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1)。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2)。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3)。
【注释】
(1)“不违时”三句：意谓不违背农时，不在疾病流行时兴兵，这是对我国民众的爱护。不违时，不违背农时，指不在百姓从事农耕生产时兴兵；一说指不在不合适的季节兴兵。历，《广雅·释言》：“历，逢也。”一说选择。病，疾疫，流行病。施子美曰：“《易》之《同人》：同人于宗不若同人于郊，于郊不若同人于野。同人于宗，各恶其独爱也，故吝。同人于野，兼爱也，故亨。圣人爱人，岂独爱其爱哉？欲兼所爱也。圣人爱人之心，虽由近以至远，至于一视同仁，无所不爱，圣人之至仁也。故自其爱吾民，推而至于爱夫其民，又推而至于兼爱民，其大德也。故是以为战之道，不可违其时，不历民于病。苟违其时，则寒暑失宜，疾疫由生，而民必历于病也。曹操伐吴，时方盛寒，马无藁草，人生疾疫，乌在其为爱民哉？充国以正月击弁羌，得计之理，又其时也。幸武贤知汉马不耐冬，兵多羸瘦，欲分兵击之，是知所以爱吾民也。”“或曰：不违农时。不违农时，则民得足于食，故不历民以所病之事。”朱墉引傅服水曰：“治国莫急农时，无故兴兵，民之所病，此爱民者所必曲体也。穷兵黩武，亡国之阶，武备废弛，边陲启衅，故虽当平定，大恺犹日行治兵之礼，此王者所以贵克诘戎兵也。”又引《醒宗》曰：“民之耕获方殷，我以战道役之，则民必将因战而失其耕矣，所以不可违。”又引《大全》曰：“不违时，即‘使民以时’之意。”
(2)“不加丧”五句：意谓不在敌国有国丧时兴兵，也不趁敌国闹灾荒时兴兵，这是对敌国民众的爱护。不在隆冬、盛夏两季兴兵，这是对敌我两国民众的爱护。丧，丧事，这里指敌国君主的丧期。凶，饥凶，饥荒。施子美曰：“彼国有丧可吊也，兵其可加乎？有凶可恤也，其可因而伐之乎？吴以共王卒而伐楚，蛮以大饥而攻楚，乌在其为爱夫其民哉？楚闻晋丧而还，晋饥秦输之粟，是知所以爱夫其民也。隆冬大寒，手足可堕，师不可兴也。盛夏炎热，民多疾病，师亦不可兴也。冬夏不兴师，我之民得所利，而彼民亦得其利也，武王、宣王之师也。武王十一月渡孟津，宣王六月伐狁，人皆谓其以冬夏兴师，非爱爱兼者也。殊不知周以建子为正，按《周礼》有正岁，有正月。正岁者先王之正岁，月建寅也。正月者周之正月，子月也。《周官》布治教政刑，则用周之正月，其余致治简器，凡寓于先王之政者，则从先王之正岁。今武王以十一月渡孟津，则今之正月，乃春非冬也。宣王以六月伐狁，则今之八月，乃秋非夏也。武、宣之意，所以兼爱民也，不违时。”刘寅曰：“不加人之丧，不因人之凶，所以爱怜其民也。如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是也。吴王阖闾乘允常死而伐之，是加人之丧，因人之凶者也。隆冬盛夏大寒大暑之月，不兴师以伐，所以兼爱其民也。兼爱犹曰广爱，盖隆冬兴师必有裂肤堕指者，盛夏兴师必有冒暑疾疫者，此圣王所以慎之也。”朱墉引刘寅曰：“兼爱其民以上，申言以仁为本，不忘战也。以上申言以义治之之意。”又引《通义》曰：“仁为战本，盖其素也，即战道，亦足见仁。仁者之爱，宜不止此六者，然而战之为民害，莫甚于此。夫战而爱吾民者有矣，顾未有并敌国之民而兼爱之者，非仁者不能也。仁者体天地生物之心，而以天下为度，故能不以顺逆起见而生分别心。”田旭东说：“《司马法》以仁义为宗旨的战争观在这一点上表现十分突出，说明古人懂得保护人民利益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以此为战争观的基础：‘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春耕秋获之时，民力忙于农田，如以战争扰之，必使民困，所以提倡战争兴于农隙之时，不使百姓经历苦难，这是对本国百姓根本利益的维护。同时还需赢得敌国百姓的同情，这就是不趁敌国丧乱、灾难之时发动战争，以此表现对敌国百姓的仁爱之心。天寒地冻，溽暑炎热之时不兴兵动众，以不使敌我双方的民众经历磨难。这样，才能得到敌我双方民众的拥护，‘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二卷《论持久战》）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所起的伟大的决定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和战争的基本观点。古代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也从战争实践中意识到这一点，《淮南子》即曰：‘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可见已意识到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背向，因此，爱护人民，团结人民，赢得民心，就是用兵打仗的根本问题了。《仁本篇》较为具体地谈到了如何使战争符合民众利益的问题，虽然这些论述都装裹于浓厚的仁义之道之中，但不可否认，古人是确实体会到和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3)“故国虽大”四句：施子美曰：“兵不可以数用，亦不可以不用。数用之则好大喜功，穷民远略，不可也。不用之，则无以守国，无以备敌，尤不可也。如之何哉？守之用不用之中而存之耳。苏子曰：‘天下之势，莫大于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为好战，则将为秦皇矣。秦皇之国，非不大也，不再传而遽亡者，必战之过也。况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此好战之所以必亡。康庄子曰：‘鞭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苟为去兵，则将为唐穆宗矣。穆宗时，两河既定，天下似安矣。萧俛议销兵，及朱克融之变，而复失河北者，忘战故也。况夫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此忘战之所以必危也。与其忘，不可好，好之将至于亡。而忘之虽危，亦未至于亡也。成周之时，畿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为公侯伯子男。成周之君，岂好用兵哉？戎狄膺之而已，荆舒惩之而已，非好战也。方天下隆盛之时，而司马之战，四时之教，必致其谨者，不忘战也。此所以为极治之世欤！”刘寅曰：“故国虽大，好战必至于亡。如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是也。天下虽安，忘战必至于危。如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家是也。”朱墉引《通义》曰：“‘国虽大’二句缴上意，‘天下虽安’二句起下意，篇中接脉处。然二语之戒遂为千古名理。人主处富强之势，常失于穷兵；而当承平之时，鲜不至废武，乃若有以战而实不好战，欲止战而我不忘战，此《司马法》所为睠怀古道也。”黄朴民说：“义战的理论基础是‘慎战’和‘备战’。对此，《仁本》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阐述，提出了非常卓越的见解：‘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既重视战争，积极从事备战；又反对迷信武力，以战为乐。这充分反映了其作者在战争认识上所达到的理性高度，直至今天仍不乏重大的启迪意义。”
【译文】
作战的原则是：不违背农时，不在疾病流行时兴兵，这是对我国民众的爱护。不在敌国有国丧时兴兵，也不趁敌国闹灾荒时兴兵，这是对敌国民众的爱护。不在隆冬、盛夏两季兴兵，这是对敌我两国民众的爱护。所以国家即使强大，若一味好战，就必定灭亡；天下即使安定，若忘记备战，就一定危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