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口增長之謎

繼歷史上二次人口增長高峰以后，清代前期又出現了第四次躍進式的人口增長。但統治者的注意力還停留在戰亂后人口補償的要求上，對人口迫近臨界點渾然不覺。生活于原始閉塞之環境中的人民更是認識不到人口數量與其生活質量的關系，“多子多孫多福”仍然是他們人生的主要目標和意義所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沉醉于太平盛世的康熙發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詔令。雍正時逐步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的政策，廢除了一直抑制人口發展的人頭稅。

從此，中國人口急劇膨脹，而社會經濟卻并未出現新的發展以吸收這么多的人口，人口和自然環境的平衡終于被打破。到了乾隆時代，“攤丁入畝”這個政策就顯現出它的后果來：土地這種可得性自然資源的增長微乎其微，生產技術的改進趨近于零，人口卻加速度增長，這一切終于導致人口生產和生活資料的生產嚴重失調。

每個社會都有一個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溫飽常數，即“饑寒界線”。明清時期的農業生產以江浙最發達，其畝產量可代表全國最高水平，一般為年產2石左右 [1]。而維持一個人生計所需的口糧，據寧可的統計，需原糧486市斤才可勉強達到維生經濟的最低界限 [2]）。再加上賦稅、衣物、購置生產工具等各項開支，大概如洪亮吉所說：“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3]。吳慧在《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一書中亦肯定了4畝之說[4]。以1:4的比例來衡量土地資源和人口的數量關系，就可看到，在1754年前后，中國人口已達到臨界點（危機點），自此以后，土地資源曲線遠遠低于人口增長曲線，人口數量大大超過了社會經濟負載力。

前面提到過人口和經濟的關系是互為因果的關系，即：在人口到達臨界點以前，人口的增長代表了經濟的成功和人類的成就；但到了臨界點以后，人口的增長便預示著社會面臨危機。正是在譽為康乾盛世的這一繁榮時期，埋下了19世紀最初幾十年危機的根子。

清代人口增長速度之快，實令人咋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統計人數時，還只有26,417,932人。至乾隆六年（1741年）時，就猛增到143,411,559人。從數字上看，僅僅7年時間，就增加了116,993,627人，讓人難以置信。

這個歷史之謎，當時的人和前代學者早已做過切實的研究，指出數字上人口暴增，原因乃在于統計對象的變化上。乾隆六年以前，政府的統計對象是丁，乾隆六年始，統計對象則是“大小男婦”，即所有的現存人口。[5] 再加上“攤丁入畝”之前，老百姓為逃避賦役，往往少報，隱瞞人口 [6] ，故此乾隆以前，人口統計數字遠遠低于人口實際數目。

但是，撇開上述兩個因素，清代人口增長速度也實在驚人。人們總結清代人口增長速度加快的原因，一般總是考慮這三個因素：

一、自康熙三十年（1681年）平定“二藩之亂”至雍正時期這70多年間，堪稱真正的太平盛世，“丁男不知兵革之患，亭障從無烽燧之警”[7]， 沒有戰事騷擾民間。

二、這一段時期，又是自然災害相對少，堪稱“人壽年豐”的時期，沒有大災荒大瘟疫發生使人民夭折顛踣以至社會總人口損耗。人民安居樂業，幼孤得所養，老耆以壽終，從而降低了死亡率。據雍正四年（1726年）戶部所奏恩詔內賞給老人一項，直隸各省70歲以上至百歲以下老民老婦共1,421,625名，仕宦紳士商賈僧道還不計算在內[8] 。乾隆時召開“千叟宴”，宴請京畿附近歲以上老人，被傳為一時盛舉，由此可見當時長壽老人之多。

三、紅薯等高產作物的引進，為新增人口提供了生活資料，從而刺激了人口增長速度。

上述三點，都從某個角度正確地解釋了人口增長的原因，但是另一個基本原因卻被忽視了：

明萬歷以后，中國人口實際上決不止于戶口黃冊上所顯示出來的數目。

根據《明實錄》所載，明萬歷以后歷年人口數字如下：

1578年（明神宗萬歷六年），人口共60,692,856人。

1602年（明神宗萬歷三十年），人口共56,305,050人。

1620年（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共51,655,459人。

自光宗泰昌元年以后，天啟元年（1621年）、三年、五年、六年各年的戶、口及田地數字均同，何以會出現這種雷同的現象呢？根據史籍記載，自明中葉始，朝綱隳廢，戶口黃冊制度實際上有名無實，地方官但年年根據上年冊籍抄報，或憑主觀臆斷稍加增減，因此這些數字根本反映不出明代人口增長的實況 [9]。

據當時人的印象，明代人口增長速度是相當快的，這一點，從關心民生的徐光啟的人口思想中已有反映。

和馬爾薩斯人口每隔25年增加一倍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徐光啟的這樣一段話：“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則不得減。” [10] 為了證明這個論斷，他還特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洪武中（約公元1382年）親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樂（約公元年）而在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余一倍矣。隆慶初（約公元1567年）麗屬籍老十萬三千，而見存者六萬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頃歲甲辰（公元1604年）麗屬籍者十三萬，而見存者不下八萬，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

為什么舉這個特殊的人口集團為例，當是只有這個集團人員的增減有數可查，并不能因此斷定這個集團生育率較一般家族高，徐光啟的推斷不能成立。事實上，宗室成員的遠支，僅憑祿米生活，其生活較有正常收入的百姓還要拮據，并不具備繁衍更多人口的物質條件。而且，當時人口增長速度加快，在另一些對社會問題敏感的人的著作中也有反映。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節制生育主張的馮夢龍就是徐光啟的同時代人。在《太平廣記鈔·古元之》一文的批語中，馮夢龍表示了這樣的擔憂：“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無增減，可以長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減，何以養之？’’如果沒有人口增長過速的社會現象，徐光啟、馮夢龍又何必杞人憂天？

余飏在《莆變紀事》中談到福建霞林在崇禎時進入生育高峰期的情況，說該鄉“一年報新生子，多至數十人”，“生聚之盛未有過于崇禎時也” 。

這一切都說明了明中葉以后中國人口由于基數大，生育周期短，已經蘊育了高速增長的潛能，人口實際數目決不止于上報冊籍中所登載的數目。

死于明末動亂中的人口數目無法計算，但清初人口數目決不至銳減到如冊籍上所顯示的10,633,326萬，因為第二年人口就達14,483,858萬[12]。 一年之間，怎能凈增385萬余人？可見實際人口數目當不止此數，只是由于百姓畏避賦稅及統計方法的缺陷，才沒有在統計數字上得到近似真實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