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流向的變動

與歷代相比，清代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流民的存在是種社會常態。歷史上，只有在天災或戰亂時期，社會上才存在大量流民，而清代自始至終都存在為數不少的流民，而產生流民的社會原因到乾隆以后也發生了變化。

考察起來，在乾隆以前，流民產生的社會原因和以前差不多，仍是由于戰亂和災荒造成。清政府解決流民問題的政策，要點就是“資送回籍”，“安插復業”，在土地和人口比例基本協調的情況下，農民和土地重新結合有可能性。

到了乾隆時期，流民日漸增多，“資送回籍”者中”其實在安插復業者百無一二”[1] ，統治者也醒悟到了這一點。《清高宗圣訓》記載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弘歷的經驗之談：“今經日久體難，流民中謀生者悉系故土并無田廬依倚之人，而必抑令復還，即還其故鄉仍一無業之人耳”。鑒于游離于土地之外的流民已無可能和土地再度結合，他認為應該改變“驅人歸農”的傳統方針：“流民故鄉既無生計，四出傭趁即授之古人無常職，轉移執事之條，未始不可俾之并生并育，又何至束縛驅策，強以勢所不能堪？”

乾隆以后，流民的存在成為社會感到的經常性威脅，各類記載中都有反映。王直在奏疏中指出：“然今日所患，則莫甚于游食者多。臣壯年時，聞父老所傳，謂往時一鄉一集，其游情無業者，率不過數人，眾皆非笑，無所容身。今則數百家之聚數十人不等，習以為常。鄉里如此，城邑可知，此語已逾二十年，今當更甚。” [2] 當時，已不僅僅是農民不能重新和土地結合，城鎮中也存在大量失業手工業者，如蘇州的緞工、紡工、車匠等各類工匠，“向時頗樂業，今則多失業矣”[3]。

京畿數百里之內，聚集著“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的漢軍旗人[4]，人們也漸漸明白了當時的“游民”和古之“游民”情況不一樣：“古之游民者，舍業而嬉，故可驅而返之四民之內，今之為游民者，無業可入。” [5] 這些“游惰無業者”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無疑是過剩人口，和過剩人口大量存在相伴發生的必然是饑餓。

前面已談到過，糧食短缺已成為籠罩整個社會的沉重陰影。為了謀生，一向視離鄉背井為最大不幸的中國農民也只得開始流徙。這時的移民不同于歷史上的移民。清代以前的移民，主要是由于華北地區的日漸干旱化，使北方人民面臨雙重壓力：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干旱對農業的影響，于是北方人民有不斷南移的趨向。而清代的移民方向則是自東而西或自南而北，由人口密度大的地區向人口密度小的地區流動，意在追求生活資料。這種人口流向是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因為已開發地區如東南五省（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江西）以及北方三省（直隸、山西、山東）的環境容納量已達到極限：人口相對土地來說比例很高，農業資源已充分開發，以織助耕之類的手工業也很發達。一句話，在當時的技術水平下，這些地區的生產潛力已挖掘得差不多了。而開發中地區如黃淮平原（河南、安徽）、長江中上游（湖北、湖南、四川）、西北與東北地區的特點是人口與土地比例相對較低，農業資源和其他資源均有很大的開發余地，手工業生產也相對落后，如加以適當開發，還可以容納更多的人口，故當時人們蜂擁而至這些開發中地區–這是社會自發的解決對策　�后，隨著人口壓力的日益明顯，清政府的對策也由原來的“資送回籍”變成聽其自然了。

漢族人民北移在18世紀就開始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記載說，“每年往來口外墾地者多至十余萬人” [6] ，政府不得不令有司查明造冊。這些流往口外的人以山東人為主。博明《鳳城瑣錄》記載：“奉天南濱大海，金、復、蓋三州與登、萊二州一衣帶水，于是各省咸為魯人所據。如鳳凰城本極邊鄙之地，然山瞰水涯，茅屋數畝，問之，悉為魯人所葺所墾。”“嘗觀《廣志繹》謂滇省皆為贛人所占，予謂魯人之在遼也亦云然。”蒙古移民，亦以山東人為多，直隸人次之。偷越的路線，一條是長城各口，康熙末年時，山東人出口種地的已經有十余萬人了 [7] 。到乾隆末年，山東直隸出口種地貿易的更不可勝數 [8]。在不可遏止的漢民北移潮流面前，最高當局不得不弛貧民出關禁，將視為“龍脈”的發祥地對流民開放 [9] ，并特地向滿洲委派了漢族官員前去治理移民區。此后，漢民北移的潮流更是不可阻擋，18世紀末滿洲地區的人口大概已超過100萬，到了19世紀中期又翻了兩番 [10]，滿洲成了一個漢族移民世界。

再來看看自東向西的移民潮流。據時人記載：“益州沃野千里，地肥美，民殷富，三楚三吳流徙之眾皆聚其間。川東北邊境沃土不及川西，而地廣賦輕，開墾易以成業，故流徙亦多。”

雍正五年（l727年），“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相率遷徙四川者不下萬人。[12] 陜西人多地少，百姓亦多往四川開墾[13]。降及雍乾之間，湖廣、江西、廣東等省移往四川的更多，疆吏屢請禁止。乾隆認為：“今日戶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過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養無籍貧民” [14]。 “況此等無業貧民轉徙往來，不過以川省地廣糧多，為自求口食之計，使該省果無余田可耕，難以自贍，勢將不禁而自止。若該處糧價平減，力作有資，則生計所趨，又豈能概行阻絕？”[15] 因流徙者日多，原來地廣人稀的地方逐漸變得人口稠密，人們常常一徒再徙：“雙川距吳、楚稍遠，其他之肥饒較川、楚邊境為勝，謀食更易，故吳、楚之僑居蜀者，又復轉徙漢川。”[16] 清政府也有意識地將移民導向西北地區，以解決內地無業貧民的生機。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弘歷兩次頒布上諭，鼓勵移民西北：“緣邊一帶，如安西辟展烏魯木齊等處，地方膏沃，屯政日豐，原議招募內地民人前往耕種，既可以實邊儲，并令內地無業貧民得資生養繁息，實為一舉兩得。”“現在災民流移甚多，……此時謀生貧民，勢不能不聽其轉徙；則尋之其就樂土，乃極可乘之機會” ，甚至還流露出急不可待的心情：“此等待食之民向外多移一人，即少耗內地一日之粟”[17]。

但到了清中葉以后，各地都感到“人滿”之患，這一點表現在各省人口密度都大大增加。

這些開發中地區人口密度增大得如此之快，農業潛力的挖掘速度自然也增快。在初期，這些從開發地區遷徙去的移民，確實起到了傳播先進生產技術和開發落后地區的作用。但隨著人口暴增，開發中地區人口和土地之間的平衡關系也就被打破，全國各地的物質張力都已達到極限，只能滿足最低限度的糧食供給，調劑豐歉年間糧食供應的常平倉到嘉慶年間已有名無實，整個社會毫無剩余應付任何突然事變。到了這種時候，人口流動不但再不能解決饑荒問題，反而是饑荒的擴散。

饑荒年代，流民所到之處，糧價都大幅度上漲。如陜西的西安、同州等地，每遇饑饉，人民成群結隊流往商州，給商州帶來極大的壓力。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時，商州的收成還算一般，但由于大量流民徙入，使該地在冬春之際，“米價騰踴，斗值制錢五百五十文，民以大困。”因此，商州的地方官抱怨說：“由是言之，商即不饑，而秦饑即商饑也。”[19] 陜西、河南的流民大批涌往襄陽“逐熟”，地方官叫苦不迭：“今流民就食益眾，……來日益多，粟日益少，價日益增，粟日且盡。昔不思于外省之民饑，今深憂乎本境之民餒也”。

在廣東沿海地區，還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候鳥人口”。當時，臺灣還是未開墾的沃土，閩粵濱海州縣人民，常常春時至臺灣耕種，秋收時回到故鄉[21] ，其中廣東潮惠地區在臺灣耕種的客莊中居住不下數十萬人。藍鼎元于雍正八年（1730年）撰《鎮平縣圖志》，該志記載：“（鎮平）田少山多，人稠地狹，雖有健耜肥牛，苦無可耕之地，群趨臺灣墾辟成家。臺中客子莊數十萬眾，皆程、大、平、鎮人民，而鎮平尤倚賴之，竟以臺灣為外宅。”[22] 兩年后，他又在《粵中風聞，臺灣事論》中記載道：“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于歲終賣谷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23] 康熙六十年（l72l年）米一貴在臺起義反清，事敗后，清朝廷為防事端再起，遂嚴渡臺之禁，不但禁內地人民渡臺，即臺灣民戶回內地搬取家眷，也在被禁之列，犯者以“私渡關津律治罪[24] 。但人民為生計所迫，偷渡如故，“因甘蹈偷渡之衍，不肖客頭奸艄，將船馭至外洋，如遇荒島，詭稱到臺，促客登岸，荒島人煙斷絕，坐而饑斃，俄而洲上潮至，群命盡歸魚腹。因礙請照之難，致有亡身之事。”[25] 為尋求活路不少人就這樣冤枉送命。

總之，當時凡有地可墾的沿海島嶼和三角洲，都有人前去開墾。浙江溫州、臺州之間的玉環山，雍正初年聚集了許多開墾土地和掛網捕魚、刮土煎鹽的人，由于生聚者日眾，雍正六年，清政府設玉環廳以治其地（即今玉環縣）[26]。海門廳（今江蘇海門縣）的產生也是移民開墾的結果。

該地原是海天蒼茫，四無人煙的沙洲，康熙年間由通州及崇明縣人分領墾種，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就成為炊煙起如云海的都邑，政府特設海門廳以治其地 [27]。

當隙地開辟罄盡后，人口過剩就成為全國性的問題，整個社會既已失去內部調節的可能性，于是大批人流涌向海外，華工出國的經濟背景就是人口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