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系統演化的機制之一：人口
歷史曾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們：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人口問題（包括人的數量和人的質量）對社會的影響不可忽視。
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現實的經濟、文化及社會發展水平往往是數十代人民努力不懈辛勤積累的結果。這一事實表明：思考經濟問題時，立足點應該是人口。因為生產的主體是16歲到64歲的勞動力人口，消費者是社會全部人口。社會經濟不僅表現為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還表現為人和自然的關系。因此，研究任何問題，將人的因素舍去或將人口當作處于無動力狀態的消極因素，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長期以來，由于中國將馬克思經典理論外化為“典型模式”，并當成君臨一切研究領域的信條，這就使得很多學術問題長期爭而未決 �論的焦點倒不在于具體結論正確與否，而在于觀察角度和提出問題的方式不同。
人口問題上就是如此。由于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等人曾將中國的貧窮歸結于人口太多，從此，凡從人口和環境的關系出發探討人口對社會的影響就成了“人口決定論”。在這頂帽子之下，人們噤若寒蟬，以致于連應有的經驗都不敢去總結，仍蹈前人的覆轍。
必須承認，1949年以前的中國之所以貧窮，從一定時期看，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剝削的沉重自然是起決定作用的首位原因。在那種非常時期，人口問題只是一個次要的、居于從屬地位的因素。毛澤東在《唯心史觀的破產》中，很有力度地批駁了艾奇遜把人看作單純的消費者，把中國人口多看成是中國貧困落后的唯一原因，是不堪負擔的壓力的錯誤觀點。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批駁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在那樣的年代里，解決舊中國的問題，自然不是依靠節制生育，更不能把控制人口看作是唯一救國之道。在社會制度成為社會發展的桎鋯時，應該承認社會革命的優先權。
但社會環境變化，社會面臨的任務也要變化。雖然人口并不始終居于決定社會發展的首要因素地位，但它卻是社會系統演化的機制之一。它始終是存在于社會中的一種無組織力量，并經常向人類顯示它的作用，無論是積極的還是破壞性的。它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已經證明了它決不處于無動力狀態。
工業革命以前，人類糧食生產的能力很少超出供養能力，人口和物質資料的生產維持著一種低水平均衡。只要人口超過當地的供養能力，便只有死路一條。古希臘人在人口方面表現了與眾不同的智慧。他們感到了人口過剩的經常性威脅，有意識地采用殺嬰、移民等方式來保持人口和生活環境的平衡。
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名著《歷史研究》中，對希臘城邦在公元前725年一325年這年間的歷史作了一番探討，并認為正是由于各城邦面臨人口壓力問題采取了不同的對策才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而在公元8世紀以前各城邦的社會狀況差不多相同。科林斯和卡爾基斯采取的對策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南部、色雷斯和其它地方奪取農業土地作為殖民地。這種殖民地的意義僅僅是擴大了希臘社會的疆界，并沒有改變它們的生活方式，因此整個社會仍然按照慣性滑行。
斯巴達則采用了侵略鄰邦的辦法來滿足其人民對土地的要求。其結果是培養了斯巴達的尚武精神，使斯巴達的生活徹底軍事化，從而復活并適當改變了希臘社會某些原始的社會制度。
雅典的應付策略是使農業生產專業化，對外輸出糧食，并興辦了與此相適應的制造業。這就產生了一個新的商業階級。為了適應新階級的需要，雅典的政治家成功地進行了一場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改革，從而使雅典避免了一場社會革命，還為整個希臘社會開辟了一條新的前進途徑，傳播給希臘社會種種特點。
從湯因比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對人口壓力做出的不同反應，乃是古希臘各城邦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之根本原因。在進行歷史選擇時，人們精神因素無疑起了決定作用。各城邦領袖的素質差異決定了他們的決策方向不同，從而引導他們的城邦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但首先是人口壓力把歷史選擇的問題擺到希臘人面前，迫使他們作出決策。在這里，人口壓力乃是第一位因素。
再來看中國歷史的發展。著名經濟史學家傅筑夫先生曾詳細論述過人口因素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人口因素曾促進過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生產方式的變革，即奴隸制生產方式轉變為封建生產方式。
殷商時期，中國曾長期滯留在原始的游農階段上，在最早開發的經濟區–黃河中下游的沖積平原上游移不定。而實行游農或游耕的先決條件是土曠人稀。經過數百乃至上千年的生聚繁衍，人口的增殖改變了人地關系，使土地由相對過剩逐漸變為相對狹小，土地公有的情況已不能再繼續下去了。盤庚遷殷后，結束了游農生活，殷周之際，在各種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周人完成了這一巨大的歷史變革，改變原來一種公有的土地制度，建立起一種介于土地公有和私有之間的特殊土地制度：井田制。這個制度的要點是實行“計口授田”，并把耕作者固定在土地上，從而派生出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
人口的增長又導致了井田制的崩潰。井田制確立以后，人口還在不斷增長，加上井田制有兩個內生的弱點：一是授田方式，上田為不易之田，夫100畝；中田為一易之田，夫200畝；下田為再易之田，夫300畝。二是井田制實行三圃制的休耕制度，即所謂 淄、新、畬，這就使土地不能充分利用，每年有一半或1／3的土地處于休閑狀態。這兩個缺陷都加劇了地少人多的矛盾，使“計口授田”成為不可能，井田制于是陷入崩潰[7]。
日本20世紀對外擴張的內在沖動，首先是人口壓力引起的。從1600年到 1854年3月《日美神奈川條約》簽訂以前，日本的人口一直穩定在2,600萬左右。自從美國打開日本的大門后，日本人口迅速增長。明治維新后，經濟條件和衛生條件的改善更大大降低了死亡率，日本開始面臨人口壓力的威脅。
自1917年以后，日本的人口增長曲線和土地增長曲線二者的距離越來越大。隨著人口壓力的增大、日本面臨這樣的選擇：要么進一步降低生活標準，要么就擴大供養能力。由于日本本土資源的限制，不可能用純經濟手段來獲得和人口增長相適應的原料和糧食，而且西方國家也不是日本的經濟力量所能滲透進去的。在這種情況下，擺脫困境的辦法就是掠奪比它更為弱小的國家，侵奪別國的土地。由此可見，人口壓力乃是日本向亞洲擴張的首位原因。人們常說的日本人試圖主宰亞洲的天命觀和軍國主義精神，雖然也是向外擴張的精神動因，但都不具有生存手段受到巨大壓力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壓倒一切的強制性。
值得深思的是，只有當社會陷入不幸時，人們才會強烈地感到人口造成的威脅。在社會病痛處于潛伏期時，唯有一些具有超前意識的人才能預感到這種必將來臨的不幸。60年代末，當整個西方世界陶醉于高增長、高消費的黃金夢里時，一批有識之土就極有遠見地提出了五大全球性問題：
1．人口向題。
2．工業化資金問題。
3．糧食問題。
4．不可再生的資源問題。
5．環境污染即生態平衡問題。
這五大問題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糧食和資源及人口有著無需證明的關系；生態平衡破壞是人口壓力的直接后果，只有在人口壓力過大時，人類才會掠奪性使用資源；工業化資金取決于積累和消費的比例，人口越多，消費需要越大，社會所能撙節供擴大或改善生產的資金也越少，投資規模勢必處于停滯或收縮狀態。因此，他們強調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甚至人類社會的生存，都取決于人類對這些問題作出反應的速度和效率。
肯定了人口是社會系統演化的機制，我們還必須回答一個問題：人口究竟是經濟發展的原因，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如果把“人口轉變”[9]經驗法則和“人口推力”[10]⑩說結合起來考慮。
人口和經濟二者相互依存并互為因果。在社會已有的經濟運行中，資源的開發從長期來看是動態的，從短期來看是靜態的，即相對穩定的。相對于一定的開發手段，人口規模的擴大必受到資源的限制。這就是說，在資源數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人口到達臨界點以前，人口的增長標志著經濟的進步和社會的成功；到達臨界點以后，人口的繼續增長便預示著社會危機的來臨。在這里，如果非要堅持哪一種因素始終是第一位原因，和討論世界上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沒有什么區別。更何況，在經驗世界中，“第一原因”是不可能找到的。
回溯歷史，不難發現：我們這個民族，實際上已被人口問題困擾了兩百多年之久。今人驚異的只是我們為什么如此缺乏現實感，對如此清晰明白的事實竟沒能作出敏銳的反應！如果對中國近代農村經濟破產的原因，不僅僅只從生產關系和客體因素等方面加以探討，也從人口增長必須和自然資源及社會生產力發展保持平衡這一規律出發去觀察社會經濟的興衰，從而使大多數人認識到人口數量和生活質量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我們也許就不會陷入這一片人口沼澤，整個國家就不會處于目前這種超負荷運轉的被動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