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耕土地的激烈競爭
清代筆記和前代筆記相比，有一大異其趣之處，那就是文人們常不憚其煩地在筆記中記載各類物品的價格，土地的價格變化更是時常在各類文章中有所反映。這就給了我們一個信號：土地價格的漲勢非常迅猛，以致引起經濟意識素來淡薄的封建文士頻頻關注。
土地價格持續上漲這個過程是和糧價上漲同步發生的。乾隆以前，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土地價格時漲時落。乾隆以后，除了太平天國時期受戰亂影響，地價曾一度下落之外，其余時期土地價格一直處于上漲狀態。時人記載，順治初年，“良田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漲至四五兩不等”。這種上漲速度還算是緩慢的，“至乾隆初年，田價漸漲，然余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上者十余兩。今閱五十年，竟也漲至五六十余兩矣”。[1] 湖南平江地區，康熙五十六年（1718年）時，“田三十五畝，價銀三十五兩”。而到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竟值“銀五百四十兩”[2] ，27年間，地價上漲15倍之多。這個地價上漲的過程，正好和人口激增過程同步。這種情況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口的增長加強了競爭，從而抬高了土地價值。” [3]當時人也憑直接觀察總結道：“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則地價貴。向日每畝一二兩者，今至七八兩；向日七八兩者，今至二十余兩。”[4] 所謂“人余于地”，指的就是人口和土地二者比例失調，社會所需土地和可供耕種的土地二者脫節這一事實。
地少人多，加之又沒有新的生產部門吸收過剩的勞動力，這就必然加劇佃戶之間租種土地的競爭，并為地主加強剝削提供了條件。
當時的情況是：人們一旦失去土地，就很難再租到土地，在別的行業里也難以找到工作，有淪為社會最底層–流民的危險。因此，為了生存，農民遞互增租刬佃，以獲得土地耕種權。為了爭佃土地傷害人命的例子所在皆有。如乾隆年間直隸永清縣地主兆第有地60畝，令其家仆熊二覓佃出租，熊二以36兩的租價租給許某。朱雄虎則以40兩租價搶租過來，但因多出租銀一事系熊二唆使兆第所致，朱和熊二發生爭斗，朱被殺死[5] 。福建仙游縣姚恩、姚招父子租種林輝2畝2分田，年納租谷12石。乾隆十五年冬成薄收，姚招欠租4石，地主林輝即“欲起佃”。次年春耕時，地主“遣工人王曲牽牛往田翻犁’’，剝奪姚招的耕種權。因種田為姚家的衣食之源，姚不肯放棄，在反對退佃的爭吵中，姚被打死[6] 。滿鐵的調查材料《慣調》2：75中談到，一個佃戶秘密向地主表示愿付較高的租金來排擠另一個佃戶的情況，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農村中所在皆有[7] 。
“一種習俗的流行，當不是驟然間的事，由此可以反推在此以前，這種習俗應已形成，只是也許不如這般嚴重。”
這類事例揭示了當時的社會實況：由于地少人多，獲得土地耕種權非常困難，情況日益變得對佃耕者不利，否則不會出現這類流血相向的事例。因此，地主們都趁機增加租額，常借口“租糧偶欠或口角微嫌”，“奪田換佃” [8]， 借口五花八門。有以佃農“地不加肥”而將地另佃的[9]，有因佃戶“納租稍遲”而行改佃的[10]，有因佃戶死了耕牛，“怕荒了他的田”而撤佃的[11]。喪失了耕種權的農民處境很可悲，如京畿附近500里以內的農民自清初圈地以后，祖祖輩輩耕種旗地，“有原佃薄田，歷年糞多力勤，以至成熟者”，1848年，滿族地主以編放莊頭的名義，“借退地之說脅令增租’’ ，由原來每畝租銀一錢二分增加到一錢八九分，提高了50％到58％，這自然超過了農民的支付能力，遭到農民的反對，地主莊頭就采取奪佃的手段，致使原來耕種四千余頃土地的幾千家佃農，“舍此即無田可耕” ，直到1851年，還不能“作何安置”[12]。
地主們奪田換佃，挑選支付能力強的佃戶，這種舉動和佃戶們之間的競爭結合起來，引起地租的增高和各類苛例的出現。例如江西玉山縣農民鄧貴伯原來佃種鄭開章6畝地，租額為4石。雍正十一年，新地主嚴公欲買得該田后，以“起田自種’’相要挾，逼得佃農”“兩次加租一石五斗，又出小耕銀二兩五錢，仍行佃種。”[13] 湖南桂陽縣佃農郭三才去世后，其養子接種，地主便以此為轉機，屢次要加租[14] 。以換佃之機加租，挑選支付能力強的佃戶這類事例就更多了。中國的地租向以租率高為其特點，這時更高達極限，有人拿中外地租額做了一個對比：以購買年數換算，最多為16年，次為12年，最少為5年，加以平均，約為11年，即地租率一般約為地價的百分之十，拿這種租率和外國一比，就顯出其“高”這一特點：英國在產業革命時期中的購買年數為20至25年。德國在畢斯馬克時代為28年至32年，由此可見中國農民受剝削之重[16]。
從明末開始出現的正租以外的各種苛例。如福建的“移耕”（傅衣凌先生疑為一種押租）、“冬牲”、“豆粿”，江西的“節牲”、“糍糰”，安徽的“信雞”等附加實物地租，福建等地的“送倉”這類勞役，到了清代中期，更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定例，租佃條件日益向著不利于佃農的一面轉化。佃農處境惡化和人口增長這兩個過程的同步性，說明二者之間的聯系并非偶然，而是一種清晰可見的因果關系。
如果把地租上漲、苛例增多都歸結于地主階級主觀上想加強剝削，當屬膚淺之論，這種理論充其量只闡釋了地主階級的群體心理和群體行為方式，但卻無法解釋佃農們何以竟愿意接受這種剝削，因為佃農們總還有不接受剝削或避重就輕的心理傾向。也就是說、這種理論把社會現象看成了某個社會群體意志決定的結果。
事實上，人們的社會行為總是人們對社會實況思考的結果。如果將這種現象和廣闊的社會背景聯系起來考慮，透過社會的廣角鏡，就可清楚地看到這一事實：正是人口漫無節制地增長，引起人口和土地比例嚴重失調，使佃農的處境日趨不利。這種極端不利的處境，迫使他們不得不忍受日見沉重的剝削。因為如果不接受這種苛刻的剝削，就只有淪為流民，沒有別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