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法斯的巨石

有一段常被人引來說明商業繁榮期人口職業構成變化的話，茲引錄如下：

“……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蓋因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定于農畝，無有他志。……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為鄉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而蠶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無游手之人，今去農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矣。”

何良俊描繪的這幅圖景，人口職業構成的比例或許不夠準確，但關于農業人口減少、非農業人口增多這個觀感卻是正確的。只是他把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全歸結于“賦稅日增，徭役日重”，卻又失之觀察流于膚淺，故作此皮相之談。

對社會問題進行了細心觀察的徐渭就從當時的社會現象中體察出人口和土地資源比例失調這一潛伏病痛。他指出：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后可以責民之馴，今按于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余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余萬人也，然即令不占于富，而井分之田亦不足矣。”

這是一段基于統計數字材料上的分析，從這段話中可以得到兩個信息：

第一，明代戶籍黃冊確實嚴重失實。徐渭所說的這個邑戶口黃冊上登載的人口僅占四分之一，失于登載的卻有四分之三。

第二，社會上已確定存在大量過剩人口。有趣的是徐渭計算的結果：“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這里十萬人和四十萬畝田，正和我們前面計算過的“溫飽常數”不謀而合，可見人均四畝實為社會饑寒界線。

徐渭在這里特別指出即便實行平均分配的井田制，人口數目也超過社會既定的物質支撐力。

可貴之處也就表現在這里：不再像前人一樣拘泥于從分配制度上做文章，而是看到了當時社會矛盾的核心內容：人口和資源比例失調這一自然矛盾。

確實，列寧曾說過；“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是表示日益眾多的人口與農業分離，即表示工業人口由于農業人口減少而增加。”

在這里，我們切不可以拿這段話與何良俊的話去簡單比附，而必須注意兩點：

第一，列寧說的是“工業人口”，而何良俊說的“已六七分去農”的人中卻包括“鄉官家人”、“蠶食于官府者”、“改業為工商者”、“游手趁食者”等各類非生產性人口和生產性人口，即非農業人口。而“工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卻是兩個內涵、外延都很不相同的概念，前者只構成后者的一部分。

第二，列寧說的“商品經濟”乃是植根于真正發展了的社會生產之上的。因為農業人口減少的另一面是工業人口的增多，它所標志的乃是社會產業結構的轉換，社會產業結構的轉換必須以社會經濟發展為前提。反觀明清時期的情況，無論是何良俊的話還是邱濬所說的“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資糴以食者什七八”[29] ，表明的都只是非農業人口增多。何良俊之所以做出如是觀，只是由于把人口這個時期變化著的動態因素當做靜態因素，因而認為非農業人口增多的另一面必是農業人口的減少。其實，地主兼并去的土地也需人耕種，兼并的結果不過是將張三和土地的聯系割斷，又通過租佃關系將李四固著在土地上。從宏觀上看，農業人口數目是基本不變的。而且，農業人口減少必然會導致大量土地拋荒，明中葉卻又沒有這類記載。

只要將徐光啟、馮夢龍、徐渭等人的思想和明中葉以后人口數目遠遠超出賦役黃冊數目這些情況結合起來看，我們就會發現：當時出現的勞動力轉移和西歐資本主義初始時期的勞動力轉移蘊含的實質內容絕不一樣，它不是社會產業結構發生變化而引起的人口職業構成變動，而是人口過剩的征象。社會上只有勞動力轉移，卻沒有新的產業部門容納這些和土地割斷了聯系的人，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商業繁榮只可能是種病態繁榮。

這種商業繁榮之所以是病態的，是因為它的出現不是因為社會經濟發生新的進步，而是“人口拉力”的”作用；不是因為手工業生產部門發展到具有規模經濟效益，而是通過擴大廉價家庭手工業產品的供給刺激需求而引起的“繁榮”。

明代人口的職業構成已是微茫難求，但清代人口的職業構成卻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從事手工業的人數遠遠少于從事商業的人數，這說明了一點，流通中的商品絕大多數是家庭手工業產品。因為社會商品若是以專業生產者的手工業品為主，手工業人口應大大超過商業人口，由此足證和清代情況沒有本質差別的明代，其商業繁榮正是奠基于擴大廉價手工業產品供給的基礎之上。

前邊第四章已論述過家庭手工業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消融人口壓力，補充農民家計的傳統出路。在這種家庭手工業產品中，勞動力幾乎是不計成本的，原料價格和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就被算作“利潤”。

從一般消費品來說，正是這種較低的價格帶來了新的購買者，也正是這種低價刺激了人們的消費欲，從而擴大了需求–雖然擴大需求也能刺激生產，但是這里只能刺激家庭手工業生產。而且由于社會人均消費能力并沒有提高，為適應市場需要，商品結構中專供官僚貴族消費的奢侈品占了很大比重。

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商業繁榮，在開始出現時，其表皮下就潛伏著因人口壓力而產生的種種病灶，因此，它的出現，“不是預示著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而是大動亂來臨的前兆”[30] 。非農業人口的大量出現，商業的虛假繁榮，社會動亂的發生，這三種歷史現象總是相繼出現，其秘密就在這里。歷史也就總是以相同的面貌出現：每一次大的動亂使人口銳減，從而消除了人口和資源比例失調這一矛盾；新王朝建立后，總是進行土地再分配，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從而帶來了封建經濟的繁榮；經濟發展的結果總是導致人口直線上升，從而導致人口和資源的比例關系失調，豪強地主等的兼并又加劇了這種矛盾。于是在社會經濟張力達到一定限時，平衡打破，流民增多，由于勞動力轉移以及人口推力而產生了商業的病態繁榮。矛盾積累到一定限度時，社會動亂發生，社會的物質積累和文化積累遭到巨大破壞，爾后又在廢墟上重建封建文明。

這個過程正如西西法斯推著巨石上山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