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论

王者治天下以道，霸者治天下以术，道与术均归之于法，是故无法不足以为治。

春秋之世，齐桓崛起，管仲辅之，一变三代之道，以归于法。惜乎管仲、齐桓相继以死，而齐难作，后起无人。不然，由管仲之法，以复归于王道之治，犹反手也。

战国之世，秦孝公恃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公孙鞅辅之，一变先王之道，内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守之具，外连横以斗诸侯，唾手而取西河之外。当是时，诸侯恐惧，相与合纵以谋弱秦，而终不可得。至于始皇吞周室，并诸侯，废封建，夷天下，为郡县，是犹鞅之余绪也。

鞅之有功于秦大矣，然卒不免作法自毙者，则精刻之为害也。使非为众怨所归，公子虔之徒何由而告反？魏更何为而内之秦？此徒事精刻而不知济以仁慈之过也。虽然，吾犹有论焉。鞅之精刻，鞅之忠也。以忠而自毙，则不得不原之矣。吾何以见之？吾于今之沽恩者见之。今之沽恩者借朝廷之法，营一己之私，门生故吏盈天下，一旦得罪，犹不失所庇护。而犹诩诩然曰：“此明哲保身之道，忠厚待人之极也。”是则吾知其为不取于商君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