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種種
人口過速增長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了極大的壓力，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首先，人口壓力使中國經濟中積累和消費的矛盾愈演愈烈，龐大的新增人口所需的消費資料令社會感到不堪負擔，這就造成了這樣一種后果：在人民基本消費殘缺不全的情況下，積累饑渴依然存在，對被擠壓到最低限界的消費還時有冒犯，所謂“高積累”都是通過侵吞消費實現的。
第二，福利性的全面就業政策導致企業效益下降。青少年和婦女就業問題及消滅“產業后備軍”的嘗試給中國造成了嚴重的就業壓力，全面充分就業政策迫使企業的經濟活動以勞動力投入量為中心展開。
全面就業政策只是從表面消融了就業壓力，將明顯的過剩人口暫時變為潛在的過剩人口。這些就業措施發展到后來成為中國經濟生活的一大頑癥，既損害了微觀效益，又成為宏觀生產和消費關系最薄弱的突破口，并使效率和平等的矛盾特別突出。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有社會主義制度對人民的經濟生活進行調節平衡，使人民在物資嚴重短缺的情況下仍能進行低效率生產并且平均分配產品，但卻使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變形為“各盡所能，按不足的低需求分配”。這種分配法則又妨礙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生產在更低的效率下進行，形成了人口和經濟發展的逆向效應。
第三，導致了嚴重的農業危機。人口膨脹使早就存在的人地矛盾日趨尖銳，人均耕地面積不斷下降。糧食總產量雖然不斷提高，人均糧食產量增長卻異常緩慢。
明確揭示了中國存在著邊際效益下降的農業危機。這種危機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由于人口增長機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交織作用，使農業中的規模經營不僅沒有相應的規模效益，反而造成了嚴重的規模負效應，阻礙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
中國總人口中近80％，勞動力近75％（3億5,000萬）集中于農村，這么多的人在如此狹小的經濟活動空間里從事生產，其中已隱含著嚴重的潛在失業（隱蔽失業），再加上大鍋飯已成了人們懶散的心理寄托，所以，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效益遠遠不能抵銷在人口壓力下經濟總體的低效運轉造成的人力的浪費。據分析，中國糧食總產量增長額中靠增加勞動力投入而增長的部分為59％，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僅為41％。1952–1978年農業國民收入增長因素中，增加勞動力投入量的貢獻平均占78．2％，勞動生產率提高因素的貢獻僅占21.8％[1]。這樣的結果，并不說明中國糧食產量的增加，農業國民收入的增長依靠農業勞動力投入的增長，而應該說是過多的勞動力投入到有限的土地上這種過分集約化經營，限制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中國農業不能從勞動密集型過渡到技術密集型，表面上的農業生產水平提高就這樣掩蓋著實際上的農業生產邊際效益下降。
二、農業生產結構單一化。由于人口壓力和其他種種原因，糧食供應總是處于匱乏狀態。為了解決糧食匱乏，政府被迫采取“以糧為綱”的政策勉強解決糧食供給問題，但卻使農業生產迅速單一化。
農業生產單一化強化了傳統農業生產中慣用的薄型平面墾殖方式，使利用空間非常狹窄單薄，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作用極大。
三、環境功能的破壞。主要表現在毀林開荒上–各地森林被大量砍伐的結果，使森林覆蓋面積大大減少。1982年全國森林覆蓋率僅12.5％，居世界120位之后。目前全國人均森林面積僅1.8畝，不到世界人均15.6畝的八分之一，而且分布極不均勻。植被的破壞，加劇了水土流失，致使中國現在水土流失面積達150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水土流失量最大的國家之一。據統計，中國每年流失的表土在50億噸以上，相當于每年流失4,000多萬噸化肥，造成100多億元經濟損失。
中國人口每年以1,400萬的速度在增加，耕地近幾年則以每年700萬畝的速度在減少，這種尖銳的矛盾對農業環境產生越來越大的壓力和沖擊，形成了破壞生態平衡、強化貧窮落后的動態惡性循環。
第四，使中國城市化道路病態發展。在日益嚴重的人口壓力面前，為了防止“城市人口膨脹病”，政府只得依靠計劃經濟體制的相應政策和行政措施（如戶籍管理制度及配套的生活必需品供給制），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資金、商品、物資、信息交流都在政府嚴格控制下進行；與此同時，還通過提高設市立鎮的標準限制小城鎮發展，城鎮人口的比重始終被人為控制在總人口的10％至20％之間，直到70年代末才稍有上升。
這些措施雖然遏止了城市人口膨脹，但卻限制了城鎮化水平，強化了經濟結構中的二元對立（即城市和鄉村的對立），城市和鄉村處于隔絕狀態。尤其是城鄉就業體制的割裂，使農村人口向城市和大工業的轉移不能實現，甚至在農村內部，農民向非農業部門的轉移也一直受到壓制，農民長期被排斥在現代化進程之外。由于他們生活在落后的社會氛圍中，文化素質非常低下，由此又造成了中國農村高生育率的持續性，及由此而來的農村人口比重驚人的穩定性。從1952年到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僅由87.5％降到82.1％，年平均下降只有0.25％。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力比重由88％降至76.1％，年平均下降也只有0.56％。
人為地抑制城鎮化，導致城鎮化進程大起大落。
城市規模雖然勉強被控制住了，但是農村卻發生了真正的人口障礙。1962–1974年，年平均出生率高達33.43‰，平均每年出生人數2,617萬，新生人口大多在農村，這種狀況造成了由于經濟活動空間受限制而產生的農業危機。農民收入增長非常緩慢，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難度更大：
消滅城鄉差別成了紙上談兵。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每個家庭的經濟活動都受到極其嚴峻的資源約束，過去潛在的失業人口明朗化為切切實實的剩余勞動力，于是突發成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
第五，獨生子女問題。這個問題有兩點值得一提：（l）目前突出的獨生子女問題是50年代中后期生育高峰的歷史潛伏點。（2）獨生子女的教育問題由于其父母經歷60年代的教育低谷而顯得特別突出。
人類的生殖有其延續性和周期性–因為在較正常的社會條件下，一般不會出現較高的人口死亡率，可略去死亡率因素–前一個時期的生育高峰在以后會復制出現，形成有規則的波浪形年齡結構。
50年代中末期出生者在70年代中末期和80年代初進入高峰育齡期（20–29歲年齡組），總數約達6,380萬人，占育齡婦女總數的27％。統計數據證明，20–29歲這個組中，中國獨生子女率相當高，除稍低于匈牙利（25-29歲組為30.7％）和葡萄牙（25-29歲組為30.5％），高于世界其他58個國家，達30.2％，就連7個發達國家的平均值（25-29歲組為29.8％）也低于中國，更不用說發展中國家了。
為了重塑人口增長機制，控制生育高峰期出生者的生育率是必要的，但也使我們面臨一個日益迫近的新的社會問題：獨生子女問題。這一問題還由于中國生育高峰和教育低谷的相隨出現而更形嚴重。
50年代中后期出生者恰好經歷了60-70年代的教育低谷，因此這一代人文化水平普遍低下，這對孩子各方面的影響甚大。據美國小兒臨床學家納特爾等人的研究，獨生子女問題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因父母錯誤的教養態度而產生的獨生子女教育問題，二是因家庭缺乏特定教育因素（兄弟姊妹）而引起的獨生子女本身的問題。這兩類問題中國都普遍存在，尤以前者更為突出。事實證明，父母文化程度低，子女犯罪可能性大。據馬總進、李勇鋒在《中國文化報》撰文指出，對上海市少管所一男一女兩個中隊333名少年犯的父母文化程度進行的調查表明，少年犯家長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其中文盲、半文盲、小學文化程度的就占76·9％，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5.7％，盡管不能據此得出結論，父母文化程度的高低與子女犯罪與否存在著一一對應的關系，但從總體上說，確實存在著父母文化程度越低，子女犯罪可能性越大的趨勢。
這些問題，目前還僅僅露出一些苗頭，在未來的年代里，它們帶給社會的困擾比目前還要大得多。對此，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并采取預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