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轉變和經濟起飛

西方人口學家湯普遜（W·S·Thompson）、諾特斯坦、布萊克（C.P.Blacker）、朗德里（A.Landry）等人，根據他們對西歐各國的經濟發展進程及人口動態變化過程的研究所得，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轉變”理論。這一理論認為，西歐等經濟發達國家的人口變化都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第二階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第三階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變化稱之為“第一次人口轉變”，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變化稱之為“第二次人口轉變”。實現第一次人口轉變的國家進入人口高速增長時期，人口發展潛力極大。7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一直處于第一次人口轉變過程，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采取了日益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才進入第二次人口轉變過程。

“經濟起飛”這一概念最初是由羅斯托在《經濟成長的階段》一書中提出，特指從落后經濟向發達經濟的躍遷，其實現標志是經濟高速穩定增長，人均國民收入提高，與工業化進程相一致的產業結構的根本轉變。

世界歷史發展進程表明：人口轉變對經濟起飛影響至大。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口轉變是個自發過程，歷經時間長，而且政府沒有通過人為因素引導人口轉變為經濟起飛和產業結構轉換服務，因此人口轉變起始點和經濟起飛起始點不一致，從而對經濟起飛產生了種種不利影響。如英國人口轉變起始點滯后于經濟起飛起始點，它于1760年開始工業革命，但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期，英國出生率一直保持高水平，自然增長率穩步上升，直到19世紀末工業革命完成后，才開始第二次人口轉變。這就是英國在整個工業革命時期面臨勞動力過剩局面的主要原因。這種人口過剩，馬爾薩斯視之為人口絕對過剩，馬克思則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人口規律所致。

日本、新加坡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關鍵原因在于它們在經濟起飛的同時完成了人口轉變，從兩方面為經濟起飛提供了條件：（1）提供了良好的年齡結構，主要表現在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斷上升，為經濟起飛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同時減少了產業結構轉變時摩擦因素的作用，避免了結構性失業的出現。（2）人口轉變過程中，人口撫養系數迅速下降，減輕了一國的人口負擔，有利于增加積累和籌集生產資本。

如前所述，中國自70年代末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開始進入人口轉變階段。同時進行的經濟改革則成為中國可能的經濟起飛初始點，因此中國達到了日本、新加坡所具備的人口轉變和經濟起飛起始點一致的條件，這表明以后的人口年齡結構能為中國可能的經濟起飛提供充足的勞動力資源，減輕人口負擔。從本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中國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比重從1980年的33.23％下降到21世紀初的20％，約下降13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比重上升6％，相應的勞動力年齡人口比重增加7％，總撫養指數從1980-2005年下降17個百分點。總撫養指數大幅度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長率降低使新出生的少年兒童的撫養指數下降13％所帶來的。上述指標已大致勾勒出中國在21世紀初以前所具備的良好年齡結構，這種年齡結構可為經濟起飛創造良好條件。

但是，日本和新加坡之所以成功，不僅表現在人口轉變和經濟起飛起始點一致，而且還因為它們成功地在人口轉變完成期限內實現了經濟起飛，使人口轉變期間良好的年齡結構成為經濟起飛內最佳年齡結構。這種“佳”就表現在經濟起飛和人口轉變這兩個時間變量天衣無縫地吻合。稍有區別的只是日本人口轉變速度更快，強度更大，因此在人口轉變后年齡結構迅速老化。如和第一個由于出生率下降走向高齡化的法國相比，1776年法國老年人口比重4.4％，1921年上升到9.1％，前后經歷了145年。而日本老年人口比重從1950年4.9％上升到1980年9.1％，只用了30年時間。到本世紀末，日本老年人口比重將達16％，從4％到16％，歐洲發達國家經歷了一個多世紀，而日本只用了50年時間。

采用β＝2.0預測方案考察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年齡結構有關指標時就會發現，中國人口轉變，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速度之快，與日本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中日在人口轉變初期老人比重基本一樣，在5％左右。但以后的相應年份是中國老人比重日益高于日本，其差值從當初的0.2％增加到50年后的4%。從21世紀20年代起，中國人口年齡結構開始惡化。

老人比重將從21世紀初的10％左右上升到2030年的19.13%，老人撫養指數從21世紀初的13％上升到2030年的30.8％，總撫養指數也急劇增加27個百分點左右。快速的人口轉變及人口年齡結構急速老化的趨勢，要求中國在21世紀前良好的年齡結構期限實現經濟起飛。否則，中國會陷入另一種人口-經濟困境，即一方面經濟仍然相當落后，另一方面因為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人口負擔重新加重，成為阻礙經濟起飛的新包袱。那時的人口-經濟問題就完全是由于人口年齡結構老化所致：（1）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將引起勞動力資源缺乏，會阻礙產業結構的轉換。加上與其同時出現的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勞動力總的應變能力（知識老化、陳舊，接受新東西遲緩等）的下降更會成為勞動力流動及產業結構轉換的障礙。（2）人口年齡結構迅速老化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贍養老人的經濟壓力。目前西方國家已經對養老問題力不從心，中國在經濟起飛之前遇到養老問題更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大負擔。（3）由于中國老年人絕對數大，老年人家庭生活、收入保障與經常性護理、住房、社會福利等問題將更加突出。

總之，在第二次人口轉變過程中，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將經歷如下變化過程：

年輕型 → 成年型 → 老年型

增長型 → 穩定型 → 減少型

這種人口年齡結構的急劇老化對中國的經濟起飛提出了時限，如在時限內未能實現經濟起飛，就可能演化成新的人口-經濟壓力。