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生育文化

考察歷史現象，我們必須承認經濟因素的決定意義。但這只是說，對歷史每做出一種解釋，都必須首先考慮社會經濟狀況，其他一切因素卻并不因此被規定處于被動的無動力狀態。我國獨特的生育文化之形成，就不僅僅只有經濟因素的作用，還有深刻的政治和精神因素的力量滲透其間。

追溯中國的人口增長機制，首先必須探究中國封建社會的大政治背景。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國”和“家”相通，君權和父權相互為用。作為生產和生活單位以及社會細胞的家族，同作為上層建筑的統治機構的“國”是一種宗法同構體，民順、臣忠、君仁的政治倫理關系是子孝、婦從、父慈的家庭倫理關系的擴大。以父家長制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組織，一直是中國封建國家官僚政體賴以利用的基礎。統治者直觀地認識到，宗法制社會組織是他們治國平天下的命脈。因此，孟子總結統治經驗時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長期的社會實踐和封建統治經驗，使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家深諳這一社會哲理：“立宗原以佐治”[2]。

“若宗子法立，則人知遵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3] “宗法者，佐國家，養民教民之原本也。”[4] 在這樣一種強烈的家族本位主義涵蓋下，勢必導致家族不斷擴大其內部人口容量。

對于家族來說，其本身也有一種無限擴大的內在沖動。歷史上，中國人從來沒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人，完全被湮沒在親族群中。人們總是以家族作為生活的起點和歸宿。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家族的力量當然與人口數量成正比，人數越多，力量越強。在“人治”社會里，調節人們關系的原則不是法律，而是家族表現出來的力量。在封建政權力量未能真正延伸到的廣大鄉村更是如此。直到解放前，人們在解決各種爭端時憑借的手段還是宗族勢力。人多勢大的家族往往恃強為勝，占盡上風，人丁孤單的弱族則往往處于受凌虐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一則提供了自衛力量，二則伴隨人口增多，科舉入仕的人也可能越多，家族的政治勢力也就越強，和其他家族進行政治較量時越容易獲勝。因此人丁興旺自然而然也成了家族繁盛的標志。正是這種自衛和生存競爭的需要，使封建家族產生一種無限擴張人口容量的內在沖動。

再來看看生育文化的精神因素。

早在商代，我國就有了“多子孫甲” [5] 的思想，以后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思想家都對這一思想加以弘揚闡釋。如孔子認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恥之。”[6] 意即統治者的重要任務是使人口眾多，增加人口。如果不能增加人口，出現了地多人少的情況，則是統治者的莫大恥辱。孟子則強調：“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 [7] 認為眾多人口是統治者的寶貴財富之一。荀子也有類似的看法：“土之與人者，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8] 都一致強調增加人口。這些人都是中國文化及中華民族性格的塑造者，他們的理論不但為統治者的鼓勵生育政策提供了決策指導，而且通過春秋后發達的平民教育得到廣泛的傳播，沉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層結構中，“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成為社會各階層恪守的道德規范。這樣一種精神基礎上產生的倫理責任觀念，對人們的生育行為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在中國，無論是鐘鳴鼎食的貴族，或詩禮傳家的士族，還是朝不保夕的平民百姓，都是以“多子多孫”為福，而不像歐洲早期貧困階層多生多育，富裕人家少生少養，二者的生育水平有很大的差異。

我國封建統治者和人民追求人口增殖，還有經濟上的需要。在統治者來說，人民是他們謀取物質資料的手段。作為征稅對象的人口，數量自然多多益善。因此歷代統治者出于富國強兵的財政目的和政治目的，采取了不少措施鼓勵人口增殖。越王勾踐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就是著名的例子。

我國傳統的小農經濟以家庭為生產單位，這就使每一家庭都有擴大其人口容量的需要。這主要由兩點因素引發：

1．傳統農業經濟的生產方式是種薄型平面墾殖，產量的增加依賴于勞動力的不斷追加投入。這種生產方式對勞動者的技術素質要求不高。生產技能的傳授、通過日常生活就可實現，文化科學幾乎處于被摒棄的邊緣。培養勞動力的成本極低，兒童一旦可以料理自己的生活，就成為勞動力。人手–絕不是人才–的投資是傳統農業經濟中最大的投資。就這樣，人口就像不斷分裂的細胞，在中國社會盛行的多子繼承制度的催化下衍生出來，形成不斷增生的人口再生產單位。

2．在土地–不管是自有還是租佃而來–足夠的前提下，每個家庭的生活水平，主要是隨家中消費者和勞動者的比例的周期性變化而升降。一般而言，在不需要供養老人而又無子女時，也就是消費者對勞動者的比例是一比一時，家庭經濟情況最好。在沒有勞動能力的消費者（兒童和老人）至多時最差。因此，衡量小農家庭經濟興旺與否的標志是勞動力的多少，這種情況促使人們最大限度地壓縮勞動力再生產周期，養成普婚、早婚、早育、多育的風尚。

在上述的政治、精神因素及經濟需求三種因素交織作用下，形成了中國生育文化的特殊價值觀：多子多孫多福。

人是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這一矛盾構成了一把雙刃劍的兩個鋒面。我們傳統生育文化的特點是，只看到了這把劍的一面：人是生產者，而沒有看到另一面：人是消費者，因而崇尚無限制的多生多育。

歷史是精神的實現。這種生育文化對人口發展的影響，就是中國人口在 2000 多年里的數度大起大落中緩慢增長，到了18 世紀，終于導致人口生產和物質資料生產的嚴重失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