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和人口壓力的各種措施

清政府為解決人口壓力引起的糧食短缺問題，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獎勵開荒的辦法實際上已行不通，土地數量從雍正時開始，絕大多數時間都保持在72,000畝至畝之間，這表明已沒有多少荒地可供開墾。因此，到了清中葉以后，隨著荒地的日益減少，又逐漸將緩和人口壓力的重點轉到糧食生產上來。這方面措施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強調糧食生產有優先權，在農作物品種組合上加以干涉。朝廷屢屢督責各級地方官吏把一切可用的土地都用于糧食生產，以保證各地有足夠的糧食種植面積。如福建、廣東等地因大規模種植煙草、甘蔗、藍靛等經濟作物，以致“閩田既去七八，所種秔稻、菽、麥亦寥寥耳，由是仰食于江浙、臺灣” [36] 。針對這種現象，清政府指示地方官員：“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谷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谷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舍本而逐末？” [37] “著兩省總督巡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38] 我國農業經濟體系的基本結構和指導原則歷來就是以糧食生產為主導，采集、畜牧和經濟作物的種植只是作為一種補充。在這時候又由政府出面加以強調，只說明糧食問題已相當嚴重，不得不借助政治權力加以干涉。

二是減少糧食消耗。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開始禁用糧食造酒[39]。乾隆更是屢次督責地方官大張旗鼓地禁止民間釀酒及制粬，目的很明確：”禁止跴曲，原為充裕民食。”

清政府還大力推廣優良稻麥品種和高產作物，以期增加產量。一些能干的地方官員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如康熙五十四年（1716年），蘇州織造李煦大力推廣“李英貴種稻之法”，進行雙季稻種植試驗，將年畝產量提高到五石至六石多[41]。乾隆初年，郝玉麟由浙閩總督調任兩江總督，把福建一種叫做“畬粟”的早稻帶回安徽，這種稻谷“性宜燥，無須浸灌” ，適宜安徽地理條件。經過安徽巡撫陳大受多年悉心推廣，將原來不宜種植稻谷雜糧的高阜斜坡等“無用之田”化為有用，“數年后，種多利廣”，并逐漸推廣到北方各省 [42]。乾隆五十年（1785年），福建閩縣80多歲的老農陳世元，“自愿攜帶薯子，契同孫仆，前往（北方）教種” ，自此以后，北方各省即能育秧，就地栽種。清政府因陳“教種有效，……賞給舉人職銜，用示獎勵” [43]， 并令各地抄傳陸耀所著《甘薯錄》。嘉慶時人吳其浚談到清代一些農作物的傳播時說：“近時木棉、番薯，航海逾嶺，而江、而淮、而河、而齊、秦、燕、趙，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自來，何其速也。”[44] 事實上，沒有清政府為緩解人口壓力所做的努力，這些高產作物不可能傳播得如此迅速。

在增加糧食生產的同時，清政府還采取了相應的糧食進出口政策。一方面是嚴禁糧食出口，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都察院官員甚至提出：“暫撤海關，一概不許商船往來，庶私販絕而米價平。”這種極端建議雖未來納，但禁販糧食出口的措施卻有升級，如規定在江蘇崇明、劉河，浙江乍浦、定海各海口派兵巡察，如遇有違禁裝載50石以外販賣者，則將其米沒收 [45] 。甚至對海商漁船所帶食米也嚴加限制，規定每人每日只準帶食用糧1升，余糧1升，如若多帶，以偷運論處[46]。對糧食進口則大加鼓勵，為此還采取了一系列強制性措施。如雍正初年曾規定往暹羅貿易的船只，大者要帶米300石，中者帶米200石。往呂宋、柬埔寨、馬辰、柔佛等地也分別定有成數。

如果未按規定的成數帶回，就要追查偷漏情由，照接濟外洋例治罪 [47] 。乾隆時，對于愿往暹羅買米造船運回者提供方便，“給牌以便驗放無阻。”如果無糧米載歸，僅只運回他貨，就”倍罰船稅” [48] 。并特別規定自備資本從國外運米數至2,000石以上者，“按數分別生監民人，賞給頂戴職銜” ，以此刺激糧食進口。凡外洋運米來華之船，在萬石以上者免貨稅50％，5,000石以上者免貨稅30％ [49]。據《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中關于國內糧食運銷情況的統計，在1864–1911年間，中國純進口糧食3,578萬擔，1888年為進口最多的一年，計有713萬擔 [50] 。這表明，乾隆矜夸的那種“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的局面早已是昨日黃花。從世紀起的一百幾十年之間，正是由于人口出現全國規模的過剩，大大超過了土地的負載力，清政府雖然采用了上述種種方法緩和人口壓力，糧食短缺還是發生了由局部而至全國的地理蔓延，中國走完了由米價騰踴、糧食短缺直向饑餓滑行的全過程。面對這種困境，統治者無可奈何，自承“宵旰籌思，終乏良策”。

這種社會危機，在龔自珍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他感傷地描繪了當時的敝敗局面：

“自乾隆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獗，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 [51] 這活脫就是一幅“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圖。所謂“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實際上就是過剩人口。不過，中國士大夫慣用的這類文縐縐的語言多少淡化了悲慘感，而同時代的外國人在其著作中對中國人民的貧窮狀況的描繪，給我們的感覺就痛切得多。兩百多年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中國下層階級的貧困，比歐洲類似乞丐的國民之貧困程度還要厲害。他描繪了這樣的事實：在通商口岸的廣州各埠，中國人對歐洲商船棄而不食的骯臟東西都爭著去撈獲。已經死了的貓和狗，其尸體即使半臭，中國人歡迎的程度，不亞于其他各國人民歡迎最合衛生標準的食物 [52] 。

這些歷史記載使我們透過時間的塵封看到了清朝統治如江河日下隱含的經濟內容：在當時既定的物質支撐力水平上，由于人口壓力，中國社會經濟在鴉片戰爭前已開始走上破產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