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短缺

清承明末喪亂以后，社會經濟殘破不堪，戶口驟減，由1626年（明熹宗天啟六年）的萬減少到1655年（清順治十二年）的1,403萬余人，土地面積亦由74,393萬畝減少到38,777萬畝，但人均耕地卻由14.4畝上升到27. 63畝 [21] ，因而謀生反而容易。到順治末年，財貨充斥，物價低廉。龔偉在《巢林筆談》中談到順治三年兩家富人置辦婚宴的物價：“會親耑席十六色，付庖銀五錢七分。蓋其時兌錢一千，只須銀四錢一分耳。而豬羊雞鴨甚賤，準以今之物價，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之所以易辦也。”這種”人大戶人家的婚宴，所耗費不過如此，當時物價之便宜，謀生之容易，可以推想而知。但到乾隆中期以后，人口增長已經歷了五個再生產周期，人口數目已迫近臨界點，社會也隨之趨近“危機點”。所謂社會“危機點”的核心意義是：養活社會已有人口所需要的土地數量遠遠大于社會已擁有的可耕地數量。實際上，在社會到達危機點以前一段時期內，危機的種種征兆就已開始出現。第一個危機信號就是糧食價格上漲–糧食是人類最基本的生活資料，人類與環境之間平衡關系的打破首先表現為糧食短缺，糧食價格可說是衡量社會經濟變化的晴雨計。

清代米價上漲的精確數字目前已是微茫難求，最有權威性的研究結果當推彭信威所著《中國貨幣史》中開列的“清代米價表”。

即便把通貨膨脹這個因素考慮進去，漲勢也相當驚人。據同書所載“清代米價表（五）”中所列折算銀兩數，1671–1680年每公石米值銀24.31公分（注：當時的計量單位，非今日之厘米），到1751年就漲至61.06公分，上漲率達251％；到年則上漲到90.19公分銀，上漲率為371％，糧食價格的這種畸形上漲，正是糧食短缺在價格上的反映。

統治者也漸漸感到了人口暴增帶來的壓力，這種感覺有個從模糊到清晰的變化過程。最初是模糊感到生活資料和人口不是同步增長，康熙不止一次表示了這種憂慮。他指出：“本朝自統一區域以來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戶口雖增而土田并無所增，分一人之產供數家之用，其謀生焉能給足？”“戶口日蕃，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

繼而是豐年糧食價格堅挺引起他們的警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發布的一道上諭中說：“從來米價騰貴，由于收成歉薄。比來屢歲豐登，米價并未平減。” [23] 次年情況依舊，康熙不得不又一次做出結論：“今歲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豐收。如此豐年而米粟尚貴，皆以人多故耳。” [24] 雍正年間糧食價格持續上漲，雖偶有跌落，旋即又回升，總結米貴原因也歸結到人口增長：“近年以來，各處皆有收成，其實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覺漸貴，……良由地土之所出如歸，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25] 。不過到此時為止，這些結論還只代表了一種認識傾向。到了乾隆時代，糧價上漲已經令人非常頭痛。據錢泳說，乾隆五十年以后，“不論荒熟” ，每升米價“總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為常價矣” [26]。 這種“饑荒價格”使乾隆喟嘆不已：“且不必以遠論，自乾隆三年至今已三十余年，當時之所謂貴價，即系邇來之所謂賤價。” [27] 這時候，凡敏感一點的人都意識到人口增長和糧價上漲之間有因果聯系。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二月，乾隆上諭把米價上漲和“政治之缺失”聯系起來，切飭各地督撫對米谷“還年以來日見騰貴”的現象詳加考察 [28] ，不少督撫在奏疏中都談到了人口增長和米價上漲的關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湖南巡撫楊錫紱的《陳明米貴之由疏》。他在該疏中條陳縷析，認為米價上漲的根本原因并非災荒和少數奸商囤積居奇，而是百余年來“積漸之勢”所造成的。所謂“積漸之勢”是指這幾個內容：”一曰戶口繁滋，一曰風俗日奢，一曰田歸富戶，一曰倉谷采買。”其中人口增長被列為首位原因，“戶口多則需谷亦多，雖數十年荒土，未尚不加墾辟，然至今日無可墾之荒者多矣。則戶口繁滋，足以致米谷之價逐漸加增，勢必然也。”[29] 總之，“生齒日繁，則用物廣而需價日增，乃系一定之理” [30]已成為結論。

不僅糧食，其他各類物價亦無不呈上漲趨勢。正如乾隆所說：“米價既長，凡物價夫工之類，莫不準此遞加。” [31] 乾隆年間，市場上生絲價格昂貴，人們將原因歸結于“出洋絲斤過多”，于是政府下令，限制生絲出口。但這個措施實行了一段時間以后，“內地絲價仍未見減，且有更貴者” ，于是又重新查找原因，悟出生絲價格日貴的原因在于“生齒日繁，取用多宏”，“非盡關出洋之故”。[32] 一時之間，“戶口日蕃而地不加增，民以日貧者，人與土贏之勢也”[33], 成為乾隆朝中后期議論時政的一個“熱點”。

物價的扶搖直上，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由于人的生產和物的生產嚴重失去平衡，市場上對各類生活物資尤其是對糧食的需求量遠遠超過供給量。這種畸形的賣方市場所揭示的社會背景就是如此。

太倉積粟也日漸減少。康熙十六年（1678年），清政府始設常平倉調劑豐歉，初時頗有成效。但自乾隆時期開始，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各省常平倉貯谷量日漸減少。到乾隆中期以后，各省常平倉缺額共達326萬石 [34] 。這種遞減的趨勢不可遏止。以乾隆六年（年）人均積谷32.93斤為100，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均積谷則下降至20斤，遞減率為60％；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更減至15.4斤，遞減率為46％；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減少到9.88斤，遞減率為30％；各省倉廒均“有名無實，形同具文，有簿無谷。如有盤查，則挪東墊西，支吾湊數。”

上述史實，無可辯駁地說明了糧價上漲，社會糧食儲備量的減少和人口暴增是同步發生的歷史現象。由此不難看出，人口問題確實給清代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