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生社會集團和秘密會社

流往國外的畢竟只限于沿海地區的人民，居于腹地的大量過剩人口無處可去，不甘坐以待斃的人們就從各種夾縫里辛苦求生，乞丐、僧道等次生社會集團在雍乾之際勃興。

乾隆即位之初，還欲對僧道數目加以限制，命禮部發給度牒，凡出家者必須領度牒方準披剃[39]，并命清查齋田，編入冊籍，除名山古剎酌情留給一定數量外，余皆歸公[40]。 但不久乾隆皇帝便明白“為僧為道，亦不過營生之一途” ，此中實包含一個人口過剩的社會問題，不是幾道取締的命令所能解決的，于是又取消稽查寺廟資產歸公之命[41] 。至于發給度牒一事，更是有名無實。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山西道御史戈源奏：“乾隆元年至四年僧道之無度牒者已有三十四萬余人。自四年迄今，其私自暫剃者恐不下數百萬眾，若紛紛查補，必多滋擾。請嗣后永停通頒。”

奏上，乾隆允準，從此明文取消度牒之命 [42]。在尼庵出家的女子也為數不少，僅杭、嘉、湖三府已不下數十萬人，都是家境貧寒之人[43]。

乞討也成為人們謀生的途徑，在很多地方人們已將此視為正當職業。如鳳臺一地，“無業者輒流散四出。謂之‘趁荒’，或彌年累月不歸，十室而三四。”[44] 這些人去做流民，既可沿途乞討，政府往往還要給予賑濟，故當時流傳“在家做饑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說法。[45] 時人記載：“各屬城市鄉村多有惡丐，名為練子行；年力精壯，強橫無賴，到處成群，登門強索。”“各處乞丐多年力強壯之人，強索滋擾。”[46] 這些“年力精壯”的乞丐當是無法就業，迫不得已才以行乞為生。

更有大批人麇集于城市。其中只有少部分人能找到職業，這些人構成了城市中勞動階層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人卻無法就業。當時就業之困難，于下列事實中可見一斑：據記載，本世紀30年代，上海“華界”一共有16,000輛人力車出租，平均每六、七個人合拉一輛人力車，每人每日的收入只有幾角錢[47] 。據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1935年的估計，這些就業人口中占大多數的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狀況，大體相當于1700年倫敦工人的水平，其工資只夠維持最低生活或甚至不夠。

失業人口的數目則相當可觀，如上海一地，據統計，1930年失業人口在華界人口中的比重達到18.21％，絕對數為30萬。1934年為最低，亦達15.47％，總人數為25萬余。這些失業人口毫無出路，在城市中沉淀下來，形成了一個由流氓、賭徒、乞丐、小偷、娼妓和殺人越貨者等組成的次生社會群。據統計，在當時公共租界的10萬多青壯年婦女中，平均十幾個人中就有一個娼妓[48]。

王書奴的《中國娼妓史》中描寫這個“銷金窟”的糜爛情形：“上海青樓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場，釵光鬢影，幾如過江之鯽”。“達官貴人腰纏累累來此作寓公者，冠蓋往來，絡繹不絕” 。 其他如北平、南京、重慶、蘇州、杭州也莫不大量存在這類次生社會成員。這種畸形的人口構成應該說是人口壓力和不平等的生產關系雙重作用的結果，是社會腐化墮落的表現。一般而言，在這類人中間，是不存在正常社會所要求的一切道德標準的。原因很明顯：在饑餓面前，所謂人的意志、自尊、才能等等都不得不一一低下頭來–舊中國的城市正因為成了這樣的藏垢納污之所，才散發著腐爛的氣息。

清代幫會組織的空前興盛也莫不和大量流民存在有關。就其實質來說，幫會組織就是流民組織。因為在移民的過程中，人們傳統的社會紐帶已被削弱或割斷，習慣于在家族保護下過日子的人們，為了得到集體保護，以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幸存下來，需要秘密會社這樣一種假親屬結構給他們提供保護和互助，因此幫會組織空前興盛。幫會的成員包括流民、失業工匠、散兵游勇、匪盜、乞丐和迷信職業者等。清統治者所稱的“私鹽之裊”、“私鑄之犯”和“蟈嚕子”，都屬于這一階層。

眾多的流民組織就其活動性質來說，大致可分為三種：一類是借助幫會形式，以發動和組織群眾，進行反抗斗爭，如白蓮教等；一類是依靠控制流氓組織、妓院、乞丐群、盜竊團伙等，進行殺人越貨等犯罪活動并寄生于次生社會群之上的幫會組織，如青紅幫等；還有一類是因為對現實感到絕望而求祈于神佛，以寄托未來。前兩類組織對社會影響很大，這里只談談它們對民族道德淪喪的影響。

這些流民組織具有嚴重的流氓習氣，富于亡命精神，但毫無原則性，其行動完全以個人利益為向背，易于反復。這個弱點經常使它們組織的起義陷入失敗，如當陽起義軍的失敗就是由于這支起義軍的小首領李正朝、王之亮叛變而招致的。這樣的隊伍軍紀極差，往往濫燒濫殺，擄掠百姓。

這還只是幫會內部的弱點。后來，幫會精神彌漫全社會，對民族道德的腐蝕作用極大。如清末后年勢力遍及四川、江蘇、浙江、甘肅、山西等地的哥老會，幾乎成了農村生活的組成部分。在地方上，哥老會控制了許多合法的和非法的經濟活動，如賭博和販賣私鹽等等。它的會員多有亡命之徒和土匪，常向過往客商勒索買路錢，成為社會罪惡的制造者。至于扮演過時代重要角色的青紅幫更是一股邪惡勢力。許多幫會頭子廣收門徒，長期利用上海租界，勾結中外反動勢力，為虎作倀，大規模販賣鴉片，開設賭場，橫霸街坊，魚肉人民，甚至參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抗日戰爭期間，青紅幫又與蔣汪偽特務勾結，犯下了不少禍國殃民的罪行。

總之，上述現象在清代社會的惡化，是以當時的社會狀況為基礎的，應該承認，它們是清代社會各種矛盾，特別是人口過剩、農村經濟破產這個矛盾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