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本書斷代和研究角度選擇的思考
近30年以來，中國的史學研究不僅把經典理論外化為“典型模式”，完全以線性研究取代非線性研究，同時還將線性研究絕對化、庸俗化、簡單化，把歷史唯物主義史學研究特定的實踐性原則退化為經濟唯理主義，特定的黨性原則擴大為政治唯理主義，形成了一種僵化的思維構造體系。一遇有研究角度不同者，指責就會紛至沓來，目為“異端”–這些“異端”能問世，還算是幸事。更不幸的是連出生的機會都沒有。
本書論述的歷史年代，并非按照傳統的斷代方法，而是從歷史中切取了18–20世紀之間兩百多年歷史，縱跨三種社會形態：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之所以如此，倒并非別出心裁，而是本書的研究角度–人口史本身的階段性決定的。
首先，本書論述的人口壓力問題，從社會開始感受到它的威脅直到采取對策，確實跨越了這三個時代。在這兩百多年之間，社會制度雖屢經變化，人口問題卻一直是社會的病痛，原來是由于社會動蕩掩蓋了它的嚴重性，近30年來則外化為越來越明顯的社會包袱。認真思考并采取對策，還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事情。嚴格說來，它的真正解決，還需要以后數代人持久不懈的努力。
――從問題產生到來取對策，的確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這是本書如此切取歷史年代的考慮之一。
其次，歷史的發展也是人類精神發展的進程。精神發展的緩慢性、漸進性在中國特別突出。
生育觀幾乎是亙古未變。面對現實的人口困境，這種生育觀的慣性作用依然很強大，人們習慣于盡生活資料允許的范圍生育。目前，也只是囿于政府采取各種強制措施，人們的生育習慣才不得不加以改變–本書的年代切取也考慮傳統生育觀慣性作用的未完結性。
從人口和資源的關系出發去探討人口和社會的關系，則是社會現實的要求。
歷史的苦難，現實的困境，迫使我們思索：中華民族為什么一直只能以維持“黎民不饑不寒”的小康局面為目標？為什么“貧困文化會世世代代傳遞下來？在改革所引發的重建社會的過程中，有必要進行反思–民族的、歷史的苦惱在本書中濃縮為反思的苦惱。
現實社會是歷史的沉積。尤其是中國這個有五千年歷史包袱的文明古國，隨手可觸的一切都與歷史緊密相連。但是歷史畢竟像流水般逝去，只有對現實生活的興趣和需要才能促使我們去考察歷史，為研究歷史而研究歷史的情形從來就沒存在過。愛德華·霍列特·卡爾在《歷史是什么》
書中就明確地強調了這一點：“歷史是現在跟過去的對話，是今天的社會跟過去的社會的對話。”
克羅齊說得更直截了當：“這種過去的事實只要和現在生活的一種興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針對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針對現在的一種興趣的。”[11]人們受自身所處客觀環境的制約，只能從自身的感受出發去研究歷史，這就是筆者選擇了人口和社會的關系這個角度來研究歷史的全部原因。
[1] 此書原名為：《論人口原理對社會未來改革的影響》（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是馬爾薩斯與其父親丹尼爾·馬爾薩斯爭論有關英國社會問題時，為說服他的父親而寫。此書共版六次：1803年，第二版；1806年，第三版；1807年，第四版；1817年，第五版；1826年，第六版。
[2] R·L· 海尔布鲁诺：《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
[3] 凱恩斯：《傳記隨筆》小冊子， 1951年版，轉引自（美）朱利安·1」·西蒙：《人口增長經濟學》第13頁注1，北京大學出版社。
[4] 同注2。
[5] 這段話根據（日）南亮三郎編：《人口論史》第6–63頁內容寫成。
[6] R·L·海尔布鲁诺：《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
[7] 傅筑夫：“人口因素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2年第3期。
[8] 日本遭受到人口壓力的巨大壓迫，還可從其人均耕地面積和他國的比較中得見。
[9] 所謂“人口轉變”模式，日本學者安川正彬在《人口經濟學》一書中這樣闡述：當社會處于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內，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以高水平保持著均衡狀態（多生多死），而在有了某種技術革新后，經濟開始起飛，死亡率下降，出生率未變，依然保持以前的高水平，因而人口開始急增（多生少死），不久便達到最高人口增長率。繼之，經濟持續發展，死亡率接近可能達到的最低限度，出生率步其后塵，經歷一段時滯（time–lag）后，開始急速下降（少生少死），這時人口增長率變慢。不久，隨著人口停滯，經濟也進入停滯狀態。當發生現實的“人口轉變”時，稱之為“人口革命”。西歐各國的“人口革命”是從19世紀70年代后半期到1930年前后，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才完成的。詳見第9章“人口轉變與經濟起飛”一節。
[10] “人口推力”機制有兩種：第一種機制是由于家庭數量增加以致每個家庭可用土地減少，結果導致有一定數量勞動力的家庭的平均產量減少，從而迫使他們覺察到必須改變方法，以較多的勞動投入，獲得較多的產量。第二種人口推力機制是指典型家庭規模的擴大。假設一個家庭擁有的土地數量不變，而消費音由4個上升到6個，該家庭必然期望產量上升，這就迫使他們采用新方法，以較少的追加勞動，得到更多的產量。
[11] [意] 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