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水微瀾

面對這種自殺性的人口增長，并非所有的人都喪失了對社會病痛作出敏銳反應的能力，畢竟有人感到了潛在的危機。還在清代初年，著名經學家任啟運（1670–1744年）曾對當時的人口增長機制發表感慨：“身生子，子生孫，齒日繁，糧日益（困），亦必然之勢也。”但在當時的生育文化涵蓋下，他感到非常困惑：“若限其新增（指增加人口），則必使之不奉子而后可，恐萬無此理也。”

生活年代稍晚于任啟運的洪亮吉（1746–1834年）對人口問題做了較深入的探索。他以家庭為考察單位，根據人口代際倍增這一事實，總結出人口增長快于生活資料增長這一規律。他假設一個家庭在高曾祖時候，夫妻二人擁有房屋十間，田地一頃。經過幾代繁衍，增殖到20余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或者高曾之時，隙地未盡辟，間廛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至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十倍二十倍，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余也。”[14] 這是從生活資料供應方面看到了人口過剩這一事實。

從就業方面，他也感到了人口過剩：“農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商賈十倍于前而貨不加增，士十倍于前而傭書授徒不加增”，這種情況導致了勞動力價值下降和物價上漲：“于是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各昂其價以出市”[15]。 這種情況必然使社會處于動蕩之中。因為人們終年辛勤勞動尚不免饑寒，必然“生攘奪之患”，“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待斃也明矣。”

饑餓必然迫使人們鋌而走險。

針對上述情況，洪亮吉提出了兩個解決辦法，一是“天地調劑法”，即借助水旱災害和瘟疫流行來減少人口。二是“君相調劑法”，即通過三條途徑：1．開墾荒地，盡量利用閑置的土地資源，通過移民來調劑各地人口密度；2．通過禁奢，抑兼并將全社會的消費限制在低水平上，以便有限的物質財富能在更多的人之間分配；3．在饑荒時代，采取傳統的救災辦法，減輕饑餓的威脅[17]。這些都是事后的治標辦法。過去我們常說統治者做不到這些，其實，除了第二條是統治者無法做到的，其余兩項，清政府倒確是認真實行過，后面將談到這一點。

以后的年代里，汪士鐸、薛福成都提出過類似的思想，但其得到的反應，并不比洪亮吉得到的熱烈多少。任何一個社會，當其陷入了某種困境后，部分敏感的頭腦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去探求解決困難的辦法。但具有悲劇意義的是：預感到社會悲劇的人，大多數是社會不歡迎的人, 而比不受歡迎和遭到反對更讓人絕望的是社會的冷淡。因為如果有反應，哪怕是否定的反應，也標志著這個社會畢竟還有一批人認識到社會的困境，而冷淡則表示絕少有人關注這方面的社會病痛，先覺者陷入孤獨的境地。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就這樣長埋于故紙堆中。以后，當歐風東來，中國人知道了馬爾薩斯的學說后，有人對同時代產生的同類思想在兩個社會遭到的迥然不同的命運頗有感慨：

“洪氏人口論盡于是矣。聯想及馬爾薩斯，馬洪二氏其學說不謀而同，其時代復略相等，其學說成立期差亦不過數載 [18] ，……以言精密詳盡，洪說自不逮馬說。……馬氏之學說不過承襲眾說而組成系統耳；至于洪氏則蹊徑獨開，一空依傍也。其難易相去遠矣。獨是西方自馬氏人口論出，經濟學及社會學上而開一新天地；其直接間接影響于政治及社會上一般人之思想，至巨至重。反觀洪氏之論，則長埋故紙堆中，百余年來，舉世莫知莫聞。” [19] 1934年，尉之嘉發表文章表示了同樣的感觸[20] 。不過，他們都未深入到一個本質問題：洪、馬二人學說的遭遇不同，實則完全由于兩人生活的社會的發育程度不同而致。

中國當時是一個全封閉社會。這種社會有兩大特性，其一是復古性，整個社會文化的特點是重視祖制。傳統思想有絕對的權威，往往支配著后世社會人們的行動；其二是排他性，中國文化的涵攝力是很強的，但它只攝取和自己同質的東西，對異質的東西則采取排斥、拒絕的態度。洪亮吉談到人口問題時，有如在當時宛如一潭死水的思想界中投入了一顆小石子，最多只激起了一兩圈漣漪。而到了汪士鐸、薛福成發表見解時，中國已進入了百年動亂時期，鴉片戰爭炮聲未停，太平天國烽火又起，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等接踵而來，整個社會疲于奔命地應付西方殖民者一次比一次力度更強的挑戰，“保國保種”成為當時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務。姑且不論當時中國社會是否具有改變傳統心理定勢所需要的那種社會承受力，這些不停息的震蕩就足以掩蓋人口漫無節制地增長所蘊含的危險。這種情況下，這樣的呼號自然得不到任何回聲。更何況改變心理定勢，必須通過一場深刻而廣闊和社會革命。因此，這些思想就被歷史注定只能成為原野上幾朵寂寞開放的小花，不為人注意地自生自滅。只有當我們回溯歷史的時候，才會帶著惋惜的情緒注意到這幾株鮮艷早褪的思想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