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壓力和百年動亂

如前所述，人口和資源之間脆弱的平衡被打破，整個社會-經濟系統毫無余力應付任何災變。在封建王朝體系內，一切由人口和自然環境失去平衡引起的矛盾，最終都以社會矛盾的形式爆發出來，表現為無法平息的社會動亂。

前面談到過，在清代，大約每人需4畝地方可維持生活，用這個數字去衡量清代各個時期的人均占有土地，我們就可看到，自乾隆中期起，中國社會就處于饑寒界線以下。

在乾隆后期，社會生活水準已下降到饑寒界線–人均土地4畝以下，也就在這段時期內開始發生了社會騷亂。只要一遇饑荒，搶奪之案迭起。還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七月，山東因連年饑饉，搶奪之案多達50余起；乾隆十六年（1752年）四月，因發生災荒，溫州及臺州等地貧民搶米風潮大盛[49]，這表明人民在必要消費以外毫無剩余，缺乏應變的儲蓄能力。到了處于饑寒界線以下的嘉慶道光以后，社會就發生了無法平息的動亂，各地“民變”迭起。這時候的“民變”和清初的“民變”所蘊含的社會內容大不相同：清初是具有民族意識的反清復明斗爭，這時則主要是為求生存了。其中規模較大的就有1796-1804年的白蓮教起義。鴉片戰爭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加劇了農村經濟的破產，各地農民起義更是不斷發生。毫無疑問，這些社會動亂和分配制度的不公平、政府的腐敗、官僚集團政治道德的淪喪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甚至可以說是這些社會腐敗現象的后果，但人口猛增卻是這些動亂的催化劑。正如馬克思針對當時中國人口過剩狀況所指出的那樣：“這個國家緩慢但不斷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50] 1850年爆發的空前規模的太平天國革命，可以說是“人口壓力”的直接后果。

細心觀察，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巧合”：使清王朝元氣大傷的兩次農民起義發生之時，都是人口增長高峰時期，整個社會處于饑寒界線以下。

前面曾談到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洪亮吉就對人口問題表示了深切的憂慮。《意言·生計篇》成書后的第三年（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就爆發了為時9年、波及9省的白蓮教起義。這次起義的前夕（乾隆五十九年， 1794年），全國人口達到313,281,795人（1796 年的數字因湖南、湖北兩省及福州等府未經查報，不全，故未用），這次戰爭減少了1,103萬人。起義雖然暫時被平定下去，但是動亂的根源依舊存在。關心時局的龔自珍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為世人描繪了一幅悲風颯颯的末世圖：“自乾隆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撅，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

無論是乾隆皇帝的憂慮，洪亮吉的呼號或是龔自珍的悲嘆，都無法改變蕓蕓眾生那種頑強的生育習慣。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國人口首次突破4億大關，1851年就達到43,216萬人，在封建王朝的體系內，已無法解決由人口和資源矛盾引發的社會矛盾。太平天國運動的起因，已有不少中外學者指出是由于人口壓力過重。何炳棣指出：“雖然導致起義的因素很多，但毫無疑問，人口壓力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52] 羅爾綱先生在《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一文中亦持相同看法。就史實進行分析，應該承認此說是有道理的。

前面曾談到過，清代人口大規模流動是一種社會常態，由于富庶的地方早就已經開發殆盡，山多地少，僻處西南邊陲的廣西就成了容納過剩人口的省份。嘉慶時，就有大量客民流入廣西，“依山為寮”[53]。

從外省移入廣西的人口，以湖南廣東最多，福建次之。據咸豐初年嚴正基所述，當時廣西全省土著只占十分之三、四，其余皆是外省移民 [54]。其實，廣西本不富饒，加之此地早生早育的風尚較他省尤甚，本身就已有人口過剩的問題。汪士鐸《乙丙日記》論太平天國事，談及廣西多盜的原因，認為是由于人口過剩。他說：“（粵西）遍地皆盜，……蓋承平日久，孽息繁衍，山中人與徽寧俗同，喜丁旺，謂為開族，故年十五皆授室，年三十即抱孫，地不能增而人加眾，至二三十倍，故相率為盜以謀食”。這些移民的大量涌入，漸使廣西的環境變得富有爆炸性，動亂幾乎是一觸即發。

首先是從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一帶移入西江上游潯州郁林一帶的客家人和本地土著居民的矛盾越演越烈，這種矛盾的集結點乃是爭奪生活權益，即土地。有了這種根本利益的沖突，雙方就常因婚嫁細故發生械斗。為了應付這種經常性的械斗，廣西社會迅速軍事化。形形色色的武裝集團遍布全省，其中既有鄉紳們組織的地方防御聯合組織–團，又有三合會的武裝集團–堂，這些“團”、“堂”和盜匪并無二致、一樣攔路行劫，從事非法走私。這些矛盾積蓄到一定程度，導致了道光年間的客土大械斗。

其次是各種暴力集團在三合會的幫助下，源源不斷進入廣西，使廣西成了一個群盜如毛的世界。這形形色色的暴力集團實際上都是由那些因生活無著鋌而走險的人們集結而成。它們主要包括這幾種人：迫于英國海軍勢力由沿海流竄到內地的海盜[55]；在對英作戰中雇來的鄉勇被遣散后無法就業而落草為寇者；因鴉片戰爭后傳統貿易路線改道而失業者。這都是掉落到社會最底層的人，他們進入廣西，使本就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更富于火藥味。

面對一幫幫遍布全省各地的亦民亦匪者，地方政府早就喪失了維持地方治安的能力。廣西之亂，從下列幾條記載中可窺見一斑：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雷再浩倡亂于桂林，州縣震動，游民乘機煽惑，拈香拜盟，路劫商旅，伙搶村莊。”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郁林州米價騰貴，“土匪以劫糧濟貧為名，慫恿游手攻掠嚇勒，縣官亦以饑民目之，效尤益眾。”

光緒《容縣志》記載：“道光二十九年，歲非大歉，突有稱饑民者來自水里，千百成群，向殷戶強索錢米。舉人李英請縣出示許以格殺勿論。二里石寨梁家遂發炮拒之，群匪始散。”

僅1849年一年，在廣西發生的大的動亂就有10次之多，每次參加人數有數百人至數萬人不等。[58] 這種情勢實如干柴烈火，一點就著。太平天國運動發源于此，乃是勢所不免。至于后來揮

師北出廣西，沿途如不是有湘、鄂、皖、贛、蘇、魯等省的流民紛紛加入，這場運動也就不會這樣轟轟烈烈。

如果說上列的數幅廣西社會剪影還不夠全面，那么，時人的記載多少有助于說明這個問題。

親身目睹了這場運動的汪士鐸，痛定思痛后作出總結，認為由于人口無節制地增長，在乾嘉之際就已“土滿人佚，患氣潛伏”[59]。

他的《乙丙日記》中有一段常被人引用卻又引而不全的話，今錄之如下：

“憶寓陳墟橋蔡村時，通村千余家，并官歷竟無一本，四書五經殆如天書，古或有之，今亡矣。夫民皆不識字，而仇恨官長，問‘官吏貪乎？枉法乎’？曰：’不知’。問：‘何以恨之？’

則以收錢糧故。問：‘長毛不收錢糧乎？’曰：‘吾交長毛錢糧，不復交田主糧矣。’曰：‘汝田乃田主之田，何以不交糧？’曰：‘交則吾不足也，吾兒子兒女如何能足！’曰：‘佃人之田，交人之糧，理也；安問汝不足？且汝不足，當別謀生理。’曰：‘人多無路作生理，無錢作生理也。’嗚乎豈非人多之患哉！”

這段話，人們往往引用到“不復交田主糧矣”為止，而把關鍵性的幾句話略而不引。其實，征諸地方志和史籍，除了人口壓力之外，我們實在很難把太平天國運動的根源歸之于階級斗爭，也很難歸之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我們自己的研究表明，鴉片戰爭10年，西方資本主義的勢力還沒大到能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程度。

人口壓力增大到超過社會最大承受力時，社會動亂就頻繁發生。如1851年人口達到4億3,216萬，1856年至1865年社會動亂就達到2,332次；社會動亂中損失了大量人口后，動亂次數又逐漸減少。如1863年人口數目下降到2億3,395萬，1866年至1875年的動亂次數就減少到909次；社會稍一安定，人口又增殖，從而又引起動亂次數爬坡式地上升。人口增長和社會動亂之間這種相隨性發生，使中國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簡單地把起義原因完全歸結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壓迫，雖然表現了民族感情和階級義憤，卻無助于說明問題蘊含的全部社會內容。

有清一代民族矛盾尖銳，部分原因也得歸結于人口壓力。18世紀初年，已經出現這樣的情況：人口不斷涌入的地區最容易發生動亂，降及18世紀末，情況更嚴重。如乾嘉之際湘黔邊境爆發的苗民起義，固然是長期以來民族矛盾尖銳的產物，但考究起來，造成民族關系緊張的核心原因卻還是土地問題。這一點，繼福康安之后鎮壓苗民起義的和琳在《湖南苗疆緊要善后章程》[61] 中說得很明白，他回顧了弛苗、漢之禁以前的情況：“鎮筸三廳及銅仁府屬苗民眾多……迄今數十年休養生息。雖地畝不在輸納之內，人丁不在徭役之中，但戶口日滋，地界有限，未免生計日細”。客民未大量流入之前，苗民人均占有土地本就不多。起義首領吳八月是當時苗族中的大戶人家，全家有400多挑谷子，折合田70余畝，但全家男女老幼共計16口，9個勞動力，人均土地才4畝3分多一點，每個勞動力耕地面積將近8畝，勞動力頗有剩余[62] 。自從乾隆二十九年弛苗、漢之禁，大量漢族移民即“客民”涌人苗區，他們通過各種途徑侵占苗民土地，更加劇了人地矛盾。據記載，“客民”們“始則以貿易而利其財，繼則因帳債而占其地，在客民侵占日見其多，則苗疆田畝日見其少。是以積忿相仇，猝然燒殺起事”[63] 。魏源在永綏作了實地考察，總結當地情形時說道：

“永綏城外，寸土皆苗，不數年盡為民地”[64] 。可見“客民”搶占苗民土地情況之嚴重。苗民的起義口號“逐客民，復故地，就直截了當地說出了這次起義的核心原因　�后，經過反反復復，清廷最后確定的治理苗疆的政策精神也就是和琳擬定的《善后章程》之主要精神。閱讀該章程，不難發現這個章程的中心問題就是解決苗漢之間的土地矛盾，它所確立的總原則是“苗地歸苗，民地歸民”，苗產“內如有漢民侵占之甲，應一并查明，不許漢民再行耕種”，“其原系民地，亦準漢民復業；其余苗寨內漢人所占插花地畝，均應給還苗民管業。庶苗、民寨落，各有界限，不能越畔而耕”。

在漢族移民勢力大的地方，民族矛盾以上述形式爆發，而在漢族移民勢力薄弱的地方，漢人的處境就非常悲慘。如四川敘州、馬邊等地人煙稀少，康雍以后，這一帶無業窮人往往潛入羅羅夷地，認田耕種。他們到了夷地后，與夷族女子結合所生的子女叫做“白骨頭”，羅羅的貴族叫做“黑骨頭”，白骨頭必須聽從黑骨頭的役使，毫無人身自由，更遑論人的尊嚴。到光緒時期，所謂“白骨頭”祖孫父子滋養生息于其間者不下千萬家[65]。

上述史實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問題：人口高速增長，確實給清代社會生活籠罩上一層厚重的陰影。所謂社會矛盾的背后，都隱藏著人口和資源比例失調這一人和自然的矛盾。

汪士鐸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悉心考察后，得出的結論竟和馬爾薩斯駁斥戈德文的一段話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道：”小民累于家口，生計迫于鋪戶之多，糧餉憂于田土之少，不必有權相藩封之跋扈，不必有宦官宮妾之擅權，不必有敵國外患之侵陵，不必有饑饉流亡之驅迫。休養久而生齒繁，文物盛而風俗弊，盜賊眾而有司不能捕，遂畏例而壅于上聞；處分繁而吏議日以苛，遂拘泥而不能破格。雖上無昏政，下無兇年，而事遂有不可為者矣。”

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中這樣說道： “戈德文先生在其全部著作中所犯的大錯，是把文明社會中存在的幾乎一切罪過和苦難都歸咎于人類制度。在他看來，政治條例及確立財產管理是一切丑惡的豐富源泉，是使人類墮落的一切罪惡的溫床。假如情形真是如此，那么，從這個世界上消滅一切丑惡，似乎不是一件絕無希望的事。因此，為了實現如此宏偉的目標，似乎理智就是合適而且充足的工具了。但事實是：雖然人類制度似乎是人類許多不幸的明顯的突出的原因，其實，這些制度與自然法則所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罪惡原因相比，只是輕微而且浮飄的東西。”

是耶？非耶？

上述清代歷史實際上已證明了兩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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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圣訓》卷七十九。

[2]《撫皖奏議》第六十一–六十二頁，道光三十年六月初十日王直：《條陳時務疏》。

[3] 乾隆《元和縣志》，轉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8卷，第1期。

[4]《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擬時務策》。

[5] 乾隆《吳縣志》。

[6] 康熙《東華錄》卷八十九。

[7] 雍正《東華錄》卷十，雍正五年二月庚辰諭內閣引《圣祖實錄》。

[8] 乾隆《東華錄》卷一百五，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乙已諭。

[9] 清初將出關懸為厲禁，《大清律例》卷二十，兵律關律特別做出規定：“凡民人無票私出口外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凡拿獲無票船只私渡民人至奉天、錦、復、雄蓋四城者，船戶民人俱照越渡緣邊關塞律治罪，船只入官。若有票商船私帶票內無名的人，查出，將本人照私渡關津律治罪，遞回原籍，船戶照違制律治罪，船只免其入官。凡山東省登萊等處，有票船只如有夾帶無照流民私渡奉天者，將船戶照無票船只夾帶流民例量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船只入官”。

[10] 何炳棣：《中國人口的研究， 1368-1953》第158–163頁，第383頁。轉引自《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第45頁。

[11] 《三省邊防備覽》八，《民食》。

[12] 《東華錄》雍正朝，第十二卷。

[13] 《清朝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二。

[14] 乾隆《東華錄》卷五十一，乾隆二十五年諭湖廣、江西、四川各督撫。

[15] 《清高宗圣訓》卷八十，乾隆三十二年諭軍機大臣。

[16] 《三省邊防備覽》八，《民食》。

[17] 《清高宗圣訓》卷八十二。

[18] 在這里，有必要區分絕對人口密度和比較人口密度。人口密度還不足以表示人口問題之嚴重或一處過剩人口之多寡。山東、直隸人口密度小于江浙，但這兩省的過剩人口反比江浙多，凡移民殖邊或外出攬工者遠多于江浙。要之，荒漠貧瘠之地，每平方公里二人也會覺得多，肥沃膏腴之地，每平方公里數百人亦可支持。因此人口問題，不是看某地方之絕對人口密度，而是視其比較密度而定。所謂比較密度，即一地現有人口與其物質供給之人口（飽和點）之比。一地人口之飽和點，取決于下列四個因素：1，可耕地面積；2，畝產量；3，手工業、副業生產狀況；4，生活水平之高下。（參閱：G.H.knipps：《The Geography of Population》，geographicaI Journal，Vol．39，1923–l924，PP.46–62）[19] 《乾隆續商州志》九，《書》，王學潛：《上潼商道李公書》。

[20] 俞森：《鄖襄賑濟事宜》，轉引自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

[21] 《清朝經世文編》卷八十四，乾隆二十五年福建巡撫吳士功《請開臺民攜眷之禁疏》。

[22] 《鹿洲初集》卷十一，卷十二。

[23] 《鹿洲初集》卷十一，卷十二。

[24] 《大清律例》卷二十，《兵律》，《關律》。

[25] 《清朝經世文編》卷八十四，乾隆二十五年福建巡撫吳士功《請開臺民攜眷之禁疏》。

[26] 雍正《東華錄》卷十二，雍正六年三月甲戌記事。

[27] 《海門廳圖志》卷二，沿革表；龔自珍《定庵文集》卷上，《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

[28] 《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章。

[29] 任光印、張汝霖：《澳門紀略》上卷，第27頁。

[30] 《硃批諭旨》第四十六冊，第二十六-二十七頁。

[31] 陳澤憲：《十九世紀盛行的契約工制》，《歷史研究》1963年，第1期，第頁。

[32] 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所列數字計算。

[33] 季春輝：《清代的美國華僑與唐人街》，《清史研究通訊》1986年第3期。

[34] 彭家禮：《十九世紀西方侵略者對中國勞工的擄掠》，《經濟研究所集刊》第1集1979年第253-254頁。

[35] 《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1輯第1冊，第34頁。

[36] 同上，第13頁。

[37] 同上，第14頁。

[38] 郭威白：《馬來亞中國人在發展當地經濟中的地位》，《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59年第4期，第83頁。

[39] 乾隆《東華錄》卷三，乾隆元年二月己丑諭。

[40] 乾隆《東華錄》卷一，雍正十三年九月壬午諭；同書卷二，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辛丑諭。

[41] 乾隆《東華錄》卷三，乾隆元年二月己丑諭。

[42] 乾隆《東華錄》卷七十五。

[43] 藍鼎元：《鹿洲初集》卷一，《與友人論浙尼書》。

[44] 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十七，《鳳臺保甲議》。

[45] 乾隆《東華錄》卷二十七，乾隆十三年五月己丑諭。

[46] 陳鐘珂：《先文恭公年譜》記乾隆八年（1743年）四月宏謀在江西巡撫任內事和乾隆二十三年（1758）七月在江蘇巡撫任內事。

[47] 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第3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48] 同上書，第31、37頁。

[49] 翦伯贊編：《中外歷史年表》。

[5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頁。

[51] 《龔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議》。

[52] 何炳棣：《中國人口的研究： 1368-1953年》，哈佛大學出版社， 1959年坎布里奇版。

[53] 《碑傳集》卷七十四，任兆彪：《安徽巡撫錢公楷傳》。

[54] 《清朝經世文續編》，嚴正基：《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

[55] 這些海盜“本系內地人民，不過因餬口缺乏，無計謀生，遂相率下洋，往來掠食。”見嘉慶《東華錄》卷二十九，嘉慶十五年（1810年）三月辛丑諭軍機大臣等述兩廣總督百齡親往查辦海盜緣由。

[56] 光緒《北流縣志》。

[57] 光緒《北流縣志》。

[58] 中國人民大學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第91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59] 汪士鐸：《續纂江寧府志》咸豐三年以來兵事日月表序。

[60] 同治《上元江寧兩縣志》卷五，江寧鄉鎮條內載陳墟橋去南京城30里，其地是南京附城的鄉村。

[61]《鳳凰廳志·天章》，該章程又稱《湖南苗疆善后六條》。

[62]《乾隆六十年·苗匪檔》。又：據考察，1949年以前，鳳凰縣苗族地主龍云飛家的上等長工配一頭上等耕牛，每年可耕田24畝。據此推算，吳八月家存在剩余勞動力。

[63] 同(61)。

[64] 魏源：《圣武記·乾隆湖貴征苗記》。

[65] 光緒《敘州府志》引《馬邊廳志》。

[66] 汪士鐸：《乙丙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