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余論
人口和環境的關系是一個組合過程，在進行這種組合時，必須考慮以下幾點：
第一，在現有的條件下，國家的負載能力怎樣？
第二，生育和享受的組合空間怎樣？
第三，在各種因素作用下，它們的發展趨向怎樣？
目前，受人口制約的經濟發展空間已是如此狹小，我們必須面對嚴峻的現實：
一、中國人口基數大，發達國家的人口基數小，我們即使和這些國家的人口增長率接近，新增人口的絕對數也遠遠高出其他國家。
二、在人均占有資源和擁有的物質財富方面，我們遠遠低于發達國家。
三、教育水平偏低，人口文化素質無法比擬。
上述三方面的劣勢人所共知，無需詳加列舉數據。
中國現在面臨的情況是：由于對政府規定的“一孩政策”執行不力，以及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進入了育齡期，中國人口出生率從1985年到1986年增長了1.7％，這種趨勢如不加以改變，中國到本世紀末把人口限制在不超過12億的目標將歸于失敗。
美國人口學家愛德華·弗拉托指出：“即使中國到2000年能夠把人口限制在12億，今后年中增加的兩億人口將使北京負擔起一項沉重的任務：僅僅為了滿足最低限度的營養需要，每年就必須多生產8,800萬噸糧食。此外，中國人均自然資源–同美國相比現在已經很低了–還將減少六分之一。”
從中國16世紀以后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得出經驗教訓：人口漫無節制地增長，曾給我們民族造成了災難。人口已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一項根本制約條件，目前人口政策的選擇空間已是如此之小，如果我們希望自己也像發達國家的人民一樣過著充裕的物質生活，就必須記住人口的數量和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密切的關系。與其只從傳宗接代考慮，不負責任地把后代養育出來，讓他們過著貧困、毫無精神追求的低水準生活，不如調整我們的生活方式，少生育一點，讓活著的人生活得輕松一點。雖然幸福不能用公式表達，但至少有幾項目標值得大家為之努力，如個人福利、健康長壽、文化知識、增加財富、提高就業水平以及加強國家實力等福利總和。只有達到這些目標，人們才可能進入較高層次的生活。而達到這個目標的途徑只能是發展經濟和保持適度人口。除此以外，我們別無選擇。畢竟，政府只能夠提出計劃生育的號召，指出人口壓力對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而這一基本國策的實行，還得靠全體人民從大局出發，自覺地改變生育習慣。如果我們不根據有限的資源數量來全面重新調整生活方式，死死守著落后陳腐的習俗不肯改變，終將逃脫不了自己制造的苦難，死在毫無節制的生育和對資源的掠奪性使用這兩座古老的祭壇上。
“決定全在于人。這有賴于人嚴肅對待他自己、他的生活與幸福的能力；有賴于人面對他的道德問題及他的社會道德問題的意愿。這有賴于人作為真正的自己和為自己的勇氣。”[6] 為了人的尊嚴，我們必須放棄任何只顧今天的哲學，忍受人口–經濟引起的巨大震蕩。
“我們正在為昨天的愚蠢付出代價，同時也在為明天做準備。”
1987年7月初稿于復旦大學
1987年10月14日完稿于北京
[1] 陳玉光、張澤厚：《中國人口結構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
[2] 曲格平：“保護環境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生態經濟問題研究》。
[3] 如果下列兩個條件同時具備，就會造成年齡結構有規則的波動，這兩個條件是：（1）婦女生育率曾經有過大的起落；（2）婦女年齡別生育率過分集中于某幾個年齡組，年齡別生育率曲線又細又高。具備這兩個條件，就特別容易復制上一次生育高峰，形成某個年齡組人數在若干年內急劇增長，再經若干年后又急劇減少，出現波浪形年齡結構。
[4] 聯合國根據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把現有人口劃分成三個類型：年輕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4％以下；成年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4-7％；老年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7％以上。
瑞典人口學家桑德巴爾在本世紀初把人口分成0-14歲，15–49歲和50歲以上三個集團，認為按0-14歲少兒人口比重大小可大致判斷人口發展趨勢。其劃分法如下：少兒人口占總人口40％為增長型，少兒人口占總人口26.5％為穩定型，少兒人口占總人口20％為減少型。
[5] 1987年5月3日《參考消息》載美國《芝加哥論壇報》1987年4月25日文章：《人口控制與中國的穩定》。
[6] 弗洛姆：《為自己的人》第2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