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论

经曰：“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孟子之说时君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昔者窃读之而疑焉。夫义与利，显然判为两途，而不容并立者也。必曰以义不以利，则国何由富？食何由足？国不富，食不足，覆亡之不暇，更何以图治？乃读唐臣《刘晏传》，而始释然于以义为利之说也。

当肃宗时，安史为乱，天下户口十亡八九，兵戈遍地。晏以一身当度支、转运、盐铁等使，布置裕如。首疏浚汴水，以使转运；置递相望，以报四方。物价、食货，轻重之权皆在掌握。诸道置知院官，藉报旱潦丰歉。丰则贵籴，歉则贱粜，以谷易货，以供官用。盖由是而国、民交得其利。而考其为政之初，曾无一事不以养民为首务也。民有所养则货财足，货财足则赋税增，知所务哉。其言曰：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荣显，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出纳之事虽至细，必委之于士，是又知人善任，无异夫其措施易于藉手，而事易于致治也。若刘晏者，是殆圣人之徒，王道之佐欤？后世之人徒以理财称刘晏，失刘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