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生于有而廢于無”
縱觀歷史，我無法否認這樣一個可悲的事實：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民世代相傳的最高奮斗目標就是求得溫飽。然而“溫飽”卻總是和人們開玩笑，在人們視野中飄忽不定，難于捕捉。只偶爾在譽為“太平盛世”的年代里出現一下，轉瞬即飄逝而去，在這種世代相傳的“貧困文化”涵蓋下，人們只有在一種自我萎縮的狀態下生活。
費爾巴哈曾經深刻地揭示了貧困是產生罪惡的根源，他說道：“如果你因為饑餓、貧困而身體內沒有營養物，那么你的頭腦中，你的感覺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沒有供道德食用的食物了。”世世代代的窮苦給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的發展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它使人們為了達到有限的物質目標而窮盡畢生之力，精神營養則非常干枯。人們多半停滯在利己主義與家族中心主義，難于形成超越家族利益的集體主義精神，社會責任感更是淡化到蹤影全無。
在清代，“貧困文化”的種種特征非常明顯，家族主義的惡劣變種–幫會精神彌漫全社會就是民族道德被銹蝕的一大表征。人們為了生存不擇手段，不僅表現在佃耕土地時那種自利精神上，還表現在買賣土地過程中找價現象蔚然成風上。
田產交易過后，賣主以土地價格短少為理由，要求買主找補的現象在明朝后期已露端倪，到清代更惡性發展，至有“一產而加五六次者”[4] 。如江蘇丹徒縣人王土元于康熙三十年（年）以300兩價銀把園地7畝6分，地4畝5分，山3畝，水塘一口，房一所絕賣給馬侯府，后來增找杜絕錢，一次得8兩，一次得60兩，又立“杜絕嘆氣契”，得銀60兩[5] 。這種找贖糾紛，清代筆記中時有可見。洪亮吉曾記下其外祖父住宅的原主吳姓找價的情況：“外家舊宅，其原主者為吳氏，后其家日落，因賃宅而徙于鄉。余童時輒見其間一、二歲攜弟子妻子蜂擁而至，即廳事支釜作炊，勢甚洶洶，以找屋價為辭，外祖母必厚待之，俟居數日，則略給錢米使去。十數歲后始不復來。蓋渠又以原券鬻于楊氏，嗣楊氏又執券以為贖屋及規取方圓地步。” [6]找價者為達到目的，或阻止對方耕種，或強割成熟的谷物，或牽人牲口作抵，或去對方家自殺，或告對方強占土地[7]。 如江蘇省洋縣人張莊，康熙六十年將田30畝賣與朱瑞先，價銀90兩。后來多次找價，第一次貼銀27兩，第二次貼銀16兩，第三次貼銀30兩，合計73兩，相當于原價81％，正價、貼價共163兩，可買谷300余石。張莊賣地以后，更加窮困。雍正十三年，因窮苦不過，身帶尖刀，來到朱瑞先家，借口“貼價銀子還短些銀色，要他找幾兩”，若不給予，“就刎死在他家里，也討口好棺木” [8] 。為了找價糾紛訴訟頻興，人命案迭出。但在清朝吏治極端腐敗的情況下，打官司對雙方都是一場災難，足致雙方都傾家蕩產。失去家產的賣方一般是一貧如洗，倒也不害怕失去什么，買方則有身家財產之累，顧慮重重。為避免因打官司而破產的厄運，往往找價了事。這種頻繁發生的找贖糾紛，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幾度立法，對找贖加以限制。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規定，契賣田房，在30年以內者允許找贖，過限告爭，也以不應重律治罪 [9]。當時人針對這種種社會現象發出感慨，說以前是“富貴則親戚畏懼”，意思是說人若富貴了，其親戚畏其勢不樂于接近。而清中葉開始卻倒了一個過，變成了“貧窮則親戚畏懼” ，意指貧窮的人愛耍無賴，因而親戚都躲避[10] 。這倒不能光從人的品格方面去找原因，指責窮人自甘墮落。“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正是當時的社會無法容納龐大的過剩人口，人們一旦失去土地，而在別的行業里又難以找到工作，生存受到了威脅，為了活下去，人們才不擇手段，通過各種途徑獲取財物，至于所作所為為人所不齒，就顧不得計及了。
被生活所迫而為娼為盜的更是在在皆有，如浙江一帶尼姑多暗操神女生涯。藍鼎元曾記載：
“愚嘗過蘇杭之間，見街巷標榜下胎神藥，絕孕奇方，不勝驚嘆，謂風俗之壞，何為一至此極？市人為余言，皆為蘭若尼僧而設。然則蘭若之名，乃青樓之別號也。” [11] 這種情況不獨浙江，全國各地皆如此。
清康雍年間已是群盜如毛。東南沿海人稠地窄之處，鋌而走險做海盜的相當多[12]。乾嘉之際，海盜更甚，一時蔡牽、朱濆之徒，縱橫海上，直到嘉慶中才平定下去。嘉慶十五年（1810年）三月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述兩廣百齡親往查辦海盜緣由說：“洋盜本系內地民人，不過因餬口缺乏，無計謀生，遂相率下洋，往來掠食。伊等愚蠢無知，但知趁此營生，亦不干犯王法，歲月既久，愈聚愈多。” [13] 政府對這些盜賊也無可奈何，越捕越多。歷任督撫的陳宏謀總結盜賊的起因時說：“盜賊皆起于貧窮，貧窮皆起于無業。” [14]嘉道之交，兩廣總督蔣攸铦、阮元，廣西巡撫趙慎畛在任內先后數年間，各獲盜犯數千案 [15]，由此可見當時盜風日熾。
到了饑荒年代，人們簡直是回歸獸性，自相吞噬。如光緒年間，北方大旱，人們毫無儲蓄應付災變，山西“有小孩棄于道，或父母親提而擲之溝中者。死則竊而食之，或枝［肢〕割以取肉，或大臠如宰豬羊者。” [16] 《桐鄉縣志》記有這樣的事：餓死者尸橫道路，“有攫遺骸而吃其髓者，有搶骷髏而啖其腦者。” [17] 陜西省博物館藏有一塊題為《荒歲歌》的碑刻，記載光緒三年，山西、河南、陜西等地大旱時的慘狀，在人們面前展現了一幅慘絕人寰的人吃人的圖畫。這里摘引幾句：“……饑餓甚，實在難，頭重足輕，跌倒便為人所餐。別人餐，還猶可，父子相餐甚不堪。…人肉竟作牛肉賣，街市現有鍋兒煎。家有亡人不敢哭，恐怕別人解機靈。尸未入殮人搶去，即埋五尺有人剜……”。每一次大的饑荒和社會震蕩足以把民族的道德積累破壞無遺，每一次道德的破壞都難于修復。《目睹二十年之怪現狀》這樣一部書問世于這種時代，實為當然之事。
從18世紀起，中國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兩大問題。一個是歐洲人的東來，一個是人口加速增長，這兩大問題交織在一起，給中國歷史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前一個問題，一向“嚴夷夏之大防”的中國倒是有足夠的警惕。康熙就曾發出過警告，預言這些“夷人……千百年后，必為中國之累” 。而后一個問題的嚴重性，不僅當時人，就連我們這些后人也未予以充分估計。因為它所蘊含的危險，依靠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彈性，人們異常的吃苦耐勞精神和對現存秩序無條件的順從，在長時期內被暫時消融掉，外憂內患的迭起，也使人們容易忽視人口過快增長的潛在危險。
但是正如第一二兩章所述，人口壓力給清代社會生活各方面都帶來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對中國人口問題引發的后果，西方世界充分注意到了，這里且引一段他們的評述：“在中國，我們目睹了人口過剩造成的民族大悲劇的最后一幕。在這里，一個偉大的帝國疲憊地倒在塵土之中。中國，這個世界藝術、哲學和智慧的源泉，由于其平民的過度生育而逐漸衰竭。……亞洲文明的火焰在抖動搖曳，它遭受著毀滅的危險。”[18]不能指責這段話是夸大其詞，對我們這個民族走過的那條長長的路加以細細審視，我們應當承認，人口膨脹是18世紀以后中國社會種種變化的契機。但這個歷史教訓我們卻沒有記取，只是將中國的貧困落后完全歸結于分配制度和客觀原因，完全不從技術角度，即生產力水平和人口問題等方面著眼加以研究。這樣就使我們在建國后很長時期內，將社會改造的重點放在生產關系即所有制的改變上，忽視了控制人口和發展生產力必須與生產關系的改造同時進行，以致今天處于這種超負荷運轉的被動狀態，這樣的經驗教訓永遠值得記取。
[1] 瞿同祖：《清代中國的地方政府》，第39頁、59頁；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八，第四十六頁；《大清十朝圣訓·咸豐朝》卷七，第四頁；葛士浚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三，第六頁。
[2] 費正清編：《劍橋晚清中國史》上卷116-119頁。
[3] 張鵬展：《清厘吏治五事疏》嘉慶五年；《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吏政》。
[4] 光緒《華亭縣志》卷二十三，《雜志》。
[5] 《京江郭氏家乘》卷七。
[6] 洪亮吉：《外家紀聞》，《古今說部叢書》第五集。
[7] 同治《平江縣志》卷九，《風俗》；《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七六，《蘇州府部》。
[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乾隆刑科題本、乾隆元年二月十四日總理刑部事務果親王允禮題。
[9]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七五五，《刑部·產律·田宅》。
[10] 鈕琇：《觚 》卷二，《釣叟慨言》。
[11] 藍鼎元：《鹿洲初集》卷一，《與友人論浙尼書》。
[12] 藍鼎元：《鹿洲初集》卷一，雍正二年《論海洋弭捕盜賊書》。
[13] 嘉慶《東華錄》卷二十九。
[14] 陳宏謀：《寄王者相書》。
[15] 姚瑩：《趙文恪公行狀》，阮常生等編：《雷塘庵主弟子記》。
[16] 《怡青堂文集》卷六。
[17] 《桐鄉縣志》卷七，《積谷篇》。
[18] 喬啟明等：《近代中國人口統計的一項實驗》，1931-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