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明清時代封建商業發展所蘊含的內容是否如通常估計的那樣高？它是否在悄悄孕育一場社會變革？
筆者無意在此提出結論，只想談談自己的理解，拋磚的目的在于引玉。
從封建商業到商品經濟，兩者之間距離了整整一個時代。從前者發展到后者，必須經歷一場社會變革。
僅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不足以稱之為“商品經濟”，因為商品經濟的首要條件是自由選擇、自由生產、自由消費、自由就業、自由遷徙。這就是說，商品經濟是同個人目標和價值判斷的多元化相聯系，和它對應的只能是個人主義哲學。這里的“個人主義”并不等于自私自利，它的英文名詞是“Individualism”，其哲學定義是“從個人作為人的角度來尊重個人”，即反對個性束縛，主張個人有充分表達意見和選擇的自由，肯定了追逐個人利益的合理性。從群體主義過渡到個人主義，這就需要經歷一場社會精神變革。而真正的商品經濟，也只能在以個人為社會單元的社會中才能獲得發展。
社會發展是精神發展，即人的本性的發展。這就是說，社會變革不僅表現為有形的經濟現象，還應具有精神內容。因為資本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制度，而是一種文明，它包括精神、藝術、道德和物質生活各個方面。所以，僅有商業高峰的出現，而沒有精神變革先期或同時出現，還未足以說明“資本主義呼之欲出”，更何況，我們歷史上的這種商業繁榮完全植根于病態的社會環境中。
正由于個人自由是商品經濟的活力所在，所以不能漠視家族制度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正是它的興盛，正是它與商人集團的奇特結合，阻斷了由封建商業向商品經濟過渡的通道。
首先，在家族本位主義的涵蓋下，獨立的個人完全被湮沒了，整個社會以親族團體為本位，社會關系膠著在國家和家族兩個層面上。
社會關系之所以會膠著在家族這個層面上，首先是經濟需要。家族的公有財產乃是家族結合的脈絡。這種財產的設置，目的雖不在于調劑家族內部的貧富不均，但卻實收救濟貧窮之效。祭田上收益的按支輪管，使貧窮者可以得到一筆再生產基金，使瀕于破產者免于流轉溝壑。族中豪強對這種財產沒有把持的能力。有了家族制度，我們常說的封建兼并就不像我們通常理解的那樣，是單純的某地主對某農民的兼并，而是更經常地表現為大族對小族的兼并。
二是對付政府的需要。歷史上的名門望族，擁有眾多的人口，備有精良的武器，筑有防護的堡壘，有外侮，隨時一呼，全族丁壯云集。這樣的家族在道義上雖受著政府的法律統治，而政府卻始終不能完全用政府的法律來繩治它們。相反地，政府有時不得不適應他們的習慣，“入境問俗”
成了地方官做官的要訣。下面這條材料再生動不過地說明了家族的這種功能：
“國家維正之法，全重魚鱗實征冊一書，詔邑亦然。官坡廖氏，附城沈氏，及為許為陳為林田，不知其幾千畝也，丁不知其幾萬戶也。族傳止一二總戶名入官，如廖文興、廖日新、許日發、許式甫是也。更有因隱避徭役，數姓合立一戶，如李林等戶合為關世賢，葉趙等戶，合為趙建興是也。戶長，總摧、輪流充當者，外有草簿，名花戶冊，按年催租，惟集是問。無戶總，則承差沿流而下，亦有此冊，不難逐戶征收。然則即以為實征冊乎？曰否。其間有田多糧少，田少糧多，無田有糧，有田無糧，且田丁俱無而空懸，合族勾賠，不起爭端。彼此買賣，私相過割。蓋其糧，一取諸公田，以公濟公。一取諸花戶，照舊征收，直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無論差役衙卒怎樣厲害，只要不讓他和民戶直接對面交涉，也就束手無策，封建官府能對那些弱小家族任意敲詐勒索，但對大族中的弱者也不能任意施加凌辱。和政府打交道的家族代表，即使不是常履公門的豪紳，但只要打起某家族的招牌，人們自當另眼看待。
家族就是這樣一種集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于一體的社會實體，其經濟職能使家族在很大程度上代行了國家救貧恤孤的職責，其政治職能使封建統治的恐怖感得到了緩和，教育職能的后果-族中子弟科舉入仕又強化了前兩者。由于這三種職能，家族制度在生存日艱的宋代以后高度強化，人們的生死榮辱和家族的興衰緊緊連在一起，個人被家族拋棄，也很難見容于社會，于是家族的權力就變成了一種對人的奴役力量，“家法大于王法”正是這種情況的寫照。
家族的群體利益和個人目標及價值判斷的多元化是不相容的。在這樣一種家族本位意識中，既難剝離出個體意識，形成獨立人格，更難于形成超越家族利益之上的公民精神。社會力量（包括精神、物質兩方面）往往就在各家族集團的角逐、抗衡中消耗掉了，發展商品經濟所需要的個人自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無法蔭生。
其次，宗法制度下，私有財產的透明度遠不如西方社會。人們習慣于把自己的生存系于同族人的幫助。這樣的情況下，評價一個人往往首先是看他是否慷慨大方地讓族人分享他的財產。愿讓同族人分享自己的財產，就是有“德”。讓人分享得越多，“德”就越高，否則就是無“德”，不齒于族人，不齒于社會。在這樣一個宗法集團中，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始終是人們關注的主要目標，人們凡有所舉動，都得顧及他人的眼色，個人經濟利益的落實點：消費行為往往要受到宗族干涉。
休寧西門查道大經商賺了錢，剛回故鄉時，為自己造了一所房子，受到同族人的指責和非難，后來不得不屈服，“歲鄉射行禮，君（查道大）每與焉，凡二十一請，五為大賓，人謂稱其德，……首倡建夾溪之梁，助資賢宮之督，善之所在。”直到把錢花光為止。
另一商人查靈川也因捐輸頗多而譽滿鄉里，但雖掙得了這份虛名，自己的生活卻日益貧困，“晚年衣食用費猶循儉”。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消費模式：商人們自奉儉嗇，而宗族性消費如修理宗族祠堂、祖墳、貞節牌坊、功德牌場及宴請賓客等都是一擲千金。
黑格爾曾說過：“人惟有在所有權中才是作為理性而存在的。”“惟有人格才能給予對物的權力，人格本質上就是物權。” [49] 黑格爾的所有權即私有權。這些話的意思是：只有擁有完整意義上的私有權，人們才會具有獨立的人格。這種家族制度使人們沒有行使所有權的自由，它迫使財產所有者割讓人格。事實上，人最重要的工作動力是提高自己及家庭的物質生活條件，保障生活安全。生活中如果不是與自己的利益直接相關，沒有人會持久地奉獻最大的努力。中國封建商人為什么會缺乏持久從事商業的熱情，總是把經商目的局限于“量入為出”的低水準線上，一旦賺到足夠的金錢以后便急流勇退，求田問舍，和封建家族以“收族”為名進行巧取豪奪的“吃大戶”行為很有關系。
經濟發展總是以追求個人利益作為起步，連個人利益都不被承認和尊重，自然就堵塞了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因為在這種吃人的禮教制度下，個人的創造能力和主動性都受到嚴重壓抑，人們的人格始終未獲獨立，沒有精神的變革和發展，社會發展又從何談起？
社會的變化往往首先發生于流通領域，考諸西方歷史，商人階層往往是首先萌發新思想的階層。而中國封建商人一涉世就受到這么多的壓抑和束縛，又怎能指望他們獲得一種新的時代性格？
社會變革需要人來促成，中國封建商人的心態如此，中國社會也就只能呈這樣一種僵化狀態。
“風起于青萍之末”，在人口壓力和其他原因造成的困境中，人們自然而然選擇了最有利的生活組織形式，給自己提供了生活安全感，但也在不知不覺中給社會進步設置了無形的羈絆。這一切，卻是人們始料未終及的。
[1]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問何謂死而不朽？叔孫豹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正是這種生活價值取向，將士人引向脫離世俗的“圣化”，脫離經濟實踐的政治化和脫離實際的虛文化。
[2] 張又渠：《課子隨筆》三，《宗約》。轉引自柯建中《試論明代商業資本與資本主義萌芽的關系》一文。
[3]《西園聞見錄》三十四，《開墾》。
[4] 沈垚：《落帆樓文集》卷二十四，《費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封建之世，計口授田，處四民各異其所，貧富無甚相懸。周末兼并，而貨殖之術以興；魏晉后崇尚門第，九品士庶之分，而雜流不與清班并。仕者祿秩既厚，有功者又有封邑之祖，以遺子孫，故可不與小民爭利。唐時封邑始計邑給絹，而無實土。宋太宗乃盡收天下之利權歸于宮，于是士大夫始乃兼農桑之業，方得贍家，一切與古異矣。仕者既與小民爭利，未仕者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取。于是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非兄長父老先營事業于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則纖嗇之風日益甚，然則睦姻任恤之風，往往難見于士大夫，而轉見于商賈。何也？則以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業則商賈也，其人則豪杰也，為豪杰則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為人所不為，不忍人所忍，是故為士者轉益纖嗇，為商者轉敦古誼。此又世道風俗之大較也。”
[5] 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宋代歷年人口每戶平均口數在2．5個人以下。這不合常情，當是只以男丁為統計對象。中國家庭人口數目可從20世紀30年代的一些調查材料推算而知：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戰時內務行政應用統計專刊》第一種戶口統計，民國二十五年全國平均每戶為5．38人。民國二十二年《湖南年鑒》記湖南省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每戶平均為5．84人。《福建省統計年鑒》第一回記福建省道光九年（1829）年每戶平均為5．40人。《江西年鑒》弓l《江西通志》記江西省歷年每戶平均人數：乾隆四十七年（年）為4．72人，道光元年（1821年）為5．24人，咸豐元年（1851年）為5．05人。故宋代人口數目不是全部人口數目。
[6] 廖剛：《高峰集》一，投省論和買銀箚子，丙子歲京師。
[7] 方勺：《泊宅篇》三。
[8] 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集》二，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
[9]《鐵菴方公文集》二十一，鄉守項寺丞博文書。
[10] 陳密：《復齋先生文集》四，安溪勸農文。
[11]《鐵菴方公文集》三十三，廣州丁未勸農文。
[12] 這類殺害幼兒的行為在宋代文獻中時有可見。史浩《真隱漫錄》八，福州乞置宮莊贍養生子之家箚子；鄭興裔《鄭忠肅公奏議》上，請禁民不舉子狀；王得臣《塵史》上，惠政；《宋會要·刑法禁約》大觀三年五月十九日，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上述文獻均有關于這類行為的記載。
[13]《輿地紀勝》卷九十八。
[14]《輿地紀勝》卷一O二。
[15]《嶺外代答》八十五。
[16] 汪應辰：《文定集》卷十三，請免寺趲剩田書。
[17] 劉弇：《龍云先生文集》卷三十二，觀禪師碑。
[18] 曾豐：《緣督集》卷十七，送繆帳干解任詣詮改秩序。
[19]《方輿勝覽》十，福州。
[20] 王得臣：《塵史》下，風俗。
[21] 謝肇浙：《五雜俎》卷四。
[22] 唐順之：《荊川文集》卷十五，程少君行狀。
[23]《五臺新志》卷二，生計。
[24]《山東通志》卷四十，疆域志三，風俗。
[25]《黃縣志》卷三。
[26]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十三，《史》九。
[27] 徐渭：《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八。
[28]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11頁。
[29] 農工商的數字，材料出處均見各縣該鄉土的實業志。轉引自劉敏《試論清代商業資本的發展趨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4期。
[30] 劉青峰等：《興盛與危機》第169頁，湖南人民出版社。
[31] 徽州藤溪《王姓鬮書》，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32]《欖屑》（抄本）。
[33] 許仲元：《三異筆淡》卷三，《布利》。
[34] 張英：《恒產瑣言》。
[35]《鮚琦亭集》外編卷八。
[36] <清>沈垚：：《落帆樓文集》卷二十四。
[37] 曾豐：《緣督集》卷十六，送繆帳干解任詣詮改秩序。
[38] 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十八，汪處士傳。
[39] 汪道昆：《太函集》卷六十一，《明處士休寧程長公墓表》。
[40] 吳翟：《茗州吳氏家典》卷一，《家規》。
[41] 何喬遠：《名山藏·貨殖記》。
[42]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十二。
[43] 王人吉：《仁里明經胡氏支譜》卷首《韻閹公傳》。
[44]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十二。
[45] 吳翟：《茗州吳氏家典》卷一，《家規》。
[46] <清>陳盛韶：《問俗錄》記福建詔安事。
[47] 黃福：《城西善士世宏查君墓志銘》，休寧西門《查氏祠記》。
[48] 褚唐、葉向高：《明查靈川暨配汪孺人合葬墓志銘》，《查氏祠記》。
[49]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50頁，第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