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薩斯的悲觀預測
世界上再也沒有任何學者的命運比馬爾薩斯更為奇特了。生前，他生活于誤解之中，飽經了被世人辱罵的痛苦；身后聲名更是戲劇性地在贊譽和辱罵聲中來回振蕩–這一切，恐怕都是馬爾薩斯本人未曾預料到的。
1789年，湯姆斯·羅伯特·馬爾薩斯（Reverend Thomas Robert Malthus）將一篇長達5萬余字的論文公諸于世，這篇文章在英國社會掀起了軒然大波。此文經過不斷的充實、修改，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內一版再版，最后形成了一本幾十萬字的巨著，即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人口原理》[1]。
理論的命運似乎都逃脫不了這個規定：一開始總被當成異端邪說，后來又被奉為經典，直至墮落成迷信教條。《人口原理》的命運就是這個規定的最好例證。這本書問世之初，由于它“一舉粉碎了和諧宇宙的一切美好希望”，“推翻了人類進步的前景，而代之以一貧瘠、陰沉而冷清的未來，”[2]因之處于“人所不讀、人人咒罵”的被詛咒地位，許多人未讀《人口原理》，僅憑耳聞就把馬爾薩斯當做仇視人類的惡魔。
經歷了一百多年以后，人們對這本書的認識走到了另外一端：
開創了一個理論時代的凱恩斯以不勝遺憾的口氣寫道：“……馬爾薩斯的研究路線幾乎全部消失，而李嘉圖的方法竟在一個世紀內占完全的統治地位，這對經濟學的進步已是一種災難。如果只有馬爾薩斯而沒有李嘉圖一直是19世紀經濟學發展之父的話，那么，今天的世界就該聰明得多，也富裕得多啦 ！”[3]
海爾布魯諾同樣推崇備至：“馬爾薩斯有關經濟學的其他著作被遺忘許久以后，他的‘人口原理說’仍然主導著經濟理論。它的影響力甚至超出經濟學的范疇――它‘催化’了達爾文的進化論–而成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試金石之一。”[4]④我們評判一個前代理論家，并不是要用他的理論缺陷來映襯我們的完美，更不是要用他的錯誤來論證我們的正確和高明，而主要是看這個理論家為他的時代及后世提供了什么。忽視其理論的總體精神，而在其所舉的每一個例子是否正確這種枝節問題上糾纏不休，更不是應有的態度。
對《人口原理》一書的評價，就應該針對該讀書的總體精神而發。
馬爾薩斯談到《人口原理》的出版目的時說道：“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與人類的本性密切相結合的一個巨大原因的種種結果；……我所指的原因就是一切生物都有超越為它準備的養料的范圍而不斷增殖的恒常趨勢”，這一規律對于人類也不例外。
接著，馬爾薩斯闡述道：由于人類生活有兩大基本需要：
1．糧食為人類生存所必需。
2．兩性之間的情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將永遠如此。
從這兩個前提出發，馬爾薩斯指出：“人口增殖力比起土地提供人類生活資料的力量來，是無定限大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口較之土地，具有更大的潛在增長力和增長傾向。如果對人口的增長不加以限制，“人類將按下列的比數增加：1、2、4、8、16、32、64、128、256，而生活資料則按1、2、3、4、5、6、7、8、9的比數增加。在兩個世紀以內，人口對生活資料的比率將會是256對9；在三個世紀以內，4,096對13；”–世人常常揪住不放，并大加論述其理論的錯誤性與荒謬性的地方就在這里。這段話加上他所列舉的美國人口每隔25年增長一倍這個例子的謬誤，就成為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滑鐵盧了。
但如果真以為“兩種級數說”就是馬爾薩斯主張的人口規律，那就大謬不然了。馬爾薩斯其實是這樣看待人口增長的：”人口繁殖力和土地生產力這兩個力，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法則，卻必須繼續使其結果平衡。”
這段話說明他在考察了人口的歷史增長以后，看到了一個現實：人口雖受生活資料制約，但人口增殖還是要超過生活資料的增殖。基于這樣的現實，馬爾薩斯提出了三個命題：
一、人口必然為生活資料所限制――這個論點被命名為“制約原理”。
二、只要生活資料增長，人口一定會增長。除非受到某種非常有力而又顯著的抑制的阻止-這一論點被命名為“增殖原理”。
三、這些抑制人口的優勢力量，全部可以歸納為道德的節制、罪惡和貧困–這一論點被命名為“均衡原理”。
這三大原理才是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精髓。從這里可以看出他對人口的認識是：人口增長必然受生活資料的制約；人口經常在生活資料增加時增殖；但由于受到自然抑制和道德抑制，人口和生活資料必須經常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即保持均衡。他的劃時代的貢獻就在于看到了刀刃的兩個鋒面：在看到人口增殖面的同時也看到了制約面，并把均衡過程看作是個動態過程。要求均衡的制約原理和時時打破均衡的增殖原理是人口運動中兩條平行的主干，從這兩者內部聯系中產生的交替作用按照均衡→均衡破壞→均衡恢復的過程形成了人口周期波動，即人口的增長運動和衰退運動的連續反復。所謂“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和“生活資料按算術級數增長”，在這里只是一個假設，前提是人口未受到任何抑制――在馬爾薩斯的整個理論體系中，這是無關宏旨的枝節問題”。
從這方面加以理解，可以看出《人口原理》確是說明人類再生產發展規律的統一原理。因為這條原理，馬爾薩斯被后人尊為“人口學之父”，“馬爾薩斯的窘境”成了人口問題的代名詞。
馬爾薩斯所預見的社會悲劇終于在第三世界大多數國家里實現了。醫療條件的改善在這些國家的后果之一就是人口加速增長。由于這些國家的生育完全聽其自然，生產技術的改進并不能提高這些國家人民的最終生活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國家所取得的“進步”純粹是人口上的，完全不是經濟上的。換言之，就是“人多了，可只是窮人多了”。人口問題專家斯賓格勒悲嘆逍：
“就事實來看，未來的前景將確切是馬爾薩斯式的–人類正坐在人口的定時炸彈上。”美國外交政策協會指出：“統計報告幾乎難以置信，在待開發國家里，平均每天有一萬人因營養不良所引起的疾病而死亡。在這些國家里，每20個小孩中，有10個極可能因饑餓或營養不良的原因而夭折，另夕卜七個人則可能患有生理上或智能上的障礙。”
中國的10億人口，“印度媽媽”的高生育率無可懷疑地成了實現社會經濟目標的威脅，兩國政府為此已彈精竭慮。
從40年代開始，30多年的時間內，世界人口倍增，人類為應付生存需要引起的種種問題而疲于奔命。這一事實使任何對馬爾薩斯的批判都顯得蒼白無力，因為世界正在失去平衡。1985年聯合國巴黎人口統計學會議上，與會者以99．8％的壓倒多數票贊成再版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馬爾薩斯沒有長眠，他的學說綿延至今。只要人類社會存在，他所揭示的人口規律就會發生作用。只不過，人們經常提到他的學說之時，就是社會不安定之日。一旦不安定的感覺在人們腦海中變得淡漠，他的學說也就不再那么被人關注了。
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中，到底有些什么值得我們借鑒呢？在冷靜地思索后，我們至少可以從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中找出幾點合理之處：
第一，兩種級數說作為一種趨勢，在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確實存在。一國政府在考慮社會發展戰略時，必須考慮環境的負載能力，在人口和總的環境中建立一種合理的關系，謹防人口發展超過環境的負載能力。環境負載能力用方程式表示，則有如下等式：
C=B：
C 在這里表示土地的負載能力，即土地為人類生活服務的能力
B 表示生物潛力，即土地上的植物為人類提供生活資料的能力；
E 代表環境阻力，即環境對生物潛力或人類的生產能力所加的限制。
中國的歷史遭遇告訴我們：建立人口與環境的合理關系是保證社會安定、人民富足的基本前提。
第二，一個社會的人口增長必須和生產資料增長相適應。這種“相適應”不僅是保持原有生活水平上二者的比例關系，還必須考慮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孰快孰慢的問題。唯一的正確答案是：
經濟發展必須領先，只有這樣，人們才會在某種程度上感到負擔減輕。這種狀況持續時，生活水平才能持續不斷地得到改善。
第三，道德抑制說，即從道德上限制人們的生育行為。這在中國有現實意義，中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這種理論的實踐。
好在我們變得現實了一點，不會再干出那種為了政治“清白”而犧牲經濟利益的傻事。
為了驗證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和馬寅初先生《新人口論》的“荒謬”性、“反動”性，中國支付的代價畢竟太大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