诚如所言，则直以伪书目《论语》矣。违背师训，私出己见，矫言立说，驯谨弟子且不为，而谓孔门弟子为之乎？矫言立说，非伪书而何？袁氏此言，亦太小之夫视诸贤矣。然则当作何解？曰：仁之道大，夫子所以罕言也。而其间有体、用之别，德、术之分。仅许颜子以三月者，许其仁之体也，仁之德也。故陈文子、令尹子文无与焉。许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许其仁之用也，仁之术也。不观孔子之言乎？曰：“相桓公，霸诸侯，民受其赐。”曰：“不以兵车，管仲之力。”则许其为仁术也明矣。夫仁术者，功泽足以被斯民之谓耳，固与仁之体、仁之德判然分为两途者也。如是，而管仲诚器小、不俭、不知礼，又与其仁术何害焉？大圣人就事论事，非若后世儒者之动辄求全责备，其许管仲以仁也，宜矣。而何有于齐论、鲁论之分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